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影視文化傳播研究的歷史性轉向【2】

當然，“視覺文化傳播研究”也有傳播學的思維側重，如傳播媒介問題、傳播效果問題、媒介管理問題以及“5W”的理論系統問題。

首先是傳播媒介問題。這是傳播學的核心表征。在某種意義上，傳播形態的發展史就是傳播媒介的發展史，媒介是傳播學的重要表征，之所以將視覺文化傳播的研究對象定為以“影像”為主導也緣於傳播學的媒介因素。當下，視覺技術飛速發展推動下的視覺新媒介與新視覺文化讓我們目不暇接，如近年各種屏幕視覺技術的發展，小到我們日常生活使用的手機屏幕，大到奧運會、世博會、亞運會、春節晚會等國家盛事向我們展示的大屏幕。那麼，什麼樣的視覺技術，帶來了什麼樣的傳播革命與視覺文化，又給我們建構了怎樣的生存方式，是視覺文化傳播研究需不斷回應的重要命題。

其次是傳播效果問題。這是傳播學的最后歸宗。什麼樣的視覺文化信息，哪一種視覺文化因素，為哪些受眾，帶來了哪種特定的傳播效果，是視覺文化傳播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問題。然而國內目前的視覺效果研究，主要局限在視覺本體理論系統中的視覺符號之於語言符號的傳播效果研究，一種對於視覺形式的認知心理研究。而當下的中國視覺文化傳播研究更多是在為傳者視覺信息的文化建構做解讀，而對視覺文化因素之於受眾建構的效果研究還很薄弱，需要未來研究的不斷加強。

再次是視覺文化的媒介管理問題。目前中國正處於媒介管理的敏感轉型期，正在從改革開放以來一以貫之的“國家擁有+商業經營”思路轉向“國家管理+多元擁有+社會引導+商業經營+倫理牽引”這樣一個復合型的管理模式，其中，中國政府對視覺傳播的管理是最突出的，如近來對網絡圖片與網絡視頻管理的日趨收緊，關閉了眾多色情網站以及相關的視頻下載和在線播放，還中斷了與Youtube等國際著名視頻網站的鏈接。不過對視覺文化的媒介管理也必然帶來視覺文化是一種“視覺民主”還是“視覺暴力”的爭議。故對於中國視覺文化的媒介管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急需關注、反思並總結。

最后是“5W”的理論系統問題。目前國內對於視覺文化傳播的系統建構著作皆試圖以“5W”為基本線索，如《視覺文化傳播導論》與《視覺傳播》，但是尚處於困惑、探索和不完善階段。那麼，是否有建立視覺文化傳播研究系統的可能性？如有，這一系統該如何建立？相信這一疑惑的解決還有待於對視覺文化研究理論的深入理解與視覺文化傳播具體問題的應對解讀，不過亦是一個值得期待的研究題域。

（三）研究范式：構成主義主導，現實主義並行。英國的斯圖亞特•霍爾認為，對於符號的解讀有三種路徑：“反映論的”“意向性的”與“構成主義的”。“反映論的”是對現實的客觀意義的認識﹔“意向性的”是作者個人的獨特意義﹔“構成主義的”是整個社會文化的概念系統共同建構的意義。[8]24-25反映論的客觀意義從闡釋學上是無法實現的﹔意向性的主觀意識也不是單純的個體意識，而是要受制於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於此，構成主義闡釋更為整體系統，亦成為視覺文化“表征”與“意義”研究的主要路徑。國內無論是藝術學領域、文化研究領域、教育學領域還是傳播學領域，對視覺文化的研究主要是以構成主義為主要研究范式。

當下國內對大部分文本的構成主義視覺文化傳播解讀主要分為兩部分：首先對文本進行符號學能指所指以及結構敘事的“表征”細讀分析，其中運用到索緒爾語言學、符號敘事學、符號修辭學、結構主義理論等﹔其次在傳者、文本、受者的相互作用中挖掘符號背后的意識形態“意義”，其中運用到大眾文化批判理論、消費主義文化理論、媒介意識形態理論、霸權理論、精神分析理論、話語理論、全球化理論、后殖民主義理論、女性主義理論、少數族裔理論等。

構成主義是視覺文化傳播研究的一個主要范式，但是國內對此運用的現狀存在兩個問題：一是對於意識形態意義的分析，多數處在“公式性”的消費、霸權等西方理論的運用上，且以批判為主，缺乏對意識形態的歷史學、考古學、人類學、社會學等的實証考察與現實分析，這和西方很多視覺文化研究還存在一定距離。二是主要在傳者、文本和受者之間作描述性意義研究，缺乏對“觀者如何看”的不同傳播受眾面對不同信息的不同傳播效果的具有針對性的甚至是量化的研究。正如學者曾軍所倡言：“我們有必要進一步分析:‘觀者’在觀看情境空間中哪些主體性因素參與了觀看行為？它們是如何參與的？哪些具有主導性，從而使之產生對觀看對象的意義、快感實現？同樣，在觀眾的當代境遇中，觀眾的角色會有不同的變化。觀眾作為一個審美的欣賞者、一個物品的消費者、一個意識形態建構中的主體，分別對應於觀看的詩學、觀看的經濟學和觀看的政治學。”[9]故可以說，視覺文化傳播研究除了運用文化研究的構成主義研究范式之外，傳播學的實証量化研究亦應並行不悖，這是未來視覺文化傳播研究在研究范式上的一個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