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似梅花香自骨——东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王梅芳【2】

冰姿皎皎，于学术园地展露清芬

“《舆论监督与社会正义》展示了近年来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的众多精彩案例，又从价值观念、社会转型等理论层面进行深入分析，是我国舆论监督研究的一项新收获。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该书独辟蹊径，将舆论监督与社会正义联系起来，准确地把握住了舆论监督在历史发展中的脉络；其间新意迭出，令人回味。”

——罗以澄[1]

“作者把舆论监督拉出新闻的范围，把研究的视野拓宽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自身的发展这样的精神层面文化层面，就使舆论监督的意义跳出了专业范围，成为一种文明的象征和文明的标志。这一研究思路也为舆论监督的研究和新闻学的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使人们从技术的视野、工具的视野走进了文明的视野。”

——张昆[2]

作为一个面向社会的思考者，而非背对社会的书斋式学究，王梅芳始终对变动不居、复杂纷纭的社会生活充满兴趣，始终保持介入现实、面对现实发言的姿态，她的学术敏感总是和最鲜活的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了解王梅芳的专业选择以及学术旨趣，就可以看到她在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在历史性与现实性之间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当有访者问“你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时，她回答说：我的学习成长经历紧紧地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脚步。那个时代既革命又浪漫，充满着憧憬。高中毕业后我想过到呼伦贝尔大草原策马扬鞭，想过穿一身绿军装英姿飒爽……最后成了上山下乡的知青。1978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次全国统考上了大学。这一年，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既是中国国家命运的转折点，同时也是许多中国人个人命运转变的开始。我是这一历史巨变中的一分子，我选择这个专业，一是因为当时中国整个气氛有点“神州风扬”的意味，政治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拨乱反正；思想上，真理大讨论，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文学上大声呼唤人的尊严、价值、权利，几乎每一部作品的出现都会引起轰动家喻户晓；与此同时，郭沫若的《科学的春天》、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等文章，张扬着拥抱科学、崇尚知识、追求理想的精神，“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这些句子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而这一切都是透过当时的媒体舆论渗入人们的心灵，形成社会风貌。二是未来职业的想象，在以上波澜壮阔的大图景中，可以想象当一名记者该多么神奇。这种想象现在想来，也是一种青春的律动吧。

当然，大学毕业分配她没能当上记者却当上了新闻传播学的大学教师。从此，她带着一如既往的理想主义者的热情，展现着面向现实生活的开拓姿态。世纪之交，中国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战略下，经过多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物质文明水平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但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却明显滞后。 

包含强烈实用主义倾向、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优先”成为社会发展绝对尺度，作为社会制度建设精神指向的“社会正义”却不时成为无法兼顾的“代价”，成为被搁置的问题，社会不公、权力越界的情况时有发生。当时，虽然党和政府的正式文件中已经多次提到要重视“舆论监督”，但在实践中要加以落实还是举步维艰，而学界对“舆论监督”的理论研究尚在破冰之初。“社会正义”对于社会的持续平衡发展的意义是否比“效率”更深远？舆论监督与社会正义的关系究竟如何？舆论监督在社会发展和人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何种作用？舆论监督的价值意义究竟是什么？带着对现实的困惑，王梅芳开始了她对“舆论监督”“社会正义”及相关问题的探索和思考。

