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播学角度解读《论语》

2013年下半年，新一届研究生推免的选拔工作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展开。全国各高校的研究生推免生有近200人报名人大新闻学院的传播学方向研究生，这200人中除了个别其他专业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我们根据学生填表反映的情况，反复衡量比较，从各高校百里挑一里再百里挑一，通知了其中15位同学来学校面试。再加上本校的推免生，共21人参加面试。面试题共十组，每组两道。其中被抽中几率最高的一组题，有6人抽中。这组题之一如下：

问题：请从人际传播与社会关系角度，评价一下孔子在交往中的表现：

“孔子于乡党，恂（xún）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yín）訚如也。君在，踧踖(cùjí)如也，与与如也。君召使摈（bìn），色勃如也；足躩（jué）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chān）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

——《论语·乡党》

该题不要求学生对每个字做解释，而且还提供了生僻字的拼音。然而，选中该题的6人中，没有一个学生能够批评性地评价孔子在人际交往中的表现，有的甚至不理解《论语》中的这段话是什么意思。《论语》是中国古代基本经典“四书”之首，仅1万字，高校文科生应该必读，而且要养成一定的批判意识。看来，现在连我们最优秀的学生都不知道自己的文化传统了。

有鉴于此，本文以《论语》中记载的关于孔子的言行开始，从传播学角度批判地考察一下孔子的传播思想。

从《乡党》篇窥探人际交往中孔子对礼制的遵从

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中国进入了礼乐文明时代。孔子少即习礼，以通礼而名于世。在朝代变更的历史背景下，他固守旧的礼制，认为春秋时代的乱局，在于礼坏乐崩，因此提倡“克己复礼”，力图恢复西周的礼仪制度。[1]鉴于这一历史背景，孔子的传播思想是向后看的、保守的，因此他在这方面对后人的影响，我们应该持一定的批判立场。《论语?乡党》记载了孔子在不同场合与人交往的表现，翻译成现代文字大体如下：

孔子在乡里遇到长老，恭敬得好像不善言谈。在朝廷宗庙，说话明白流畅，只是比较谨慎。在朝堂上，和下大夫说话，温和快乐，侃侃而谈；和上大夫说话，正直恭敬。国君在时，敬畏不安，小心翼翼。国君召见他接待外宾，他的面色变得庄重起来，脚步也快起来。他向两旁的人作揖，衣服前后摆动，却整齐不乱。宾客走后，必定向君主回报说：“客人已经不回头张望了。”[2]

人际传播中双方或各方显示或暗示的身份和地位，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人际传播的内容和方向。美国传播学者迈克尔·罗洛夫指出，人际传播的“第一个特征是，人际传播发生于有关系存在的环境里……我们知道某人所以与他人发生关系，是因为他们极有可能彼此交流。而他们进行交流的方式是由关系的约束所决定的……关系还受到彼此怎样看待对方的约束。有些关系被人们认为着重于彼此扮演的角色，关系双方的相互行为既基于本人扮演的角色，也基于对方扮演的角色”[3]。当代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1878-1965)则写道：“人生存的基本事实是彼此关联着的人。人无法逃避与他人发生关系。我与你相遇，我和你彼此关联，即使我们的交往是一场相互斗争。即使在彼此的关联中，我已不完全是我，你也不完全是你。但只有在生动的关联中，才能直接认识人所特有的本性。”[4]

基于以上对人际传播和社会关系的分析，不难理解孔子在“乡党篇”中的言语和行动。在不同的人际传播语境中，在和不同的人交往中，他都谨记自己在其中特定的社会角色——在乡里恭敬地对待长老，在朝廷说话谨慎，和下大夫侃侃而谈，国君在时则表现出应有的敬畏。这反映了孔子谨记礼制、等级和尊卑，很有分寸地进行交流活动。正如吴予敏所言：孔子是一位杰出的演员，他的才能就是在每个社交场合，都能明确自己的名分，进入角色。所以他“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处处显得那么得体。他对于任何非礼逾矩的言行都是厌恶的、恐惧的。[5]这段话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孔子竭力维护礼制和等级的形象。

孔子这样做，虽然是为了遵守“礼”的规范，但是也有很强的实用性。于是，后世的人们便以孔子为榜样，交际中如何“做人”成为必修课。“礼”体现的是一种不平等的人际社会关系，并在无形中化为不平等的文化符号和传播符号，渗透到人们的潜意识中和现实生活中。这种现象现在仍然到处可见，无论是会议、宴请的席位排序，还是报纸、电视的头版头条安排，都严格考虑当事人政治、经济地位的高低。其实，至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党报上中央领导人的活动报道，并不完全按照职务编排版面。毛泽东的一些不重要的外事活动消息，经常安排在头版不起眼的位置，甚至安排在二版，标题字号与普通新闻相同。而有的副总理主持的国务院会议消息，因为有指导工作的意义而被安排在头条。显然，现在我们的党报对自身的光荣传统有些忘却了，却把孔子强调等级意识的那套东西学了去。

