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播学角度解读《论语》【2】

《论语》中的“礼”和“孝”对人们思想的束缚

孔子传播思想中关于人际关系的论述，均要求言者及听者对传播内容按照伦理规范的固定程序进行。这样一来，交往者首先面临的不是发出和接收的讯息，而是伦理规范的问题。传播者必须考虑“说什么”和“怎么说”，听者亦然。伦理规范就是要使交往者总是处于是否应该和是否被允许的限定之中，或干脆完全支配人与人的交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几句话，典型地显现出孔子将人的交往封闭在社会伦理的戒律之中。

在社会学家费孝通看来：“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礼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即使在没有人的地方也会不能自已。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过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8]

与其说孔子要求在人际传播中主动地顺从和倡导传统，倒不如说这是他的无意识行为。因为在漫长的无声无息的教化和浸润过程中，对礼的恪守，已经潜移默化，成为深入脑海的一种不自觉的意识，并通过言语和行动在人际传播中悄无声息地流露出来。

作为一种关系规范，“礼”要求人们把注重外表的礼仪改为发自内心的尊敬之义，教人注重终生修其身，使自己无论内心活动还是外在行为都合乎礼。“礼”指明了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之中处于传播关系的某种交叉点上，担任着某种具体的社会角色；没有“礼”，人在社会中就不能自立。这种人际传播规范，最终将道德教条地提升为社会法则，凝固成人们交往传播的行为模式和内在要求，形成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一大特色。[9]然而，正是这种所谓的思想文化，使得“礼”内化为人们交往中无形的行为规则，并在人们的言行中得以展现。由此，“礼”对人们思想的统治和言行的约束可见一斑。

以上考察的是社会层面、个人修养层面孔子关于人际传播的思想。在家族系统的传播中，他看重父权，关于传播的内容，带有强烈的孝悌观念和浓厚的尊卑长幼意识。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论语·学而》）在家要孝顺父母，在外要顺从师长。对顺从的强调，是维护宗法和父权的需要。“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这是维护宗法家族制度的重要纲常名教。对此，鲁迅先生曾指出，只要思想稍微开明的家长，都会希望子女长大成人之后能更聪明更强大更幸福，在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能比自己这一辈人取得更大的进步和成就；事实上，按理说做父母的总是希望孩子能超越自己，超越过去。“超越便需改变，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当然是曲说，是退婴的病根。”[10]128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孔子主张的这种家族内部的人际传播秩序，目的在于明晰父子、长幼、贵贱之序，确立长辈的权威。而在今天，多数青年人则勇敢奋力地呼唤着、追求着并践行着社会民主和自由平等，若从这个角度看，孔子的这种传播思想是相当守旧的，是不符合现代社会精神的。鲁迅先生一再呼吁思想觉醒略微开明的父母们，勇敢地去清算过往束缚人们思想和自由的不合时宜的陈旧想法和传统道德。唯有如此，子女们才能在未来开辟出属于自己的新路子和新天地；也唯有如此，父母们才能真正去解放自己的孩子，使他们成为有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的人。为此，鲁迅先生规劝父母们：“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10]133

无限期延长父对子的观念影响，进而形成亲子间信息传达的秩序，造就了永恒的上下尊卑关系。孔子的孝悌观，为后来父权扩展为治权、治权带有父权色彩做了理论准备。由于有了高度理论化的伦理范畴，就可以依傍孝悌，以及忠、义等来规范社会各分子间的关系……在“国”的圈层里，信息的传播是一种放大了的“家”的圈层，因而人际关系被规定为孔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八个字。这种以父权为基础的治权高高在上的思想和做派，今天仍然随处可以看到。与当代社会的自由平等、以人为本等观念比较，这种守旧思想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应以理性的批判对待。

“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

人是群居动物，每个人都生活在与他人交往的社会中。尤其在传统中国，人更需要通过角色关系来定义自我，“人”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体现出来。儒家所讲的“伦”，指的正是个体行动者之间的“等差秩序”，既包括个体之间等级区分的种类，如尊卑长幼、亲疏远近等；也涵盖了个体间应建立的关系种类，诸如君臣、父子、夫妇、朋友等。中国古代的人际传播往往被儒家哲学转化成伦理形式，在个体之间形成差序性的伦理关系。不同个体的特征以及他们之间的差序性社会关系，对人际传播的范围影响颇大。[11]

由此可见，孔子的传播思想，是以伦理、宗法、礼制和等级来约束传播行为，压抑了人们的思想和个性。孔子不是培养选择中判断，而是遏制自我的觉醒，要求自我审查。恩格斯说：“规定的自我检查制度，要比旧的官方检查制度坏一千倍。”[12]因为这种自我检查自觉扼杀自己的思想，实质上是野蛮。孔子规定的“礼”，作为社会伦理规范，也作为社会立场，对人与人的交往行为具有极大的约束力，同时也是一套维护统治秩序的习惯法规。它具体表现为对上下等级、尊卑长幼交往秩序的严格规定。[7]一定程度上说，这种狭隘的等级尊卑意识，无声无息地控制着民众的思维，禁锢了人性。因此，孔子的传播思想是有局限性的，需要正视。

诚然，《论语》中表达的孔子人际传播的思想，是中国古代关于人际传播较早的文献记载，对于研究现代人际传播是重要的参照系。孔子的传播思想中，有一些具体的论述至今仍然是有借鉴意义的，但其整体的保守性质和束缚人的消极一面，不该一味地赞美。毛泽东20世纪50年代在评论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中赞扬了孔子办教育，但对他是有批判的，毛泽东写道：“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我们也应持这样的态度。

（陈力丹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袁鹏亚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

参考文献：

[1]强光中.全球史观下的孔子学说[M].南方出版社，2011：55-56.

[2]安德义.论语解读[M].中华书局，2007：281-282.

[3]迈克尔·罗洛夫.人际传播——社会交换论[M].王江龙，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22.

[4]马丁·布伯.对人的问题的展望//[M].存在主义哲学资料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183-185.

[5]吴予敏.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中国的传统文化[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154.

[6]王怡红.人与人的相遇[M].人民出版社，2003：35-37.

[7]王怡红.论中国社会人际传播的价值选择[J].现代传播，1996(6)：50.

[8]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M].商务印书馆，2011：55.

[9]胡河宁，等.中国古代人际传播思想中的关系假设[J].安徽史学，2006(3)：9.

[10]鲁迅.坟[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11]陈钢.试论人际传播在“差序格局”中的嵌入[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9(5)：11.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人民出版社，1974：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