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信仰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訪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甘惜分【2】

“認識真理是逐步的發展過程”

“1954年以后，是我生命史的后一段，是命運的分界線和轉折點。1954年，我奉調到北京大學工作，以后又到了中國人民大學，開始了我的學術生涯。”

在中宣部的安排下，38歲的甘惜分離開重慶，成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的副教授，主講新聞理論。4年后，北京大學新聞專業合並到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甘惜分自此在人民大學任教，直至1998年正式離休。然而，“象牙塔”教書育人的事業並未給甘惜分帶來與世無擾、平靜悠然的生活，相反，“在學術圈子中摸爬滾打，幾十年來就與人爭論不休”。究其緣由，甘惜分卻舉重若輕：“無非是探討這門學科的規律，作真理的追求。”

不得不提的是，甘惜分新聞學術之路的開啟，恰恰伴隨著中國社會在政治大潮中跌宕起伏的特殊時代背景。同時，新聞學作為一門年輕的學科，草創之初難免各家爭鳴、意見分殊。再加上當時的甘惜分正值年富力強，精力旺盛，執著敢言，於是乎，明槍不躲，暗箭不防，“生就一副?脾氣”的甘惜分卷入了一系列的政治漩渦，駐足回首，又是一串唏噓。

1957年夏天，北京召開了兩次首都新聞座談會，用毛澤東的話說，第一次是“否定”，第二次是“否定之否定”，也就是對第一次“否定”的反擊，即反右派斗爭。當時還在北大的甘惜分出席了兩次座談會，並且在第二次會議中將同樣從事新聞理論研究的來自復旦大學的王中作為了主要的批判對象。

“我與王中，新聞觀點是始終有分歧的。我認為他的觀點有的是可取的，但在有些問題上有不小的片面性。如果他更冷靜些，更客觀些，多一點科學分析，少一點火氣，他所起的作用就會更大。”綜合起來，甘惜分大體批判了王中的如下幾個觀點：一是“報紙是社會需要的產物”，而不是階級需要的產物﹔二是報紙具有商品性和政治性兩大屬性﹔三是“讀者需要論”。甘惜分說：“經過幾十年來的反復思索，我認為我與王中同志的根本分歧在怎樣看待新聞與政治的關系上。王中竭力想使新聞與政治分離，或者是在新聞中淡化政治。我則認為新聞與政治是分離不了的，新聞與政治緊密相連。”

無論如何，這場持續了幾十年的恩怨並沒有隨著20世紀90年代王中的去世而消隱，相反，卻在甘惜分的心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心結和反思。“1957年批判王中同志並沒有批判他在理論上有什麼錯誤，有哪些失誤，而是動不動就把人家上綱到反黨反社會主義，上綱到反革命分子。其實，王中以及和王中一樣同遭文字之災的大批新聞界和各個學術界的朋友，都是無罪的，他們從愛國愛民的立場出發，對執政黨的政策有所建議、有所批評，也應當是容許的。也就是說，反右派斗爭中的被批判者和批判者雙方都蒙在鼓裡，低頭被批判者不知自己因何得禍，振振有詞的批判者也不知自己滔滔不絕的發言將帶來什麼后果。我在那次政治大潮中，似乎清醒而實為糊涂地批判了王中，過了兩三年，我又成了被批判者。此中的翻雲覆雨，又過了若干年才了解全部真義，已經悔之晚矣。”

時過境遷，甘惜分的這番肺腑之言令人扼腕。而當年曾被視作新聞理論南北兩派代表性人物的王中與甘惜分，如今一位早已作古，徒余嘆息﹔一位已值遲暮，白發婆娑，此間的物是人非、個中得失又如何不教人追憶。當下重提甘王之爭，其意義除了讓人積極反思之外，更重要的或許還是提醒知識分子須時刻看清學術與政治之間難以割裂的關聯。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紀90年代時，甘惜分曾表示要出一本書——《我與王中》，詳細記述這場論爭的前因后果。然而當被再次追問出書一事時，甘惜分則表示沒有必要了。“我其實對王中了解很少，只是與他有過一場爭論。我追求真理，我和他的爭論就是這樣。我很年輕的時候就到了延安，受馬克思主義影響比較深，他解放前后一直在上海，他堅持他的東西，我堅持我的東西。所以，他要說服我，我要說服他，都不容易。現在他早已經不在了，還論戰干什麼？不用了。那本《我與王中》，也不准備寫了。”

實際上，甘惜分與王中在20世紀50年代末期的那場論爭僅僅只是掀開了他其后“暴風急雨”論爭人生的開始。1960年，他卷入中國人民大學清查“修正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的運動，以孤軍之力遭到批判，所幸“真理在手，無所畏懼”，最終在中宣部工作組的調查下澄清了是非。然而，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終究沒有讓他躲過厄運，但四年牛棚、三年干校的經歷，甘惜分卻不願多談。

有過冤屈，有過憤懣，有過懊悔，也有過酣暢，但甘惜分將這一切都視為是他追求真理的必經過程。“我是個打不倒的老家伙，我沒有東倒西歪，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共產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方法論。認識真理是逐步的，有一個發展過程。我之所以有這麼大膽量，是因為我信仰的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