批判孔子过分地遵循礼仪，不是完全否定社会角色要与人际传播相适应。正如王怡红所言，当一个人以学生、教师、领导、顾客等角色出现在传播关系中时，他并非是完整意义上的人，只不过是在进行某种社会角色的交换。比如，你要是一个学生，就要遵守学校的纪律，不逾学习的规范……以这种社会要求定位的关系，人无可逃遁地被固定在角色的框架中。除了角色，在个性化的人际交往中，这个人是找不到自己的。社会可以理所当然地将这个人囚禁在各种角色里面……一言以蔽之，角色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传播活动，与真正人的自我及其个性的表现关系不大。[6]但孔子的表现，等级意识过分强烈，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显然不该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倡导的。

从《论语》中与传播有关的词句和段落看孔子的传播思想

《论语·乡党》描述了孔子在人际传播中身体力行，竭力履行自己在不同场合的社会角色，这也多少折射出了他的一些传播思想。实际上，《论语》的各篇中，使用了“言”“视”“听”“学”“思”“闻”“见”“知”等很多与信息传播相关的字词，这些字词少则出现过50多次，多则出现过100多次。以下对含这些字词的篇章做一简单梳理，探析其中蕴含的传播内容、传播方式和传播思想。

《论语》中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耳熟能详。其实，《论语》涉及“学”的地方很多，如“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笃信好学”“下学而上达”“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不学《礼》，无以立”等等。在儒家文化中，“学”有两层含义：一是品德的修养，即仁、义、礼、信、孝、悌等；二是六艺的学习，《诗》《书》《礼》《乐》《易》《春秋》。可见，孔子要求“学”的，是符合礼的信息和内容。“学”本来是个体接收信息的方式之一，孔子把它作为提升内在道德和修养的手段，使得“学”有了很强的伦理功能。

此外，孔子对作为动词的“言”这种人际传播方式小心翼翼。“君子欲讷于言”“仁者，其言也讱”“敏于事而慎于言”“慎言其余，慎行其余”“邦无道，危行言孙”“先行其言而后从之”等等，都是要求说话要谨慎，要谨言慎行；“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不要轻易把话说出口；“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言谈要符合道义。孔子很少谈论利益，赞许仁爱；“法语之言，改之为贵”，要按合乎礼法规则的正言来规劝，来检查改正自身行为；涉及怎么言的有“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说出来的话，要可行，对待说过的话，要认真；“言必信，行必果”，说话要可信，行动要果断；“言忠信，行笃敬”，说话忠诚，行为敦厚。

孔子要求在人际交往中言语行为和谈话内容要谨慎，要符合伦理，不能违背礼法规则。这一要求有一些可取之处，但这又有些苛刻，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眼界。不过，他要求言论诚实可信，至今也是应该遵循的。

除了“言”之外，“闻”“见”等传播行为，也在《论语》中反复出现。子张求教加官进禄的方法，孔子说“多闻阙疑，多见阙殆。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他要求“多闻，多见”，但是对有疑惑和危险的方面要有所回避。“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讲的是多闻、多见对自己有利的好的内容，以“善者”作为衡量标准。此外，还有“闻道”“闻义”“闻一知十”等。不同的人际传播情形中，孔子对“闻”严加限制，仍然以伦理为限。他要求懂得“闻”的技巧，闻道、闻义、闻善，懂得趋利避害。这种带有强烈功利目的的趋利避害，一定情形下是传播活动中的一种本能反应，但在孔子那里已经形成了一种人为的主观标准，这就将传播的这种本能变成了一种抑制行为。

至于与人际传播相关的“知”“视”“听”等词，在孔子看来，必须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对信息要有所取舍，不要去看去听“非礼”的内容；“听其言，观其行”，与人交往中，不仅要听他说什么，还要观察他的行动是否言行一致，正所谓“察言观色”。“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要了解一个人，应先考察他言行的动机，观察他所走的道路。知则是“温故而知新”，“新”从“故”中来；知什么呢？“知礼、知乐、知仁、知德、知天命”等。显然，孔子坚持以“礼”来维持传播秩序，在他那里完全找不到思想自由的踪影。

“思”是一种自我传播，关于如何“思”，孔子提出君子要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孔子的思，尚不是现在的思，含义更广而深，即修身，也见于“三思而后行”“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思的标准，仍然离不开恭、忠、敬、义等伦理要求。

由以上分析可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人际传播思想，主要是利用伦理规范教化社会人心，这种观念一直统驭着中国人的人际传播和交往行为，导致人际传播带有浓重的社会伦理旨趣。正如人际传播的研究者王怡红指出的：古代社会利用人际传播建立和表达伦理规范，用伦理规范的交往取代人际交往。[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