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审美公共领域视角看《中国好声音》的民主价值【2】

一、以“审美公共领域”为分析视角

媒介对受众的影响一直以来都是传播学研究的热点。各种影响中，媒介对政治的影响可谓重中之重。从媒介、市场、政府、社会四者之间的关系来看，媒介既可以是政党的喉舌、政府的宣传工具，也可以是完全商业化的，运作以盈利为驱动力。当然，在一定条件下，媒介还可以是公民社会及多元团体的伙伴，扮演独立于政府的“第四极权力”的角色，起到监督政府与市场、促进民主社会建设的作用。而从传统的人文视角来看，大众媒介只有保持自己独立于政府和市场的地位，发挥其应有的监督作用，才能对社会的良性发展有所贡献。对于大众媒介的这种作用，学者们提出过许多不同的概念，比如“观点自由市场”“第四极权力”“舆论”等，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就是其中的一种。所谓“公共领域”是指存在于概念之上的，独立于人们私人生活空间的“领域”：在这里，人们就一些他们共同关心的话题展开讨论；讨论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就这些话题达成共识，并且这种共识反映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讨论的过程人人平等、公平并且具有充分的言论自由；这种讨论应该是充满理性的，要说服别人只能通过提供更加合理的论证及更加客观的证据，而不是用暴力或其他手段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最重要的是，公共领域的讨论首要目的是要监督政府、市场及其他社会权威部门，在必要的情况下迫使政府进行改革，修改不合理的法律，以顺应广大民意的变化。因此，一个健康的公共领域必须独立于政府等权威部门，不能受它们的操纵[3]。

在社会中培育一个良好运作的公共领域，需要媒介客观公正地给受众提供充足的信息，从而让受众能够作出理性的判断。因此，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历来被认为特别适合于分析与政治密切相关的新闻时事类节目。当然，哈贝马斯并没有忽视媒介上的娱乐内容对公共领域造成的影响，他曾高度评价小说在塑造人们的“自省性”和提供与他人日常对话所用素材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哈贝马斯倾向于强调公共对话中的理性与工具性，所以他对媒介上的娱乐内容整体持批判态度。他在著作中曾谈道，当代公共领域不可避免地被来自国家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力量渗透，参与讨论的个人从“有产者”转变为“工薪者”，人们从原先拥有独立的自我人格，并且追求有意义的理性讨论，变得只会消费他们的收入和闲暇时间。而大众媒介通过提供作为纯消费品的娱乐内容和虚假的私生活体验，成功地阻碍了个人参与公共讨论。于是，有学者认为当今的媒介是在让受众“娱乐至死”。详细分析这个过程，Putnam认为当代电视使受众的闲暇时间私人化，从而挤占了他们参与公共讨论的时间[4]；Hart则提出电视给观众带来了一种虚假的公共参与体验，使得人们把观看行为本身当成了参与政治和公共事件，而实际上不会采取任何行动[5]。

尽管相当一部分学者就娱乐内容对公共领域的影响持负面态度，但近年来学术界也发展了另外一种视角来考察媒介上的娱乐内容与公共领域的关系，这就是“审美公共领域”视角。这种视角认为，媒介只要能够使得相互区别的受众之间产生联系，使他们就某一个所关心的共同话题展开讨论，那么不论媒介上所展示的内容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都可以发挥培育公共领域的作用。从麦克卢汉的视角来看，媒介作为“人的延伸”本身即是用来探知和理解社会而存在的。Alexander进一步认为，虽然媒介上刊载、播出虚构内容的主要功能是娱乐，但它能够帮助我们以一种更自由的方式来检视社会。[6]从文学和符号学的角度来看，大众文化所蕴含的意义是高度符号化的，人们对它的解读会掺杂或细微或强烈的情感因素，因此相对于一些普通的事件来说，针对文化产品的讨论也许会变得更加激烈并且深入人心。所以，这样一种“审美的”公共领域（aesthetic public sphere）就是人们通过彼此交换审美体验、讨论文化含义、建构生活意义的过程而建立的。简而言之，人们在谈论一档娱乐节目时，并不会仅仅局限于谈论节目本身，而是就节目内容谈论一些由此联想到的社会问题，从而达到监督权威、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这就是审美公共领域这一视角的精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