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诺的红色中国理想【2】

四、反法西斯主义：斯诺访问苏区的新动力

在完成对广州、云南、缅甸、印度等地的旅行采访回到中国之后，按照斯诺的讲法，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旅行者了”。他相信汤姆·密勒的讲法，认为中国将发生“我们这个时代的‘大新闻’”。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日本在亚洲扩张野心的日益加剧令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局势成为西方关注的焦点，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意义上成为国际新闻的“富矿”。这在另一方面推动了斯诺对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红色政权与军队的兴趣——一种基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意义上的新的兴趣。

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对日作战的成败将会影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走向。斯诺深信，美国和包括英法在内的欧洲国家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将不可避免地卷入亚洲战场。日本侵占中国的目的并非为了向俄国开战，而是想以中国为根据地，向整个欧洲的殖民体系发起总攻。美国将不可避免地卷入战争。但斯诺并不希望看到美国卷入战争，因为这违背了斯诺和美国人关于民族平等的普遍信仰。因此，斯诺希望美国能够在远东发挥道义上的影响力，从而使获得民族自由保证的亚洲殖民地人民成为亚洲反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力量。斯诺对于美国远东外交的设想是美国政府放弃在中国的特权，与中国谈判签订一项新的平等条约，并把军队和军舰从东亚撤走。同时，斯诺相信如果亚洲的殖民地人民无法获得战后独立的某种承诺，那么对于他们而言，被欧洲国家殖民和被日本占领的区别其实并不大。只有当他们发现对日作战是在为自己的自由、平等而战的时候，才能最大限度地释放像印度、缅甸这样的殖民地人民对日作战的决心。从斯诺对远东地区反法西斯斗争的构想出发，他认为中国对日作战取得成效在战略意义上是重要的。但斯诺对国民党及其领导的政府一贯在对日作战中发挥积极作用却始终缺乏信心，认为在面对日本的侵略野心时，国民党政府的立场倾向妥协。更重要的是，随着中日战争的深入，斯诺对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国民党政府产生了新的担忧，认为蒋在未来可能使中国有滑入法西斯主义阵营的危险。在中国长期生活的经历令斯诺相信，蒋介石和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同法西斯日本之间，是存在相似点的。“从思想上看，两个政权的差别不大。……蒋介石选择德国军官训练他的陆军，请了意大利人训练他的空军。德国人以‘盖世太保’为模子帮他组织了政治宪兵队‘蓝衣社’。国民党军校教育其学员要像法西斯分子对待‘元首’一样，绝对忠于领袖蒋介石。在国民党‘训政时期’，始终是一党专制；任何反对党派都是非法的。尽管这种专政效率低且不全面，但一旦反对它，只有借助于尚未被国民党完全同化的军阀势力，不然，就得像共产党那样公开领导起义进行反抗，没有民权法案，成千上万人未经审讯就被投入监狱。”［8］161两者在政治思想、国家机器等方面存在很多相似之处，而国民党对日作战又屡有迁延妥协避让表现，蒋介石与日本是否最后会牵手走到一起，这种风险至少在斯诺看来是存在的。

中国必须避免这种潜在的风险，一方面，应该寻找对日作战更加积极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在政治思想上还要更倾向于民主，而不是像蒋介石和国民党那样更接近法西斯主义。如果包括宋庆龄等中国左翼人士对中共的表述是真，那么无论从哪一点来看，中共都符合斯诺的这条标准。中国共产党人可能是更为积极的对日作战力量。同时从中国民主进步的角度出发，在国民党训政时期，中国在事实上处于一党专政的状态。如果要反对这种一党的专政，就必须借助尚未被国民党同化的军阀力量，或者是像共产党那样公开领导起义反抗。斯诺的疑问是：“难道共产党人真的比国民党独裁或者日本人侵占更坏吗？”斯诺野心勃勃地想要去获得第一手的资料来解答这个疑问。在斯诺看来，中国所面临的滑向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才是当时头等重要的危险，而中共所代表的红色力量是避免这种危险的一个可能：“在纳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我同情共产主义，倒不是出于喜欢共产主义的朋友，而是出于讨厌共产主义的敌人。一个时期只能有一个敌人。不是俄国，而正是希特勒，否定了人们的兄弟情谊原则，颂扬野蛮的行径和血腥的迫害。”［8］165

