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广播电视语言传播在当下传媒文化环境中的反思

现阶段，媒体发展的进程印证着马歇尔·麦克卢汉的预言，“媒体会改变一切。不管你是否愿意，它会消灭一种文化，引进另一种文化。” 原因也一如麦氏的著名断想“媒介即人的延伸”，然而当我们越来越习惯于通过广播电视来获取信息，并与外部世界确立联系的时候，媒介延伸的速度超越了麦克卢汉的预言，与之匹配的广播电视语言的传播功能和传播效果也相应扩大，并超越了我们的想象，这种建立在技术之上的现代传媒文化正在悄悄塑造并修改我们的现实感。

大众传媒没有止于人们通常比喻的“窗口”，也没有止于麦克卢汉所说的眼睛、耳朵等感官的延伸，甚至成为了我们的眼睛、耳朵本身，并超越之。比如，“神八”与“天宫一号”成功对接，让我们再次通过大众传媒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即便那里是太空宇宙或是其它星球，我们无需成为航天员，身陷遥远的太空，承受失重与孤独。可是，通过大众传媒的平台，通过广播电视语言，我们看到了、听到了。

早在2004年12月，由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国家广电总局等主办的媒体与未成年人发展论坛上，就有调查显示，中国的儿童从4岁至14岁之间，从幼儿园到初中毕业的12年时间里，总共要看一万多个小时的电视节目，远远超过他们学习的任何一门课程的时间，青少年的学习和价值观培养，90%以上的内容是媒体给予的。由此，我们可以大胆地做一推断，随着中国社会人口的代际更迭，上述青少年成长为社会中坚，现在乃至未来，整个社会的人文精神和价值观事实上有九成是媒体引导并给予的。张颂教授在回忆齐越先生给他上第一堂课时讲到，齐越先生神色严肃、正襟危坐地对他说“当播音员是在更大的课堂上讲课！”。的确，如果整个社会的人文精神和价值观几乎是由媒体引导并给予的，广播电视语言传播工作者（播音员、主持人）就是这个“更大的课堂”上面对最广大受众的、承担文化建设责任的、最一线的全民教师。

按理说，随着媒介能量的延伸，广播电视语言的传播效果相应放大，其传播水平也应随之提升，美学水准也应随之提高，引导受众走向更高级的文化、更高层的审美，成为更丰富的人。

然而，大众传媒事实上是一把“双刃剑”，既丰富了人，又使人变得贫乏。广播电视语言传播主体，由于驾驭不好“自我”、“本我”与“超我”，也呈现出既“丰富”又“贫乏”的症状，也显露出自身文化素养的不足和美学修养的“贫血”。 广播电视语言传播工作者这种驾驭能力的缺失和功底的欠缺，导致在广播电视节目娱乐化倾向日趋明显的情况下，很容易误导大众。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广播电视节目日趋倾向娱乐化。其实娱乐本身并没有错，娱乐节目是用来娱乐受众，丰富整个社会的休闲时光，是促进社会和谐的润滑剂。很多广播电视语言传播工作者（播音员、主持人），尤其是娱乐节目主持人，为了增强娱乐效果，不惜将自己“草根化”，殊不知，“草根化”的主持人与人际传播中草根阶层是有区别的，前者是有控制的、有创作的创作主体，后者是人际传播中原始的人。只强调“草根化”的幽默，而忘却“主持人”的职责，属于迷失“自我”。连主持人自己都迷失了，更何况接受其信息的受众？

一、插科打诨也分审丑与审美

“插科打诨”并非贬义词，据《辞典》上解释，指“戏曲演员在演出中穿插些滑稽的谈话和动作来引人发笑。”引人发笑可谓是插科打诨的最终效果。舞台上专事发噱逗笑的一般都是丑角。在西方也有“小丑”文化，以调剂活跃气氛使紧张严肃的生活变得轻松愉快。

但是“小丑”也是有创作的，他不是将现实生活素材生搬硬套，插科打诨也是一种加工，也体现创作主体的文化修养和审美水平。插科打诨的素材主要来自民间，极具“草根性”，因此也容易贴近大众，但是，经过加工之后“俗”是让人张嘴大笑之后意识到自己也在被讥讽之列。插科打诨的欢乐来自于对某些社会现象中“丑”的事物和“丑”的价值观（如官僚、炫富、自恋等）的戏仿和颠覆，受众因其逼真模仿产生错愕感和乖谬感从而发出笑声瓦解可笑的现实、并完成审美过程。它的审美意义在于鲁迅先生所说的“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碎给人看” 。

这种不惜丑化自己“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碎给人看”的小丑精神，是一种可贵的自嘲，是娱乐的，也是讽喻的；是批判的，更是引导的；是大俗的，但不是“媚俗”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优秀的幽默语言风格所体现的 “俗”更接近于美学意义上的“雅”；而那些故作庄严、故作感动、噙着泪花“形而上”地背诵台词的主持反而却是在“媚俗”。

用这个标准纵览全国各大卫视，虽然越来越多的演员、明星跨界主持人行列，其中不乏专业的相声、小品演员，但他们的插科打诨是丑还是美，他们的主持风格是俗还是雅？

当下，娱乐节目中相当一部分主持人的插科打诨是背离了喜剧传统、背叛了自嘲和讽喻的精神的，他们确实让受众笑了，但是因“媚俗”而笑。他们主持表演过程中确实有滑倒、戏弄、装疯、卖傻、斗贫……确实是激起了一片笑声，但是这样的表演与小丑精神无关。从“讽喻”走向 “献媚”，是广播电视语言传播工作者媒体责任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