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总编不是新闻官

不久前，某报刊登了一篇就昆明暴恐事件发表的评论《暴力恐怖犯罪挑战人类文明底线》，这篇文章本来是新华社记者写的，该报刊登时前面还带有新华社的电头，只删去原文中几个字，但加上了该报评论专栏的栏目名，变成了该报的评论。这是一个不小的疏漏、不可原谅的低级差错。对此，不仅版面编辑有直接责任，报纸总编辑也有责任。

总编辑是“编辑部的总负责人。主管编、采和通联等新闻业务工作”。（《新闻学大辞典》）报社编辑部有时政、经济、文教、体育、娱乐、国际等各路编辑记者，总编辑则要对报纸进行“总”的编辑。

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办报尤其如此。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总编辑，就会有什么样的报纸。我国现代新闻史上出现的优秀报纸总编辑，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新记《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提出了“四不”（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方针，秉承客观、公正的原则，引领报社同仁，把《大公报》办成当时最优秀的报纸。张季鸾还是我国新闻评论的先驱。他抓住当天的大事，疾笔成文，臧否人物，指点江山，在当时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

粉碎“四人帮”之后，一些优秀的报纸总编辑，为推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立下了汗马功劳。杨西光1978年在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时，参与组织修改和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引发全国开展讨论，吹响了解放思想的号角，为拨乱反正，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起了舆论宣传的作用。

《华西都市报》首任总编辑席文举则为我国都市报崛起做出了贡献。1995年他主持创办的《华西都市报》，是我国第一份都市报。这份报纸“嫁接”党报重视时政、经济新闻的做法，成为“迈向主流”的市民生活报。它重视新闻规律和市场规律，创造了短时间内发行量迅猛增长的奇迹。全国许多晚报、生活类报纸纷纷效法。

总编辑有管理的责任，同时是一个从事新闻业务的新闻人，而不是“新闻官”。笔者在几十年的新闻生涯中，耳濡目染，亲身体验，深感总编辑责任重大。从报纸定位、选题策划、稿件采编、标题制作、版面安排，总编辑环环有责。当然，他们不可能事必躬亲，要善于抓大事，比如抓重大选题、头条新闻、标题、评论以及整个报纸的布局等。

时下，有的报纸总编辑，一坐上这个位置，就当起官来，每天忙于看文件、跑会议、搞“公关”，甚至沉迷于应酬和饭局之中，而不是集中精力办报，有的连看大样的责任也下放了。做官，还是做新闻人，这是当好总编辑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要当好总编辑，必须带头学习，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敏锐性，还要不断提高业务能力。有的总编辑本来是从做记者、编辑一步步上来的，新闻业务能力较强。但是，职务变了，学习的劲头就没有了，懒得动笔了，业务逐渐生疏。这样的总编辑，很难担当起肩负的重任，也得不到记者编辑的尊重。

要时刻关注国内外大事，对各方面的动向了然于胸，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止处理报道时轻重颠倒，或漏掉重大新闻。有的总编辑不读书不看报，连自己的报纸也不认真看，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这样，怎么能领导报社同仁办好报纸？

总编辑不要有“官”架子，需要礼贤下士，集思广益，发挥报社同仁的积极性。笔者在新疆日报工作时，遇到一位这样的总编辑苗风。他1962年从《人民日报》调入，带来了《人民日报》的好作风。对工作要求很严，又平易近人，善于倾听大伙的意见。遇有重大报道，他常常约上多位编辑记者一起讨论；写好了初稿，打出几份小样，让副总编辑、主任各持一份，进行修改，然后取长补短。有人说他就像一个兄长和朋友，大家乐意亲近他，在他手下工作也感到心情舒畅。

总编辑的活，主要在办公室做，但也不宜总“宅”在屋里。要找机会到基层了解民情，倾听民声。当年，《新民晚报》总编辑赵超构业余时间就常拿个板凳坐在弄堂口，和街坊邻居聊天。他的杂文有些就是取材于聊天之中。总编辑了解群众，报纸才能更贴近群众，报道才能更有针对性。

党中央强调事业单位改革，重要一环是去行政化。报社总编辑潜心做新闻，而不是做官，应该是题中之义。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新闻系教授，曾任新疆日报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