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诺的红色中国理想

【摘要】出生于美国令斯诺对中共产生兴趣不应被看作是“理所应当”。抛开斯诺研究中的革命化视角，斯诺在1936年的苏区之行应当自有其因果逻辑，斯诺对中共的兴趣是果，而其个人的性格和文化背景、物质的刺激、来华后的采访经历、与左翼人士的接触等便是因。从斯诺的成长和来华后的经历切入，检视其对中共的兴趣，将有助于我们从新闻活动自身规律的路径梳理出这种兴趣的因果联系。

【关键词】斯诺；红色中国；动因

作为第一个采访苏区的西方记者，近代新闻史研究对于埃德加·斯诺的观照多在“革命史范式”里着力。然而，这种充满了“革命话语”的研究无法解释以下问题：斯诺作为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若从本身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与好恶来看，对一个陌生的共产主义政权产生兴趣应无可能。这种不可能在斯诺来到中国的十几年间如何变为可能？这应当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我们摆脱传统的“革命话语”，从斯诺的成长和来华后的个人经历切入，以观察其个人的生活体验累积与精神思想的演进的方法还原斯诺对中共产生兴趣的历史细节。斯诺为什么会来到遥远的中国？为什么会留下？面对当时力量尚属弱小的边区红色政权，斯诺的兴趣因何而生？又为何愿意冒险亲身探访？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换一个视角重新展开思考。

一、苏区之行的冒险情结刺激与经济诱因

1936年对中共控制下的苏维埃边区的采访，至少在出发之前，在斯诺看来充满了危险：“多年来关于共产党暴行的恐怖故事层出不穷地充斥于中国那些领津贴的本国报纸和外国报纸中，在这种情况下，我在旅途中很少有什么东西可以叫我放心的……这（去延安）要经过怎样的冒险呢？我不知道。”［1］纵使苏区之行看起来充满了危险，斯诺为什么还要坚持？相当程度上这要归因于他个人冒险主义情结的刺激，同时还有物质方面的原因。

斯诺天性中的冒险基因首先来自家族的遗传。斯诺的祖父霍勒斯?帕克斯?斯诺将家族的农场从肯塔基州不断向西扩展，并在堪萨斯州温菲尔德的主要街道上建了一家百货商店，生活的足迹从美国中东部向西部挺进。斯诺将这段家族西进的历史同自己年轻时对探索未知世界的渴望联系在了一起，堪萨斯州以外的世界对于年轻的斯诺而言，意味着无限的可能和无以名状的自由，恰如西进运动中美国人对于开拓西部边境的想象一样。［2］17

同时，冒险的情结又几乎是那个时代年轻人共同拥有的一个文化烙印。斯诺出生在一个马克?吐温和他充满冒险主义的故事风靡的时代里。无论是汤姆·索亚，还是哈克贝里·费恩，马克·吐温小说里充满传奇意味的主人公们让每一个男孩都做起了“马克·吐温梦”。斯诺正是在这样一个充满对冒险的想象的时代中成长起来的，有朋友甚至开玩笑说斯诺是“一边读着马克·吐温的书一边被生下来的”［3］13。

1925年秋天，斯诺进入了密苏里新闻学院学习，成为“密苏里新闻帮”的一员。这种身份不单单代表一种新闻教育背景，还蕴含了精神与文化的传统。这种“密苏里精神”首先是一种对冒险的想象和渴望。这种冒险的情结来自马克·吐温和他的小说的影响。几乎所有的“密苏里新闻帮”分子都提到过《汤姆·索亚历险记》对自己的影响。［4］冒险主义情结也被认为是“密苏里新闻帮”性格特质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物质因素的刺激是许多国内研究者往往忽视的关于斯诺冒险进入苏区采访的另一个潜在动机。事实上，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人在中国相比留在本国更加优越的生活状态是当时相当一部分西方记者选择来到中国的重要原因。1935年作为《纽约客》杂志中国海岸通信记者来到上海的美国女作家项美丽（Emily?Hahn）在回忆上海的生活时曾说：“在战后的年代里，要是我跟人说起上海的物价之便宜，他们准会说我胡说八道……1935年上海的米价在我们西方人看起来便宜得简直好像不要钱……便宜的人力就意味着便宜的商品，诸如家具、佣工、衣料、蔬菜等等。我不再负债，相反，我在经济上应付裕如，一大堆佣工任我挑选。”［5］