王梅芳选择的研究方向是独辟蹊径的，她的研究思路同样别具慧心。在实际生活中，舆论监督通常被有关部门作为解决某项工作的宣传工具，或是被大众作为对某些社会现象发泄不满情绪的渠道。但王梅芳认为，这样理解舆论监督远远不够。她的研究思路诚如张昆教授所称许的：“把舆论监督拉出新闻的范围，把研究的视野拓宽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自身的发展这样的精神层面文化层面。”王梅芳指出，舆论监督是推动传统官本位社会向现代公民社会（或曰官本位文化向现代公民文化）转型的重要力量，健全的舆论监督是一个现代的和谐社会的必要标志。舆论监督无论是作为一种政治管理机制、社会平衡机制还是文化建设机制，它的基础都是社会正义。作为一种引导人类生活和谐化、完美化的精神性向度，社会正义关注的是社会体系是否合乎人性的要求，其意义在于变革、建构社会合作体系，为人的幸福生活提供条件和保证，即以人为主体的社会价值追求。任何的正义问题都具有社会性，因而都可以称之为社会正义问题。而舆论是公众的意见，舆论的背后潜藏着公众对社会价值尺度和运行方向（亦即“社会正义”）的内在要求，舆论监督是公众用舆论的方式监督社会，那么公众作为舆论监督的主体，其公民意识的觉醒、成熟和完善对于舆论监督的质量、对于社会正义的实现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研究过程中，王梅芳查阅了大量一手资料，精心搜集从改革开放到世纪之初的许多案例，从渤海二号、南丹矿难到孙志刚事件、长沙戒毒所案……丰富的现实案例为她的理论阐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她一方面尖锐地指出在舆论监督的路上有太多的鲜血、太多的眼泪和太多的羁绊；另一方面，她从“鲜血”“眼泪”和“羁绊”背后，揭示出社会正义通过各种媒体平台以舆论监督的方式得以伸张的曲折过程，揭示出舆论监督对于广大公众的意义在于可以启发、倡导和强化其公民意识，舆论监督对社会公众的价值指导作用将超出其对现实生活的批评作用。她指出，社会正义是从理想和精神的意义上引导人类社会向善向美，舆论监督是在现实的层面上规导和匡正社会的非义和不谐。“舆论”本身就是具有道义力量的价值评价，舆论监督是舆论的重要功能，舆论监督的健康发展、正义观念的深入普及，最终将使舆论监督提升为一种文化力量，甚至成为一种文明的标志。这些理论思考和观点，之后在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十八大报告中所提出的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并坚持维护公平正义的表述中都得到体现，无疑显示此项研究的前瞻性和鲜明的时代性。

从最初对社会现实的某种困惑对未来的某种期待开始，到从价值体系、现代性、社会评价等多角度进行透视，从新闻传播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等多学科交叉剖析，王梅芳的“舆论监督与社会正义”研究过程充满了困难也充满了她自己所说的“探索的乐趣”。作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十五”规划项目，她在学术论著《舆论监督与社会正义》中以舆论监督为主线，将媒体理想、公众参与、社会正义之间关系进行立体勾连，在文化层面、理论层面倡扬舆论监督的价值意义，可谓开经展脉、释冰留香。但是，书稿得以付梓，是有曲折的，回想这段经历，王梅芳说：“那时政治文明程度不高，社会对舆论监督的认识有误区，一般认为舆论监督就是负面报道，出版社开始不敢出，并要求把其中的案例删除掉，认为是暴露了黑暗面，甚至要把舆论监督与中国传统文化一章去掉，认为太敏感。其实，换个角度，这些曲折何尝不是当时公众的舆论监督在公权面前难免遭遇的尴尬和困难呢。”

如今，十多年过去了，舆论监督已经成为启迪公民意识、维护公民权利的重要力量和途径，舆论监督也已不仅仅是党和政府工作报告中频繁出现的关键词，政府不再是仅仅被动地接受舆论监督，而是越来越主动地搭建各种媒体平台为舆论监督创造条件，从而使舆论监督日益成为政治文明建设的有效保障，事实印证了王梅芳教授当年的思考，也彰显了她在学术上的敏感和远见。正如张昆教授所说，《舆论监督与社会正义》所做的应当是属于“有思想的学问”[2]。

