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影视改编的人物塑造探析

摘 要：2012年公映的电影《白鹿原》在上映之前，它的宣传团队就打出了《白鹿原》是“最难拍的中国电影”的口号。作家陈忠实的史诗巨著《白鹿原》通过描写陕西白鹿原上白家与鹿家两大家族的情感纷争，展现了中国旧社会北方农民的群像，具有强烈的民族内涵。其中人物众多，性格各有千秋，关系复杂，要将其改编为电影，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难度的确不容小觑，本文旨在通过分析电影《白鹿原》在对原著小说改编中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与技巧来探析长篇小说改编电影中如何塑造人物性格，展现人物形象。

关键词：行动元；物形象；物选取；物关系

自从电影渐渐走入大众的视野之后，它与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的联姻就给电影观众带来了非同凡响的视听感受，从耳熟能详的中国电影《红高粱》到美国著名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拍摄的改编自同名小说的《教父》三部曲，文学作品为电影创作带来了更广阔的空间，很多的电影导演都曾经尝试过通过对于小说的改编，来完成银幕上的艺术创造。而不同类型的小说，改编的方式与技巧也不尽相同，按照小说的篇幅来分类，小说分为短篇小说，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因为长篇小说与前两者相比，它的情节曲折、结构复杂、人物关系纷繁多样，要将其改编为时长容量只有90分钟到200分钟左右的电影并完整地“忠于原著”实属不易。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始终围绕着白姓与鹿性祖孙三代的纠葛上演了一幅中国旧社会50年的风雨画卷，成为了那个时代中国北方农民的真实写照，作家在小说当中更是倾尽笔墨去塑造了陕西关中平原上不同性格的不同思想的为数众多的鲜活人物形象，那么在改编电影的过程当中，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问题就成为了电影创作的灵魂部分。

长篇小说作为叙事性作品，它的人物作为一个发出动作的单位对整个事件的过程进程起着推力，这是人物的“行动元”作用。“行动元”理论来自于法国著名的结构主义学家格雷码斯的“结构主义理论体系”，所谓行动元，就是指文学作品中的主要行动因素，一般为文中的角色，也可以些是某种抽象的力量或关系。小说中的行动元最大意义在于推动情节发展。主角和他的配角构成相互联系的行动元，通过他们一系列的行动推动了故事的发生、发展、结束[1]。而在电影当中，人物是情节得以发展的核心，也是矛盾冲突的核心，不难看出，无论是长篇小说还是电影，塑造人物性格，展现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都是使得作品得以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制胜砝码。归根结底，人物的内心发生的变化以及性格的转变是推动人物“做什么”的关键元素。

一、电影《白鹿原》相较原著在人物塑造上的变与不变

电影《白鹿原》的人物形象塑造上整体来说仍然是忠于原著的，它的不变之处更多的是对于将原作当中旧社会时期的具有封建小农意识的农民集体全貌用一种苍凉深沉的风格呈现出来，而它的人物角色性格的转变之处在于人物的选取、人物数量的删减等。

（一）电影《白鹿原》对原著中人物的忠实解读

原著中的白嘉轩是白鹿原的“族长”，白鹿原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由他承担，他继承了几千年来由祖先传承下来的“传统仁义道德”，在“集体无意识”的影响下，他带领着全族人一起守着祖先的规矩，将一切“道德败坏之事”隔于“祠堂”之外，电影为了表现白嘉轩的核心地位与其性格，在刚开篇就展示了白嘉轩怒打白孝文、其他人在出事后都将白嘉轩看作救命稻草等情节，而乌鸦军长来逼迫交粮时对于白嘉轩和鹿子霖不同的态度可以看出，白嘉轩的族长地位仍然是不可撼动的，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虽然发生了革命，“乡约”已经成为领导者，但人们的思想仍然守旧地保持在以前对于族长的崇敬上。电影对于白嘉轩阻止田晓娥进祠堂这一情节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渲染，将其性格中刚硬、守旧、传统的部分鲜明生动地表现出来。而白嘉轩在原著中的对手鹿子霖在电影中是作为“邪”的一方出现的，他是时代的“投机者”[2]，为了利益生存在时代的夹缝当中，他被儿子鹿兆鹏作为反面典型在众目睽睽之下顶上了反动派的帽子，教唆田小娥勾引白孝文让白家丢脸，一方面他后悔不该让鹿兆鹏去读新书，另一方面又以儿子是全白鹿原上第一个校长而自豪，从他在学校开学的第一天发表的讲话就能看出，他的思想具有极强的局限性——“希望大家以后好好学习，当全县的校长、全国的校长、全国际的校长”，鹿子霖的思想境界始终局限于对于官僚主义的认同。白家长工鹿三的儿子黑娃与白孝文从小就拜了干兄弟，小说中描写的黑娃是一个野性的具有强烈的本能欲望的人，黑娃小时候被送去学堂念书，老师让其写字，但他看着毛笔却想起了火红的狐狸，从这个简单的心理描写中就将黑娃的野性表现的淋漓尽致，那么黑娃注定是一个靠着本能欲望行动的角色，电影中虽然舍去了黑娃小时求学的情节，但是在刚开篇就通过黑娃小时与白孝文在麦田里的一段关于“冰糖”的对话把黑娃对于味觉的依赖充分强调，为影片后面黑娃放弃父亲鹿三选择的生活时的叛逆以及黑娃在郭举人家与田小娥发生情欲纠葛以及最终成为土匪提供了有力的性格依据。田小娥无疑是电影《白鹿原》中最具有争议也是最传奇的角色，小说中的她被父亲卖给了年迈的郭举人，成为“性奴”，在遇到来郭家做麦客的黑娃后俩人之间发生了关系并且她希望依靠黑娃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最终被鹿三杀害连亡灵都被白嘉轩震于塔下，她是封建社会下男权意识的牺牲品，电影中的田小娥身份的变化从她的着装、语言、造型等都能够揭示其命运流变，郭举人的家中她抽着烟袋，坐轿子，穿着绿色的绵绸布料服饰，这时她是一个富贵人家夫人的形象，待到与黑娃回村时她的服饰又发生了变化，开始穿一些鲜红色的棉布面衣服，而在破窑生活时她的衣服色调以棕黑色为主，这也是暗喻她在破窑里的悲惨境遇。小说中的田小娥是一个既想为自己寻找出路又不知道怎样解脱的女性，她一直在依靠着自己的身体将希望依附于各种有能力或有权力的男人身上，电影当中鹿兆鹏、黑娃和田小娥在破窑中吃面的一段对话就能够反映出来田小娥这个女人的局限性，鹿兆鹏认为两人是自由恋爱，说苏联是自由恋爱，田小娥立刻问道是否苏联自由恋爱进得了祠堂。这样的一句让观众捧腹的话使田小娥的传统封建思想昭然若揭。但田小娥在勾引白孝文之后却感受到隐忍的不安，因为白孝文，这个全乡人眼中的“族长接班人”虽然以那句“人不要脸了可真舒服啊”使人觉其堕落腐化，但他对于田小娥的爱却是真挚的，白孝文骨子里的懦弱是在白嘉轩的强势之下形成的，这一点从影片开始白嘉轩用家规惩罚白孝文就能够看得出。影片中鹿兆鹏、鹿三等人是配角，戏份并不算多，但人物性格也都比较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