初到上海的斯诺无疑也发现了中国的这种吸引力。在上海，尽管斯诺的收入并不算太高，但却足以“保持白人的尊严”，因为用很少的钱就可以享受相当舒适的生活。斯诺个人传记的作者托马斯·伯纳德认同斯诺留在中国，很大程度上可能与物质的因素有关：“与经济有关的因素对斯诺留在中国的确起了很大的作用，即他和妻子用不多而且不固定的收入就可以在中国过得很舒适，甚至奢华。”［2］48斯诺的第一任妻子海伦·福斯特在《我的中国岁月》中也坦率地承认经济因素对于他们选择留在中国的重要性：“（如果留在上海）我们的生活水平将提高许多倍……我们同上海的3808名美国人，一起在世界各地方正被‘钉在黄金的十字架’上的时候，过着王子般的生活。”［6］在中国当记者，不但可以过上舒适的生活，还能为斯诺带来不小的财富。在1940年到1950年期间，斯诺仅从《星期六晚邮报》获取的稿费就达到25万美元［7］，这在当时显然不是一笔小数目。

事实上，在中国期间，斯诺夫妇在生活上一直保持着相当高的水准，因而斯诺在金钱上也就有着比较高的要求。然而，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直接影响了斯诺当时供职的新闻联社（Consolidated Press）的财政收入，因而从1933年开始，新闻联社就逐渐减少了斯诺的薪水，在1933年底更是直接辞退了他。而斯诺向《纽约先驱论坛报》《芝加哥日报》等美国报纸的求职也未获成功。因此，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斯诺必须找到新的工作来取得收入。

1933年，出版商哈里逊·史密斯为斯诺提供了一个赚钱的机会。他给斯诺写信：“中国题材在这里似乎只有小说才有销路，但我相信，一旦有作者写出一部引人入胜的非小说（为何不该是你），那奇怪的禁区就会被打破。”不久，史密斯和哈斯公司（Smith ＆ Haas）就预付给斯诺750美元，约他在1934年年底写出一本关于红色中国或者其他主题的书。斯诺立即“很高兴地收下来”，并保证年底完成初稿。［2］112斯诺个人传记的作者托马斯·伯纳德认为：“从更世俗的意义来看，斯诺是个必须以工作谋生的记者，他确实一直在忙于财务上的安排。按照合同，他仍需完成一本书，而《红星照耀中国》，除了其他属性外还应是一本旅游书，一本不落俗套的旅游书，是他一直想写的那种书。”［2］111

二、无力的社会现实：对国民党美好期待的颠覆

斯诺并非带着先天的成见来到中国。他来到中国之后供职的第一份报纸《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本杰明?鲍威尔在政治立场上倾向于蒋和国民党，并且鲍威尔的这种政治立场在刚开始的岁月里影响到了斯诺对中国的看法。《密勒氏评论报》的编辑方针是坚决反共，同时坚决反帝。鲍威尔和他的报纸支持中国国民党人提出的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平归还公共租界和其他外国租界，以及废除治外法权的条约。同时，鲍威尔是蒋介石的热心崇拜者并始终支持蒋，把他看作是反对旧北京政府的国民革命领袖。《斯诺传》的作者汉密尔顿认为，在1929年前后，斯诺也和鲍威尔一样相信，中国的美好未来掌握在国民党人手中。那么，这种由鲍威尔带给斯诺的更加倾向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政治观点为何会在以后的岁月中发生动摇乃至被彻底颠覆？有两点是至为重要的：一是中国“惊心动魄”的人道主义状况，二是国民党政府令人失望的民主表现。

斯诺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态度在他来到中国的大概五六年时间里发生了一次颠覆性的转变，这种态度转变的起点，是1928-1929年斯诺沿中国8000英里长的铁路线进行的一次旅行报道。当火车开出北京以西的张家口，并一路向西走到了内蒙古的萨拉齐时，斯诺见到了他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在我们访问过的两个城镇里，一年之内死掉的人约占全部人口的一半。死人如此之多，只能在城墙外挖一条横沟掩埋了事，即使这样，要找到有力气挖沟的人也很困难。往往尸首还来不及掩埋就不翼而飞了。有的村子里，在公开卖人肉。”国民党政府的救灾工作不但低效，蒋介石甚至还利用饥荒来达到他制衡地方实力派的目的：“中国西北地区面积比美国得克萨斯州还大。在那饥荒的岁月里，这个地区的政权，在实际上或理论上都掌握在所谓‘模范长官’阎锡山的手中。……他有一个同盟者叫冯玉祥，也是个老军阀，人称‘基督徒将军’，他在1927年的反革命事件中曾帮助过蒋介石。但是，蒋委员长这时对他们两个人都不信任，把饥荒看作是迫使他们就范的有效武器。南京没有给饥饿的人们送去粮食。华仲义赈会用私人捐款购得少许粮食，但政府甚至不给车皮，在运输方面制造巨大障碍。”［8］6

