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冕之王是怎样失去衣服的？【3】

到不久以前，“新闻”还只意味着两件不同的事——有新闻价值的事件和新闻媒体所报道的事件。在此环境中，判定一件事是否新闻靠的是职业判断。关于这种体制一直存在不满，比如媒体报道的一些事件不具备新闻价值（如政客参加剪彩典礼）和有新闻价值的事件未被报道或者报道不充分（每个人都一定能说出好几条）。不过尽管有那些抱怨，新闻价值和出版之间的基本链接继续存在，因为在过去似乎没有别的选择。这个链接现在中断了。从现在开始，新闻可以不借助传统媒体而闯入公众的视野。真的，新闻媒体现在往往因为某件事已经通过其他途径闯入公众视野而只好报道它了。

许多人抱怨网络的乱象，他们正确地懂得每个互联网信息出口的可信赖程度要低于历时已久的媒体。许多专业媒体人对专业门槛的坍塌感到愤怒和不解，他们无法忍受信息世界的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然而他们没能懂得的是“自出版”的轻易程度，这意味着更大数量的信息出口。同一个想法发布在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地方会有一种放大效应，能胜过较小数目的职业化媒介的观点（这倒不是说单纯重复就能使一个想法变得正确；业余出版甚至比传统媒体更依赖纠错式论证）。这个变化不是从一种类型的新闻机构移动到另一种类型，而是新闻的定义发生了改变：它从一种机构特权转变为一个信息传播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各种正式的组织、非正式的集体和众 多个人都杂处在这个生态系统当中。

Media，而不是Message

通常情况下职业性的自我设想与自我保护是有价值的，但却可能在许多革命性时刻变成不利因素，因为职业人士总是会担心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可能受到威胁。多数情况下那些也同样是对社会的威胁；我们不愿意看到成为外科医生或飞行员的标准有任何松懈。然而有些情况下，威胁一种职业的变革可能对于社会有利，例如印刷机的推广使用。即便是这种情形，职业人士通常更关心的是自我保护而不是社会进步。过去的遗产现在却成为瓶颈。

新闻记者的特权基于先前出版资源的稀缺。从前容易确定出版商是谁的时候，也容易确定谁是新闻记者。我们可以将他们看作一个职业（因而也是小众的）类别。然而先前的稀缺已经不复存在了。由于新近出现的丰富的出版选择，可能与新闻报道关联的媒介出口变得越来越多——从前是报纸和电视，现在有了博客、视频分享、微博客、社交媒体，等等。所有后面这些新的出口与传统媒体出口大有不同，因为它们不存在内置的稀缺性质（built-in scarcity）。每个人都能成为出版人了（并经常这么做）。

这里显现的模式很简单——像“新闻记者”这样看上去固定、持久的职业类别，与之紧密联系的却是因印刷装备费用造成的偶然稀缺。有时这种稀缺的历史达几十年之久（如摄影师的例子），甚至几个世纪之久（如新闻记者的例子），但它仍然只是偶然性的，而当某种稀缺逐渐消除时，看上去稳定的职业类别则失去了依据。这不是说职业新闻记者和摄影师不存在了，但它的确意味着，职业和业余两个群体之间的主要区别已经消失了。曾经的断层现在只表现为一个缓坡。

当出版变得毫不费力时，决定出版点什么并不是个重大的事情。因为资源稀缺，出版曾经是严肃的职业，而对于不感受这类稀缺而成长的一代，写出来的字自身并无特别意义。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指出，虽然水比起钻石对于人的生命要远为重要，因其稀少，钻石却远较水昂贵。现在，钻石终于跌到了水价。如果每个人都能做某件事，则无论它多么重要，都已不够稀罕，而不能让人为它掏钱。

20世纪的媒介作为一种单一事件发展着：消费。在那个时代，鼓舞媒介的问题是：“如果我们生产得更多，你会消费得更多吗？”曾经对于这个问题的普遍回答都是“是”，因为人们平均每年都会消费更多的电视资源。但实际上媒介就像铁人三项运动，有三种不同的事件：人们喜欢消费，但他们也喜欢创造和分享。

我们总是喜欢所有这三种活动，但直到最近为止，大众媒介依然只回报其中的一种。喜欢创造的意思是：“看我做了什么！”喜欢分享的意思是：“看我发现了什么！”到21世纪，我们终于有了除能消费外还支持创造和分享的媒体，在将一个世纪主要用于媒体消费之后，另外两种能力重现了。

因为我们正在越来越多地创造和分享媒介，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学习这个词能代表什么。“媒介”（media）简单而言就是任何传播中的中间层，无论它如字母表般久远还是像手机般现代。它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中间层，所以我们强调其中的创造和分享潜力。

最直接并相对中庸的媒介定义则是过去盛行多年的来自媒介消费模式的概念：媒介涉及商业的集合，从报纸杂志到广播电视，媒介用特殊的方式来创造材料、用特殊的方式来赚钱。然而今天，我们不能仅仅使用“媒介”一词来指代这些过时的商业模式和内容材料。我们平衡消费与创造和分享的能力以及彼此联系的能力，正在把人们对媒介的认识从一种特殊的经济行业转变为一种有组织的廉价而又全球适用的创造和分享工具。

行文至此，想起多日前我和岳路平在微信上就艺术进行的一番对话。看似谈艺术，实际上对媒体人也非常切题。路平认为，如果在“艺术家序列”观察，陈丹青是最重视“Message”的，蔡国强和徐冰是最重视“Media”的，所以陈丹青比较受“启蒙性很强”的记者、作家喜欢。因为中国的作家和记者几乎都对Media的设计、生产和再生产麻木，非常迷恋Message。

路平接着说，他不看好过度注重Message的艺术家。他对艾未未有个酷评：“艾未未是一个最狡猾的艺术家（当然他自己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艾未未的行动的有效性几乎都来自Media，但是大家误以为是Message。”

其实，今天，旧媒体人、新媒体人、自媒体人也是一样，行动的有效性都来自Media而不是Message。路平说，作为一个媒介革命者，不能有旧Message的乡愁。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在说，今天的新闻教育，不能进行新闻理想的教育，而必须进行新闻理想破灭的教育。

“Move bits，not atoms.”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