明清时期中国古代媒介批评述论

【摘要】明清两朝邸报成为朝野士大夫知识分子政治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人们对邸报功能的认识日臻深化。媒介批评的主体虽然仍是官方意识形态的直接表达，但不满于统治者过度控制报道致使新闻传播机构陷于无报道素材的状况，社会上出现了为新闻传播争取生存空间的声音。清末近代化报刊诞生之后，中国古代的媒介批评在批评主体、理论资源、批评视角等方面都发生了有意义的转变。虽然媒介批评在总体上呈现出视角单一、方法简单的倾向，但在加速中国古代报纸没落的过程中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关键词】明清时期；媒介批评；视角；方法

人类的新闻传播总是在某种既定的利益和利害关系的舞台上展开的现实活动，其活动的结果必然又会生成某种新的价值关系。明清两朝，中国古代新闻传播出现了新的景观，不仅封建官报的发行体制更加完善，而且起源于宋代小报的民办报纸亦获准公开出版，成为社会上的一项公开事业，媒介接触成为朝野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日常功课，是他们政治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新闻活动范围的扩大，使得反思新闻活动的媒介批评日渐活跃，成长为制约新闻事业发展的一种社会性因素。本文通过挖掘相关史料，力图对明清时期中国古代媒介批评的主要内容与特色，略作梳理和探讨，冀为中国古代新闻事业研究提供另一线索。

一

元代民间的新闻传播活动虽然大量存在，但政治体制不周延，信息传播系统不完善，加之元朝国祚短暂，所以现存的文献典籍中，鲜有元朝的媒介批评资料可供征引。“中国封建社会的新闻事业，到明代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封建官报的发行体制更加完善。渊源于宋代小报的民报报纸获准公开出版办报成为社会上的一项公开职业，并且出现了使用活字印刷的报纸。”［1］185而且，“新闻”“消息”“讯息”“音耗”等词汇，在当时的社会中已被大量且经常地使用。随着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明代的媒介批评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具体表现在由于邸报与生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社会作用日益扩展和增强，多次出现主动利用报刊制造舆论进行政治或军事斗争的伪造章奏事件［2］，因此，人们对邸报功能的认识也渐有扩展，臻于深化和全面，从而使得明代媒介批评的视角出现了很有意义的延展和转变。

虽然与其他封建王朝一样，明代的媒介批评主体并不仅限于统治者一隅，但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也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3］明代统治阶级出于维护统治秩序的需要，从政治角度对媒介的限制和批评在明代的媒介批评序列中，仍然占据着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地位。明太祖朱元璋非常重视信息传递工作，他曾特别叮嘱通政司第一任主官说：“卿其审命令以正百司，达幽隐以通庶务。当执奏者勿忌避，当驳正者勿阿随，当敷陈者勿隐蔽，当引见者勿留难。”［4］对信息传播机关寄予了殷切的希望。明代皇权高度集中，对邸报的传发管理非常严格，由于明代邸报长时期大部分是非印刷品，在辗转抄传的过程中，笔迹混杂，很容易增损作伪，这使邸报成为进行政治斗争的有力工具。

于慎行《谷山笔麈》卷十一《筹边》有云：

近日都下邸报有留中未下先已发钞者，边塞机宜有未经奏明先有传者……幸而君上起居，中朝政体，明如悬象，原无可掩。设有造膝附耳之谋，不可使暴于众，居然传播，是何政体。又如外夷情形，边方警急，传闻过当，动摇人心，误事大矣。报房贾儿博锱铢之利，不顾缓急。当事大臣，利害所关，何不力禁。［5］

其批评口吻和理路，与宋代周麟之的《论禁小报》几乎毫无二致。这是因为，批评者的阶级地位相同，面临的传播问题相似，所以他们对待媒介的态度也就无多区别。但时代毕竟在前进，面对统治者过度控制报道、信息闭塞的局面，社会上的反对声音越来越洪亮。

明代万历年间曾一度实行过严格的新闻检查，致使新闻传播机构顿时陷于无报道素材的半瘫痪状态，许多习惯于从邸报上获取信息的官员不以为然、颇为不满。南京户科给事中段然大声疾呼道：“禁科抄之报，不使謄传，一世耳聋，万年长夜。”［6］需要指出的是，段然的这一批评文字，恰被刊于邸报，因而在当时腾播众口，影响广远。作为“中兴英主”的崇祯皇帝，比起他的先辈来更加热心于新闻控制，即位伊始即宣布道：“各衙门章奏，未经御览批红，不许报房抄发，泄露机密，一概私揭不许擅行抄传，违者治罪。”［7］这一政策激起了文官集团的严重不满，刑部左给事中左懋第上疏争辩曰：