斯诺被绥远饥荒所带来的人道主义困厄所震惊，但真正令斯诺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产生反感情绪的应该是国民党政府在这场人道主义危机中所表现出来的不作为态度。根据美国学者肯尼斯?休梅克的研究，这种由于政府对普通人生活困境的麻木和无视而引起的对国民党的反感情绪在大部分外国驻华记者中普遍存在，说明这并非是斯诺个人得出的结论：“使外国记者反对国民党的，不是千千万万中国人在绝境中苟延残喘，冻绥待毙这一事实……像布鲁克斯·阿特金森所指出的，真正使他们不安的是国民党政府对国民生活的‘无动于衷’、麻木不仁。”［9］

国民党政府在推进民主与政府廉洁方面的表现，是令斯诺产生失望情绪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可援为证的是中国当时腐败的征税制度。广州是国民革命的起点，但在斯诺眼里，这座城市却无法被称作“国民党民主的橱窗”，因为这里存在着层层盘剥的畸形征税制度：“这里收税员的职务都被私人集团接过去了。……费馆税的征收特许权是以每年60万美元包出去的，但是餐馆的老板们抗议说，私人集团获取的利润是这个数字的200%。”一位名叫G·曼德华·莱昂的美国年轻律师告诉斯诺：“私人集团要取得某项征税特许权就要参加投标，但是，光靠竞争还不行。他们得先向官员和军人行贿，才能有得标的把握。自然，取得征税垄断权的人会千方百计把行贿的费用从纳税人身上榨取回来。”［8］43

在中国各地的实地采访让斯诺目睹了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在改善国民生活和民主建设上的糟糕表现，这一经历在斯诺的思想层面产生的触动是让斯诺渐渐抛弃了将中国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和国民党身上的想法。斯诺认为蒋是一个能力平庸的独裁者，“国民党要真正使中国得以改变，还有很多路要走。蒋介石似乎不能迅速地改变中国的一切，他在制止西北地区军阀的长年混战方面束手无策，却‘在破坏铁路，在使北方的山西和吉林陷于贫困方面获得成功，以致这些救济的通道被关闭’”［3］15。

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失去信心的斯诺转而去寻找可能的新的希望。斯诺是一个有比较强烈的救世主情怀的人，他希望在中国可以出现一个林肯式的人物。而毛泽东恰是斯诺眼中中国革命可能的“救世主”：“国民党政府不可能实现这一任务。……当年太平军信仰的是耶稣基督的兄弟、与耶稣地位相当的人所宣扬的信条，而他们的子孙所需要的是一个能创立一种东方派的新信仰的人。当我后来与这位新救世主——他的名字叫毛泽东——结识之后，我的命运便与这一事实联结在了一起。”［8］25

三、从鲁迅到宋庆龄：斯诺思想中的左翼倾向从何而来

斯诺对中共兴趣的思想基础是复杂的，其中既有人道主义的刺激和对国民党政府在施政能力方面的失望，也有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与左翼思想的影响。对殖民主义的厌恶感和民族解放的思想，源自斯诺对越南、缅甸和印度等亚洲殖民地国家的访问，而左翼思想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对斯诺产生影响。并且随着斯诺同宋庆龄和鲁迅的接触交流，其在思想上的“左倾”变得日益明显。

在印度，斯诺见到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精神领袖甘地，同时，正是在印度期间，斯诺与马克思主义发生了第一次亲身接触。除了民族独立和自由方面的信仰，甘地对斯诺的影响其实并不大，他不相信甘地“用手摇纺车取代机器是可能的”这一信念，并且担心甘地的主张会为日本人开辟印度的布匹市场提供机会。

真正对斯诺产生影响的是他在印度看到的底层人的生活现状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产生的碰撞。斯诺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是通过一个叫苏哈西尼的印度女共产党员。苏哈西尼带斯诺乔装混入孟买的工厂区，在那里，斯诺发现印度普通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恶劣：“孟买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居住在通风不良、窄小的房子里。露天的沟形厕所贯穿阴暗的通道，赤身裸体的孩子们就在通道里玩耍。工人们工资微薄，难得一饱，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得肺结核和其他疾病的甚多。”［8］92