时尚需要传播，流行离不开展示。时尚传播研究的提出是王梅芳教授开拓的新闻传播研究的新领域，是她敢为天下先的又一重大创新。

——童兵

2006年作为新闻传播专业学科带头人被引进到东华大学人文学院以来，王梅芳在致力于传播学专业建设与学科发展的同时，又开始思考着新的研究方向。凭借对变动不居的社会文化现象一如既往的兴趣和敏感，她认为，时尚是植根于生活世界的新灵感，是社会意义的源泉，能够最鲜明地反映时代的精神和面貌，也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载体；“时尚文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是中国社会最活跃，表现形态最生动的社会文化现象。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开放、消费文化的兴盛和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中国时尚资讯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时尚杂志可谓铺天盖地，专门的时尚频道、时尚栏目、时尚网站、时尚报刊以及报刊的时尚版面等纷纷出现，其比重之大、影响之深广，超乎人们的想象。特别是由时尚媒体、时尚明星、时尚产业、时尚消费者以及由他们共同营造的时尚‘意见气候’，已呈现出比任何时代任何时期都更加丰富、更加活跃、更加具有影响力的时尚文化传播的舆论场域。因此，学术研究应该给予高度的关注。时尚文化是流行文化的核心内容、时尚文化引领流行文化，对意识形态、价值观具有建构作用。加强时尚文化传播的价值导向研究，重视并参与时尚场域的价值建构，探索时尚文化传播的理论规范，张扬时尚文化所拥有的积极价值元素，从而以创新的方式引领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和构建，使时尚文化成为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中华文化、建设和谐文化的推动力量，成为打造国家软实力的题中之义，无论在理论上和实际应用上都具有现实意义”。她断定：“随着中国消费文化和时尚传媒的繁荣发展、时尚文化传播对社会风尚以及人们意识形态、价值观等影响的加剧，时尚文化传播的研究热度、广度与深度必将呈上升趋势。”①就这样，王梅芳开始把时尚文化传播作为自己新的研究方向。2009年她获得校级重点学科建设交叉研究项目资助《时尚文化传播研究平台》；2011年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时尚文化传播的价值导向研究》；2012年底学校批准成立校级时尚传播研究中心。

2012年2月颁布的《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强调“加强传播体系建设”，提出了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战略。此后中国在文化发展态势上展现出政策、资本、技术、消费等诸多利好因素，时尚产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在《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塑造时尚魅力的国际文化大都市”已成为上海发展战略。近年上海的时尚产业、时尚传媒、时尚消费更是蓬勃发展、异彩纷呈，时尚文化传播俨然成为上海乃至全国最为显要的社会征候……事实再次印证了王梅芳的学术敏感性和前瞻性。从确立研究方向到形成初步研究框架，从获得校级重点学科建设交叉研究项目的立项到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从成立时尚传播研究中心到筹办“时尚传播与社会发展国际论坛”……发现了一片新的学术领地后，王梅芳有条不紊地完成初期拓荒工作并构建出未来的研究图景。2013年5月东华大学时尚传播研究中心正式揭牌，王梅芳说：“时尚是21世纪最为活跃、最为生动的文化景观，但时尚传播研究及其人才培养却还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学科绿地……”来自学界、业界的专家学者对展开时尚传播研究的学理、实践意义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表示时尚传播研究不仅开创了传播学学科的崭新路向，还拓展了传播学研究的应用型领域。童兵教授说：“无论时尚与政治、经济、审美、休闲等有着何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但有一点是确切无疑的，那就是时尚离不开传播，时尚必须要传播，没有传播就没有时尚。”时尚传媒集团总裁刘江先生说：“这是一个使命的开始！放眼传播学的学术视野，聚焦时尚这种最具前瞻性的文化形态，必将大有作为。”

从“舆论监督与社会正义”到“时尚文化传播”，王梅芳教授在学术研究上不仅是个灵敏的“前瞻派”，更是个踏实的“行动派”。与皓首穷经的古典学院派研究相比，她的研究姿态更像是她和由“已然”“应然”走向“必然”的现代社会公共生活之间一场持久而深入的对话。借用她在《舆论监督和社会正义》中所说，真正的对话“是要求人带着自己的心灵去探寻，甚至带着疑问和惶惑，带着尊敬和自我尊敬”去倾听。在对话式的交流关系中，研究者“不是一个孤独的观察者、独白者，而是一个参与者、倾听者、演说者与思想者。唯有通过对话，研究者和她的研究对象之间才有可能达成精神上的相遇”[3]。其为人称道和称羡的学术敏感性、前瞻性便是一次次“精神相遇”的结果。她的学术探索体现了一种“变”与“常”的统一。所谓“变”，是她的研究对象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所谓“常”，是在她的研究中始终贯注着个人性与公共性/社会性相结合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从她“正义之于个人是德行之善，正义之于社会是制度之美”的论述中，从她“时尚与传媒的结合如何推动社会转型、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嬗变与重构”的追问中，她恰似一枝早春的梅，冰姿皎皎，在学术园地散发着自然清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