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问政中的市民期许

摘要：电视问政自2011年由武汉电视台推出之后，由于其参与性强、距离感弱等特点，使其区别于网络等其他平台的问政方式，并迅速在全国刮起了一股电视问政的风潮。但是“走上电视”的政府工作带着深刻的电视媒介烙印，因此利用电视媒介的特点，而不是被电视媒介所控制，成为在这种节目形式中暴露出的问题。

关键词：电视问政；图式；电视媒介；内容分析

一、研究缘起和理论依据

随着我国民主建设进程的加快，电视问政节目的出现，既是题中之意，又是群众参与政府工作的形式创新。所谓的电视问政是地方市委结合电视台，搭建起一个部门领导与市民面对面沟通的一个平台。其参与者具有政府的权威性和群众的代表性，其内容具有紧贴民生公益的公共性和关切性，其形式具有电视互动的新颖性和鲜活性[1]。在保持传统批评类节目特色的同时，现场高组织程度的环节设置体现的是一种对官民层级的突破，是一种具体可感、平等真诚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电视问政议题的设置都是眼下各地方政府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但此类节目一方面受制于电视媒介的时段要求，双方对话的时候必须控制时间，另一方面则在于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更加有效的沟通。在面对人数占优的民评代表时，官员的个人特质湮灭在了公众对政府的期许之中。“图式理论”在背后发挥的作用在快节奏的对话中展示了强大的力量，角色图示是人们对既定社会角色有组织的认知结构，预先决定了对该角色语言和行为的期许，由此引申出官员在节目中的表现必须要符合民评代表们的既有图示。

受制于节电视问政直接、直白、直观的特点[2]，语言倾向的重要程度要大于语言内容本身，也就是说官员话语内容体现的倾向性是取得市民满意程度高低的决定要素。展示媒介中的电视问政，对于政府形象和政府执政能力实则是有双刃剑的效果，对此进行研究就有了现实的指导意义。

二、研究样本

本研究的样本选取洛阳电视台的《百姓问政》节目，《百姓问政》曾被央视报道，节目涵盖了洛阳市市政建设的九大领域48个问题，覆盖面广；每场节目保证由分管市长带头各部门一把手组成的执政团到场，体现其政治高度；议程设置选取解决难度不大的问题，保证了后续改进的可行性；整个节目采取直播形式，并对节目内容进行事前保密，杜绝了现场作秀的可能；事后的跟踪报道，保证了监督功能的发挥。

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根据节目参与成员，分为官员和市民代表两个大类，统计在节目环节中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官员语言根据关键词情感倾向分为两类，一类是承担责任的、真诚重视的、明确承诺的，另一类是推脱责任的、回避消极的、模糊承诺的。民评代表要素则分为诉诸感情、诉诸理性。并采用节目中满意度统计数据来反映两者之间的关联。

根据节目环节设置，承担责任型包括工作失职、工作态度问题等；推脱责任型包括时间短、利益冲突等，出现在原因解答环节。加速转变包括立即督办、追究责任等；逐步改善包括学习异地经验、需要部门配合等，体现在解决措施环节。明确承诺包括正在解决、立即解决等；模糊承诺则有应该重视群众利益、要求群众配合等，适用于态度表示环节。

民评代表要素中，诉诸感情包括政府形象受损、批评政府工作等；诉诸理性包括告知部门职能范围、政府服务意识增强、增加政府工作透明度、加强监督等。

三、研究结果

（一）电视问政中官员语言倾向分析

1.推脱责任在解释问题出现的原因中占较高的比例。问题解释环节设置在播放问题采访短片之后，也是事实上现场对话开始的第一个环节。在这个环节中，两种回答倾向的差别只有18%（如图1所示），但是两种回答在现场中的实际效果却大相径庭。承担责任型的官员往往用时不长，并很快推进到如何解决的阶段。推脱责任型的官员，耗费较长的时间说明问题产生细节，但为了保证节目时长，被打断的次数也较多，替代为主持人的总结。同时，承担责任型的官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表现出了如下特点：回答更具有逻辑性、主动承诺解决期限、内容更加具体。推脱责任型的官员则往往表露出慌张的神情和语言不连贯的现象，其中利益冲突、需要部门协调、要求群众理解这三种词语出现后，往往就会导致民评代表质疑政府工作，承诺解决期限中也常常是在主持人的追问下回答，解决措施套话严重。由于《百姓问政》的每场节目涉及的是一大类问题中的多个具体问题，虽然政府官员以团体的形式出现，但是回答问题的时候却是主管领导单独发言，其发言内容的态度倾向很少改变，作为第一印象展示的原因解释环节，推脱责任41%的比例是导致群众满意度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其背后体现了官员对权力赋予的理解程度，电视问政将“管理者”转变为“考生”，这种身份的转变显然并没有被这41%的一把手们认识清楚。

2.解决措施的回答基本可以做到真诚、重视。是否能够提出有效解决措施是电视问政节目的重点，也是政府能否取得市民信任的核心。虽然，《电视问政》涉及的大部分社会热点问题，到场负责官员都在工作都有所了解，但是能否体现重视，则在于是否可以提出具体可行的解决措施（如图2所示）。65%的官员可以具体的说出下一步的工作内容，并且得到群众的期待。图2与图1的关联在于，敢于承担责任的官员，更倾向于展示自己对问题的熟悉程度，并且主动提出短片中所没有提及的细节信息，并依据对问题的说明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但是加大整治力度，属于常见用语，不能很好的对现场代表们进行感情唤起，属于中规中矩的回答。回避型的回答体现在需要部门配合，否则无法开展工作，这个回答占了9%，这个回答也是现场引起群众反映最大的部分。而消极回答中有两种情况：一是个别领导表示对问题情况不了解，并会继续加强监督；二是虽然了解情况，但并未考虑解决措施。

3.官员的态度问题重点反映在不敢承诺上。承诺明确的官员将重点在于解决期限的明确，这一部分占到了68%。其中，立即解决占据17%，并得到代表们满意。模糊承诺的部分则表示为对期限的回避，其中4%的无法承诺引来现场代表们意味深长的笑声，承诺的两种倾向如图3所示：

电视问政是政府全面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和监督工具。但是节目现场的评判标准却在于官员语言中的态度倾向，换句话说，作为电视节目，官员的承诺表达应该是为获得群众满意为标准，问政的问题是具体的，是一个问题，而不是一类问题。涉及过多宏观上的考虑，过分的谨慎反而会导致承诺决心的模糊性，这种模糊的承诺，只能导致市民对政府态度的怀疑，并不能展示这种谨慎态度背后深层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