五、结 语

当1937年《红星照耀中国》在欧洲出版后，斯诺作为驻华记者的职业生涯开始走向巅峰。若我们沿着逆时针的方向倒回去追溯斯诺冒险进入苏区采访的原因，则其动力归纳而言基本来自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他内心深处冒险主义的个人情结和对未知世界极强的求知欲，否则他远涉重洋来到中国这样一个遥远和未知国度的动机就难以解释。如果不是冒险所能带给他的刺激与潜在的巨大收获战胜了对前路未卜的恐惧，他便可能由于个人安全的考量而错过进入苏区采访的机会。因而冒险主义的情结和密苏里的文化基因，成为在心理层面理解斯诺的一个关键。

其次，只有冒险情结的刺激和对事实的迫切渴望还是不够的。因为这并不能足以解释斯诺为什么会违背美国传统的价值观而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产生兴趣。通过对斯诺在华采访经历的梳理，笔者认为斯诺对中共的兴趣，应当是由以下因素一点点累积起来的。一是对国民党政府治理下中国社会现实的失望。这种失望自萨拉齐之行开始，经由广州、云南等地的访问而变得越来越深。斯诺放弃了他刚来中国时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抱有希望的观点，对由蒋介石领导中国革命和带领中国实现民族的独立和现代化表示深刻的怀疑。有英雄主义情怀的斯诺由此希望中国能够出现新的“救世主”。与宋庆龄、鲁迅的广泛接触令斯诺的思想开始受到左翼思潮的影响，这种接触令斯诺获得了关于中共和毛泽东的一些零星信息。但是，这种信息一方面因为琐碎模糊而不能令斯诺满意；另一方面，在中国左翼群体里广为散布的对中共的积极评价与国民党宣传话语体系中“土匪残寇”的形象反差巨大。真实的中共究竟如何？这在当时的驻华西方记者和中国社会中已经引起了极大兴趣，作为一名记者，斯诺自然希望能够努力寻找机会进入中共控制的苏区一探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之虚实。

二是中日战事的爆发使斯诺的这种想法变得更加急切。斯诺厌恶法西斯主义，因而他从一开始就对日本在亚洲的扩张脚步抱有警惕之心。同时，由于日本在亚洲扩张脚步所及之处均为欧洲的殖民势力，斯诺出于民族自由的信仰又不希望美国介入欧洲为了保住自己的殖民利益而进行的战争中去，因而希望能够通过对亚洲殖民地人民民族独立的许诺而激起亚洲各国人民反法西斯和对日作战的热情。站在追求民族自由、平等的角度，斯诺再一次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产生怀疑。斯诺对蒋和国民党的厌恶与怀疑情绪随着他对中国观察的日益加深，以至于对蒋的怀疑从其“是否能有效领导中国抵抗日本”发展到“是否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投入法西斯主义的怀抱”。这更增加了斯诺对中共的兴趣，与其说是因为他对共产主义有好感，倒不如说是他对法西斯主义的厌恶和对蒋介石所表现出的法西斯倾向的忧虑。

当然，斯诺对中共的兴趣还有最后一个，也是往往被研究者忽视的一个原因，就是经济上的考虑。20世纪30年代，在斯诺的出生地美国，正经历经济上的萧条。这种经济不景气也波及了远在中国的斯诺夫妇。斯诺当初之所以留在中国就是因为在这里，体面的生活所付出的金钱代价要比在美国少得多。为了维持自己的体面生活，斯诺需要通过工作来谋生。书商一直希望斯诺能够写一本与红色中国相关的、带有旅游性质的书，为此与他签订了合同并预付了一部分稿酬。斯诺需要拿出一部作品来完成这份合同。因而斯诺冒险进入苏区采访的最后一个但应该是最为直接的动力，便是来自书商的鼓励以及为自己在华更好生活的谋划。

［本研究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项目《话语、形象：近代驻华美国记者研究（1911-1949）》2010BXW001及上海市教委一般项目《近代驻华美国记者及报道研究》11YS37的阶段性成果］

（沈荟为上海大学影视学院）

参考文献：

［1］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M］.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7.

［2］S.Bernard Thomas.Season of High Adventure：Edgar Snow in China，California：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17.

［3］约翰·汉密尔顿.埃德加·斯诺传［M］.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

［4］张威.光荣与梦想：一代新闻人的历史终结［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8.

［5］Emily Hahn.China to Me：A Partial Autobiography.New York：Doubleday，Doran and Company，Inc 1944：12.

［6］Helen Foster Snow.My China Years，Beijing：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84.4-5，47.

［7］Helen Foster Snow.His hope towards China，The Kansas City Star，19 Feb，also see S.Bernard，Season of High Adventure：Edgar Snow in China，California：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111.

［8］埃德加·斯诺.复始之旅［M］.新华出版社，1984.

［9］肯尼斯·休梅克，著.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M］.郑志宁，等，译.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2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