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影視文化傳播研究的歷史性轉向

【摘要】隨著視覺文化以及視覺文化傳播研究的發展，對於影視研究，尤其是影視文化以及影視文化傳播研究來說，無疑經受著一場前所未有的挑戰。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挑戰已經構成了對影視研究的巨大威脅。從視覺文化與視覺文化傳播研究兩方面對影視研究進行探討可以發現，影視研究的繼承和超越構成了兩大奇妙的時代變奏。就此意義上說，這是影視文化傳播研究的重大歷史轉向。本文從視覺文化傳播理論與實踐雙重維度，對影視文化傳播研究進行了較為全面和深入的學術考察。通過這一考察，力圖努力開拓影視文化傳播的新領域和新空間。當然，這種新領域和新空間本身也許就構成了新學科的價值取向。

【關鍵詞】影視文化傳播﹔歷史轉向﹔視覺文化傳播﹔理論與實踐

一、影視文化傳播研究：來自視覺文化傳播理論分析的維度

（一）研究對象：影像文化為主，多維文化兼攝。當下國內視覺文化傳播研究的研究對象主要關涉到以下命名：圖像、影像、視像、視覺、視覺文化、視覺文化傳播。一般而言，稱謂不同，研究對象亦有所不同。不妨從諸多命名中，反思當下中國視覺文化傳播的研究對象特征。

首先看“影像”。“影像”最早出現在國內對薩特《影象論》“image”的翻譯中，薩特強調的是“image”的意向性，由此國內選用漢語“象”字，但漢語中並無“影象”一詞，故這裡的“影象”可看作是“影像”。國內在以電影為對象進行視覺文化傳播研究時，常以“影像”命名，如盛希貴在《影像傳播學》中為其做了詳細的定義分析，認為雖然“影像”本義包含廣泛，如影子、印象、跡象、畫像、肖像、形象等，但就其本人研究所指包括靜止影像的攝影和運動影像的電影、電視、電腦Flash動畫、幻燈、數碼等經由感光所成的像。[1]而“圖像”這一范疇主要緣於國內對西方藝術史的翻譯，通常作為image，icon，picture的指代，如“iconology”就譯為“圖像學”。后來在W.J.T.米歇爾那裡，正式將“圖像研究”引入，而米歇爾本人在使用范疇上是有所區別的，其最重要的三部圖像著作中，《圖像學》中使用“Image”對圖像進行側重於本體性的哲學分析，而《圖像理論》與《圖像想要什麼？》則傾向於使用“Picture”來闡述圖像的消費意識形態特征。在他看來，“Image”更偏向是原初性的，不能被人為任意扭曲和修改，而“Picture”則是具有實際商業或宣傳用途的具體圖像。[2]然而國內學者使用這一概念指代是相對單一的，主要是指具有主客意向性的圖畫與影像。如韓叢耀在《圖像傳播學》中指出：“從傳播學的角度講，圖像是一種非語文傳播的閱讀文本。從狹義的角度來理解，圖像就是具有深刻意義的平面。”這是突出圖像的非物象的意義層面，而從其整篇研究來看，其圖像不僅包括手工藝術平面，還包括機器影像平面，“因為現實物象的光影和鏡頭前的物體都會以廣博的形式被機械（照相機、攝影機、攝像機、掃描儀等）捕獲在一個感光平面上（膠片、感光紙、磁帶、CCD等光敏材料），然后通過物理、化學或電子的手段將感光材料上記錄的影像呈現出來，我們就得到了一個機械圖像”[3]。由此，在韓叢耀這裡，“圖像”的指涉范圍既包括“影像”，也囊括圖片。“視像”也為少數國內學者使用，如王德勝的《視像與快感》[4]，其“視像”指涉范圍更為廣泛，凡是眼見之物皆可成為視像，即日常生活的人事物景的視覺成像。①以上的“影像”“圖像”“視像”皆為一種“視覺文化”，故視覺文化研究的對象應涵蓋三者。但“視覺研究”又有所不同，其不僅研究視覺之對象，更研究視覺之本體。

由此基本語義分析，當下視覺文化研究的對象應該包括：偏向於視覺本體的視覺研究、偏向於視覺對象化文化的視覺文化研究、偏向於視覺文化中的感光成像之影像研究、偏向於平面成像之圖像研究、偏向於日常成像之視像研究。但目前的研究現狀是，上述這些稱謂指涉並非完全清晰，相互間還有所涵攝。而目前的“視覺文化傳播研究”，由其命名自然包含上述“影像”“圖像”“視像”的研究對象。但依據貝拉•巴拉茲的理解，視覺文化由來已久，但隻有到了影像的出現才使人們“恢復對視覺文化的注意”[5]。故視覺文化傳播研究是以媒介制造的“影像”為主要研究對象，孟建所最初強調的“影像因素佔據了視覺文化的主導地位”[6]。當然，以“影像”為主導並不排斥圖畫印刷“圖像”、日常“視像”的多維視野。隨著研究的進一步發展，其研究對象必將拓展到“影像”之外，這是無可非議的。而視覺文化傳播的研究，是將視覺文化的文化學研究方法與傳播學研究方法進行有機結合，轉化為視覺文化傳播研究。這一研究領域的興起和發展，在國外，也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才開始逐漸形成一點“氣候”的。

（二）研究問題：題域跨界分享，理念傳播偏向。當下中國對於視覺文化的研究基本形成了五大格局：文藝學的“視覺文化研究”、藝術學的“圖像研究”、傳播學的“視覺文化傳播研究”、人類學的“視覺人類學研究”、教育學的“視覺文化素養研究”。同時，當下視覺文化研究主要涵蓋五大症候：大量譯介、理論闡釋、譜系梳理、系統建構和中國問題。目前國內研究現狀是，這五大題域共同體現於五大格局之中，故可以認為，當下國內視覺文化傳播研究的題域具有跨界交叉性，是一種“互文性”的“寬泛語境下的跨文本文化研究”[7]，也就是說，哲學、文學、文藝學、傳播學、藝術學、教育學等各學科領域，都可以對藝術品、攝影、電影、電視、網絡、數碼乃至建筑、身體、風景等廣泛的日常生活事物進行研究。這種跨界題域帶來了上述研究命名的指意模糊性與使用復雜性，也使得“視覺文化傳播研究”與其他之“視覺文化研究”“圖像研究”“視覺人類學研究”“視覺傳播研究”“視覺素養研究”互有重疊、互為分享。傳播學奠基人拉斯韋爾1948年提出傳播的“5W”模式，並由此也奠定了傳者分析、內容分析、媒介分析、受眾分析、效果分析的傳播學研究五大“題域”。而事實上，傳播學的“5W”題域並不是孤立地存在於傳播學學科領域，而是滲透在上述諸多學科之中，如“傳者分析題域”下的“視覺文化研究”關於視覺文化的意識形態生產研究﹔“內容分析題域”下的“圖像研究”關於敘事主題的研究﹔“媒介分析題域”下的“視覺文化素養研究”關於視覺技術的研究﹔“受眾研究題域”下的“視覺人類學”關於社會分層的研究﹔“效果研究題域”下的“視覺傳播研究”關於視覺說服的研究等。故從題域的“跨界交叉性”來理解當下中國“視覺文化傳播研究”為題中要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