印度劳工阶层恶劣的生活现状有助于斯诺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关于早期机器“文明”剥削理论的依据。马克思主义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商业剥削本质的解释，为斯诺提供了关于反殖民主义和民族解放方面的新词汇。通过印度，斯诺发现了一个反抗中的亚洲的全貌，这将大大有助于他对中国的了解。从民族解放和独立的角度，斯诺发现了中国和印度在某些方面的共同点：“使这两个国家具有共同之处的，也就是在历史上使他们对西方连续不断的统治构成最强有力挑战的倒并不是共产主义或其他任何意识形态或宗教，而是占这两个国家人口大多数的饥饿的没有文化的农民、落后贪婪的地主阶级和自尊心受了伤害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历史悠久文明的继承者，却又有自卑感，因为在科学技术、农业和工业经济现代化方面，他们整整落后了一个世纪，他们为弥补这一惊人差距的捷径所做的努力，以及全民族的巨大决心：把欧洲帝国主义永远从他们的家园中驱逐出去。”［8］83

对左翼思想更进一步的接触发生在他与鲁迅和宋庆龄的交往过程中。斯诺说鲁迅是教他“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两人的交往主要是因为《活的中国》的编辑工作。《活的中国》是斯诺和第一任妻子海伦·福斯特翻译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包括鲁迅和其他左翼作家，比如柔石、茅盾、丁玲、巴金和郭沫若等人的作品。由于入选的作品通常都是一些“揭露性的、谴责性的、描述中国社会现实的作品”，斯诺很快发现，研究中国人为自己写的作品是了解中国社会的一条捷径。通过《活的中国》，斯诺发现了“中国文学中现代反抗精神和同情心的最初证据，也是要求最广泛的社会公平的证据，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确认‘平民百姓’的重要性”［8］159。

相比鲁迅，斯诺与宋庆龄的交往，时间更长，更为深入，也更加重要，因为其直接促成了斯诺之后对红色苏区的访问。撇开宋庆龄在斯诺赴苏区访问这件事中究竟扮演了怎样关键的角色不论，宋庆龄对斯诺在精神层面和对中国的看法问题上的影响极大，以至于斯诺认为，与宋庆龄的私人交往甚至比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枪”之类的事来得更为重要。

斯诺对宋庆龄非常信任，宋庆龄的个人魅力和孙中山遗孀的身份无疑是重要原因，“我从未遇到一位像孙夫人那样能使人鼓舞并迅速让人信任和感动的人了”［3］33，认为她是“尚未完成的革命”的良知和恒久的良心。斯诺并不是宋庆龄所在的左翼圈子里的一分子，但斯诺接受了宋庆龄对于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的很多看法，比如宋庆龄曾把蒋介石看作是“民族的灾星”，她告诉斯诺：“在国民党统治下，税收已经变成了一种掠夺。学校数量在减少，文盲实际上增多了。‘帝制’建立以来，教育已经下降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饥荒遍布，重建国家的工作简直没有开始。”［3］32相比于已经奄奄一息并且最终无可避免地走向消亡的国民党政权，中共则是“中国唯一一个继承了孙中山未竟革命事业的革命力量，并将最终统一中国”［2］48。

然而，当时斯诺面临的事实是，中共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受到了国民党政府严密的信息封锁，关于这个宋庆龄口中“唯一一个继承了孙中山未竟革命事业的革命力量，并将最终统一中国”的中国革命新的希望，斯诺能够从当时公开出版的报纸上得到的信息看上去全是消极负面的，多有令人匪夷所思之描绘，比如张季鸾先生在《西北纪闻》中所载：“共党以人血涂马首，而塞杜马鼻，马呼吸困难，张口狂奔，当者披靡，一时虽有马吃人之谣。”中共党人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是否真如国民党所宣传的那般只是“土匪流寇”，并且在国民党追剿之下已气数将近？斯诺从公开的渠道所得到的关于中共的信息与他从宋庆龄等左翼人士那里听到的对中共的褒扬反差实在太大。对于一个信奉“眼见为实”的密苏里人而言，如果不冒险进入苏区一探中共的实情，那么轻易相信对中共的两种截然不同描绘中的任何一种，都是不能允许和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