奏疏发部，有必当密者，有不必密者；有可密于事先，而不必密于事后者，有当密于今日而不必于明日者。如事关兵机，方且动于九天，藏于九地，何可不密也？如警报何边，寇扰某地，动静之情，胜败之事，廷臣知之，以便各献刍荛；各要害知之，以便共图备御，何当密也？况邸报之抄传有定，道路之讹言无端，疑揣转甚，张皇孔多。廷臣纵有所闻，未免因而箝口，何可密也？如制边之策，诸臣有密奏，密之可也，边已安矣，仍当使廷臣知其何策以安边。剿寇之谋，诸臣有密奏，密之可也，寇已平矣，所当使廷臣共知其何策以剿寇。此可密于事先，而不必密于事后也。如逮有罪之人，不密，恐其将遁；人已获矣，必昭布其所以逮之故。如诛有罪之人，不密，虑其人将自裁；人已正法矣，则必昭布其所诛之实。此当密于今日而不必密于明日者也。盖人臣事君，原无不可使天下共知之言；而朝廷行事，更无不可使天下共知之事。慎密原为成事，事成便复昭然。所谓理本相成，变而不失其常也。臣今日不言，而使朝廷一时缜密之事，因遁沿为故例，甚至科录史馆皆不能启什袭之藏而笔之，而一时之疑信犹其小者，后世之信史何所取裁？且谓壅蔽纶綍自臣等封驳之臣始矣。［8］

这篇媒介批评意味浓郁的文字，透露出与此前有所不同的价值取向。左懋第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邸报传发内容范围控制的必要，而是就“机密”的边界和范围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所谓机密，情况各有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如果不注意加以区别的话，就有可能造成言路壅蔽；控制传抄内容，本是为了控制社会舆论，但如果过多地限制邸报刊登的内容，反而会引起“讹言无端，疑揣转甚，张皇孔多”，造成社会舆论更大的混乱。左懋第还提出：现在的邸报报道，要对后来的历史和史学负责。应该说，这种看法既合情理，又很中肯。尤其是左懋第的论断逻辑和思路显得机巧敏锐，既是以从根本上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作为批评的出发点，又将时、地等因素纳入对传播内容的思考范围，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无独有偶，同时代另一政府官员祁彪佳，也上疏崇祯皇帝，对这个问题发表看法：

事关军情，犹然茫视，迟慢漏泄，为误不小。仰见我皇上深谋远虑，超越千古，盖有见于不密之害也。然圣谕又不尝以某本不妨抄传、某本不应抄传，令科臣看详否。臣愚以为不应抄传者，几先之秘，临事之谋，制胜出奇，呼吸万变者是；不妨抄传者，强弱之分，顺逆之势，去来之状，胜负之常，疆场情形，一彼一此皆是。且以言乎塘报，则将士上之督抚，督抚上之皇上，敌国之人，尚能得诸侦探，岂辇毂之下，不宜公之睹闻？以言乎章奏，则皇上下之该部，该部下之督抚，疆围之外，尚必见诸施行，岂阙庭之前，不许共相昭揭。今各科臣惟漏泄之不是虞，致缄藏之过密，略涉军务，概禁抄传。……自抄传禁而情同射覆，隔若面墙，欲借箸而苦曲折之未谙，欲请缨而惮遥揣之未真。……尔来盗贼纵横，人喜语乱，自抄禁而讹言四起，纷呶万端……忆已巳敌震都城，臣乡两旬邸报不通，谣传日四、五至。……大凡封疆任重，欺蔽易生，自抄传禁而专困之驰奏，俱不得扬言于在廷；言路之纠弹，遂不敢凭臆于局外。……伏乞皇上于诸凡塘报、奏章，苟非密切机宜，外廷必不可预闻者，沛发明旨，照常科抄。［9］

祁彪佳的见解与左懋第几乎完全一致，只是在辩驳的思路上有所不同，他是通过列举禁止邸报传播的诸多害处，以打动皇上取消禁令。

大概是因为持反对意见的官员过多，而且禁止邸报传发确实弊端多多，崇祯皇帝只好作出妥协和让步。他在祁彪佳的疏本上批复道：“言官留心兵计，自可据悃陈谋，岂必尽借邸报，况前谕兵科详审本章，原非概秘示疑。今后除密切事情外，可照常发抄，以信前旨。至召对，朕自酌行，毋庸陈请也。”［9］一向独断专行、自我感觉良好的崇祯皇帝，在汹汹舆论面前，不得不退回到最初的出发点上。这初步显示了媒介批评的强大效果。

虽然明代邸报就其性质而言，无疑是统治阶级的忠实喉舌，是一种体制内的媒介，但明代士大夫知识分子的媒介批评仍然出现了有意味的变化：媒介批评的主题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对新闻检查和控制的否定性评判方面，为媒介存在提供辩护。他们之所以会在媒介批评中为邸报的发展留置了一定的生存空间，是因为与宋代相比，明代士大夫知识分子与邸报的关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媒介成为他们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日常性、不可或缺的因素，没有邸报阅读，他们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就不能抱持正常的平衡：“读报、评报、藏报和利用旧报资料从事著述，已经成为明代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经常性活动，成为他们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1］172换言之，明代士大夫知识分子已经对媒介形成了一定的依赖关系，他们对邸报功能的认识和批评，也必然会超出此前通过一味地封杀媒介存在和发展来维护社会秩序的单一视角，而具有更宽阔的视野，显示出媒介批评有意义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