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危機事件傳播的主要特征與應對研究【3】

三、防止危機“酵母”的產生和“發酵”[5]

要有效防止危機“酵母效應”的產生，就必須做到：

（一）要保証重大危機信息公開發布的高度權威性

當然，在重大公共危機事件中，各級政府（涉及企業、機構的重大公共危機事件除外）的信息發布最權威，其中中央政府的信息發布最權威，中央政府最高領導人的信息發布最權威。在重大公共危機事件中，相關政府和相關政府最高領導人的信息發布最權威，最能夠消除人們的疑慮、恐慌情緒，最能夠消除危機的“酵母效應”（發布假信息除外）。程曼麗教授有一個很好的提法，叫做“新聞發布是一把手工程”[6]。我認為，在重大公共危機事件時期，新聞與信息發布尤其是一把手工程。隻有如此，才能“一言澄清萬裡埃”。

與此同時，在重大公共危機事件中，要保証重大危機信息發布的高度權威性，還需要運用高度權威的傳播渠道來公開發布。在現代社會，就是電視、廣播、報紙、互聯網、微博等大眾媒體。這是因為，第一，在現代社會，電視、廣播、報紙、互聯網等大眾媒體高度普及、高度發達、高度便捷，可以將重大危機事件信息和政府的應對措施一竿子插到底，直接傳達到每一個家庭、每一位公眾，大大提高危機信息傳播的效率和降低危機信息傳播的成本。第二，大眾媒體傳播的信息都是公開的，而且越公開越好，公開發布的信息就意味著將公開接受公眾、社會、時間和實踐的檢驗，減少了官方、媒體有意無意發布虛假信息、不實信息的可能性。其中隱含著對信息真實性的保証，這在重大危機時期是相當重要的。第三，大眾傳播媒體在長期實踐中，已經樹立了一定的品牌權威。特別是中國的電視、廣播、報紙等大眾媒體，是黨和國家的喉舌，是黨和國家的形象代表，具有相當的權威性、可信性。第四，傳播學的研究成果告訴我們，在一般情況下，公眾每天獲取社會信息的需求量和總量是相對穩定的，公眾獲取這些信息的渠道主要來自大眾傳播（電視、廣播、報紙、互聯網等）、公眾傳播（會議等）、人際傳播（個人和群體交流等），公眾用於這些傳播渠道的時間比例和來自這些傳播渠道的信息量比例也是大體穩定的。但是，在重大公共危機事件發生時，公眾對於來自大眾傳播媒體的危機信息需求會急劇增加，這時，如果大眾傳播媒體發布的危機信息嚴重缺失或不足，公眾在這種“危機信息嚴重飢渴症”的影響下，出於恐慌、焦慮和自保，就會“飢不擇食”地通過其他信息傳播渠道特別是人際傳播渠道尋求危機信息，這時各種流言、傳言和謠言就會應運而生、不脛而走。其中，有的開始是真實的，但是在人際傳播過程中逐步失實、歪曲、誤解了﹔有的一開始就是錯誤的，在人際傳播過程中又以訛傳訛﹔還有的本身就是別有用心者蓄意編造、傳播的謊言、謠言。但是，由於大眾媒體的缺席或缺失，各種流言、傳言特別是謠言就得以大售其奸。

2003年冬春之交，“非典”疫情暴發初期，由於種種主客觀原因，關於“非典”的危機信息在大眾媒體上披露不及時、不充分，使得“非典”病毒得以在公眾不知情的情況下傳染、蔓延，以致從南方禍及全國。當時，一個帶有迷信色彩的謠言，宣稱放鞭炮、喝綠豆湯即可防治“非典”，竟然通過人際傳播渠道和手機、電話在短短幾天時間內就傳遍了中國南方十幾個省份。在中央直接介入“非典”疫病的防治以后，雖然此時的“非典”疫病發展已進入高危期，但是由於中央政策一竿子插到底，信息披露非常及時、充分，一系列配套措施周到、得力，結果很快人心穩定、社會齊心，抗擊“非典”的斗爭在短短兩個月的時間內即取得了出人意料的全面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