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冕之王是怎样失去衣服的？

2013年8月的最后一周，我应邀担任腾讯微博客座总编辑，其中有一个环节是“总编三人行”，由我邀请新媒体艺术家岳路平和自媒体行动者“滤镜菲林”一起对热点事件进行新媒体式的解读。我们在谈到传统媒体的转型问题时，岳路平断言：“我觉得要把传统媒体改造成新媒体，就像要把恐龙改造成黄雀，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传统媒体去死吧。给它们一个体面的葬礼、一部体面的历史就可以。”后来我们的对话以《传统媒体：知识的殡葬业》为题发在微信上，在被“滤镜菲林”这位《南方周末》前记者转给传统媒体朋友看时，遭到痛骂。

“2013安平中国·北京大学公益传播奖”设立了一个自媒体创新奖，9月底结果揭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朱雨晨对其提出质疑，由此在北大的一个公益微信群里引发了一场有关传统媒体和传统公益何去何从的讨论。岳路平不改初衷，以进化论式的逻辑，宣称新媒体与新公益是另一个新世界，“在大家或主动或被动地从原子世界向比特世界迁移的路上，谁会被淘汰？”

朱雨晨用一组妙喻来形容这个其实有点残酷的淘汰过程，就是“天足”“裹足”与“解放脚”。面对互联网，“我们这一代媒体人，本质上是‘天足’和‘三寸金莲’之间的过渡状态。所以，可谓之‘解放脚’”。

在如此逻辑与比喻的背后，其实有一种残酷性在。一代媒体人的“过渡”，必定充满惶惑、焦虑与痛苦。我想以我个人20余年的经历，来做点现身说法，就此梳理一下这个“过渡”过程，自认为对这种“过渡”起码有些经历，也有些感触。

说到经历，我算“戴着镣铐”跳了很久的“舞者”，也算略通中国所有新闻编辑部的必备运动项目——“打擦边球”。在人民日报和CCTV的大院里都待过，也做过中国最早的市场化媒体之一《三联生活周刊》，然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肆鼓吹互联网，在2000年Nasdaq崩盘前夕离开传统媒体去做网站，亲身体会了被我称之为过去35年中国媒体变化的两大驱动力：一是商业化，二是数字化。

这里有大时代的变迁，也有个人职业选择的兴衰。我在20世纪80年代立志做记者的时候，一支笔似乎还有神奇的力量，整个国家也处在一个“纯真年代”，人人都怀有热切的希望，使命和理想都还是响当当的褒义词。然而，等到世纪之交的时候，无论在个体还是国家层面，这种盛况都不复存在。2003年，我给《经济观察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说到传统的媒体工作者，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的物质收益会下降，精神收成也会大大歉收。可能他们会发现，多年以来大家说他们是无冕之王，现在，大家会说这个无冕之王是没有穿衣服的。”

无冕之王到底是怎样失去衣服的呢？

褪去华服的第一只手：商业化

褪去无冕之王华服的第一只手，叫作商业化。

在1992年之后，中国把经济发展放在压倒一切的位置上，在媒体中，出现了日益强劲、有潜力带来巨大变化的商业化力量。国家支持的减少，意味着新闻机构要为读者和广告而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媒体第一次被当成商业来经营。这一变化，既有深刻的经济影响，也有不小的政治意义。

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加入《三联生活周刊》（老周刊人亲切地叫它《生活》）的时候，此前的首任执行主编钱钢曾提出“三界共生，系统运作”，即依靠新闻界、文学界和学术界，共同打造一本品质优秀的新闻周刊。“其办刊过程，将是融合‘三界’优长，改变学科思维习性，推动人才相互砥砺、相互激发，形成新的共生群落的过程。”这个充满人文色彩的理想，在商业化的大潮之下，显然没能实现。

“三界共生”成为泡影之后，《生活》十年完成的转型，是由精英文化本位到大众文化本位也就是消费文化本位，这正是大众媒体发展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因为大众媒体是市场的产物，而市场告诉我们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比精英文化更为有力地参与着对中国社会的构造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三联书店原有的文化积淀变成了某种包袱甚至“污染源”，要文化还是要新闻（更准确地说，是社会新闻）成了问题。编辑部当然有论争，主创者的个人好恶也对杂志方向的偏移产生了影响，但从根本上来说，是时势最终驱使《生活》走向新闻化：开始是“法制文学”，更直接的界定是“黄赌毒”；接下来是贪官，是对权力及其运作的观察；再接下来，是娱乐、体育、消费，等等。

1995年以后，《生活》曾经长期蛰伏在北京东城区的一个小胡同里，胡同的名字叫作“净土胡同”，那是一个给《生活》的许多记者和编辑都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地方。“净土”，虽是巧合，却似乎很能涵盖当初卷入《生活》创刊过程的一群理想主义者欲为这本杂志框定的场域。只不过事情的发展超乎预想，《生活》在实践中经历的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走出净土”的过程。对三联这样的精英文化重镇来说，驻守净土似乎并不太难，但要走出来，则需要脱胎换骨。

走出来以后，又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按我的总结，会遇到“两个P”的对抗，一个叫作propaganda（宣传），另一个叫作profit（利润）。依我的看法，这是大众文化年代所有的中国有志媒体都会遇到的一对深刻矛盾。

在此情况下，中国的大众媒体扮演着复杂的角色，正如《南方周末》前负责人所说，办《南方周末》是在解一道“三元方程”，这“三元”是：是否符合政策环境、是否符合市场需求、是否符合新闻人的理想且对得起大历史。在中国，这份最为大胆的、被普遍认为代表自由派立场的报纸中，政策的考量依然压倒市场的追求。

就在这样的场景之中，网络闯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