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信仰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訪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甘惜分

從貧苦的孤兒到密赴延安的革命青年﹔從年輕的政治教員到黨的新聞工作者﹔從新華社西南總分社的採編部主任到北京大學新聞專業的副教授、教授﹔從政治浩劫中的“頑固分子”到學術解放后的開宗立派﹔從長期受縛於“左”的思想到脫胎換骨、涅槃重生……甘惜分，這位接近期頤之年的老人，不僅以他豐富的閱歷和精深的思想為中國新聞學研究與新聞教育奉獻了不菲的精神財富，更為重要的是，在他滄桑的人生故事中，翻雲覆雨的時代變遷與峰回路轉的個體命運所輝映出的，正是老一代中國知識分子悲喜交集的集體記憶和歷史共鳴。

深邃又簡單，通融又倔強，無畏又謹慎，飽經風霜的過往令甘惜分的個性矛盾卻真實。撫今追昔，他的學術威望已是一個符號，他的學術成就已是一面旗幟，他的學術思想已是一座豐碑。

“不參加共產黨就沒有我這一生”

1916年4月17日，甘惜分出生在四川省鄰水縣的一戶窮苦家庭，小名“甘在碧”，3歲時父母先后離世，由哥哥艱難撫養。初中畢業后，他輟學當上了鄉村小學教師。上中學時改名為“甘霞飛”，有一次在小學校園的牆壁上看到一條古人陶侃的格言“古人惜寸陰，吾人當惜分陰”，當時他深受觸動並依此為自己更名為“甘惜分”，這個名字就這樣跟隨了他一生。

從那時起，讀書讀報就成了年輕的甘惜分最大的喜好，在偏僻的西南小縣城，來自上海的進步報刊對甘惜分很有吸引力，“我當小學教員的工資大部分都匯到上海生活書店、讀書出版社等進步出版社郵購書刊了，我還利用五哥在縣民眾教育館當管理員的機會，多方訂閱上海進步書刊。我的思想變化與上海的進步書刊有很大關系”。不僅如此，思想激變后的甘惜分為了反抗舊社會，還團結了一批進步青年，以縣民眾教育館閱覽室為聯絡點，成立秘密讀書會，開展讀書活動。而除了兩三年的小學教師經歷，甘惜分早年還在縣政府當過一個管理度量衡的小職員，1935年，正是因為到成都接受度量衡業務培訓的機會，他見到了中學時代的老朋友——熊復。

“幫助我接近共產黨、接近進步思想的有兩個朋友，一個是我表哥熊壽祺，他在大革命時期便到武漢參加革命，跟著毛澤東上了井岡山，他那時經常給我寫信，教我學習馬克思主義。另外一個是朋友熊復，他與我是從小的同鄉，又一同奔赴延安，解放后他曾擔任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同為四川鄰水人的熊復是中國共產黨的新聞宣傳活動家，新中國成立后曾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新華總社社長、《紅旗》雜志總編輯等要職。對於那段早年的情誼，甘惜分回憶道：“他初中畢業后去上海、成都考大學，眼界比我寬得多，我倆就開始經常通信，痛快淋漓地評論天下事。在成都時，我們經常在祠堂街一帶的書店裡看書。這裡的書店賣的大都是上海的進步出版物，正合我們的需要。1935年成都也爆發了‘一二·九’運動，我和熊復都參加了。”然而最令甘惜分記憶猶深的，還是三年后熊復給他寄來的一封信。“抗戰爆發后，我們的秘密讀書會公開了，改叫抗日移動宣傳隊，在鄰水縣城和鄉鎮上演抗日戲劇，張貼宣傳畫。有一天，我突然收到熊復寫來的一封信，很簡單：‘接信后速來我家，同赴延安。’”而對於這封信，甘惜分用了這樣一句話來形容他那一刻的心情：“哎喲，當時真是高興得要死！”

就這樣，1938年2月26日，不到22歲的甘惜分與熊復輾轉抵達朝思暮想的聖地延安。“我走后，縣長發出了通緝令。我對我的家庭算是叛逃了。”甘惜分歉疚卻淡然，“我滿腦子想的全是革命的大問題，我的思想哪在鄰水？在全國，全世界。”

延安是甘惜分革命生涯的起點，也是對他日后政治思想和學術觀點的形成起決定性影響的分水嶺。從1938年赴延安，到1940年轉山西，再到1949年進重慶，甘惜分開始了他作為“革命青年”的全新征程。

“到延安以后，我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很快轉入政治教員訓練班。不久，這個班轉到中央馬列學院，我被分配到政治經濟學研究室，學了一年馬列經典著作，收獲不少。”到延安后沒幾個月，甘惜分就經抗大隊長尚耀武和區隊長陳秉德的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9年夏天，黨中央為減輕延安的米糧負擔，將抗大和其他多所學校遷往敵后根據地，甘惜分隨之到達了位於河北西部的晉察冀邊區。甘惜分說：“這時正逢賀龍將軍率領的八路軍120師從冀中平原來到晉察冀邊區休整待命，日寇的一個聯隊跟蹤追來，被120師殲滅。戰后，賀龍對抗大校長羅瑞卿提出派兩個政治教員給部隊干部提高馬列理論修養，羅瑞卿一口答應，派出的其中一位就是我。這是我人生歷史上的又一大轉折。”

1939年冬，八路軍120師奉黨中央調令，在1939年底從河北遷回晉西北，安扎晉綏地區，甘惜分也隨軍遷徙，從此在山西待了10年。“到山西時剛24歲，30多歲在全國解放以后才離開山西，我把全部青春都獻給了山西。”甘惜分無限感慨。這期間，甘惜分先后在晉西黨校、120師高級干部研究班做教員，在晉綏軍區政治部政策研究室做研究員。1945年內戰爆發后，他開始轉而從事晉綏軍區軍事宣傳工作，並於冬天奉命北上綏包前線擔任前線記者。1946年，甘惜分調往新華社綏蒙分社任記者並參與創建《綏蒙日報》。1947年，他又調回晉綏地區，擔任新華社晉綏分社編輯。1949年，甘惜分南下重慶，擔任新華社西南總分社採編部主任，直至1954年，西南總分社隨著各大行政區的撤銷而撤銷，甘惜分才結束了這段“戰與火”的記者生涯。

回憶過往，甘惜分滿懷喟嘆：“一生當中，我的第一個轉折就是從四川一個偏僻的小縣大膽地走向了延安。這步跨得非常大，也跨得很正確。不學習馬克思主義、不參加共產黨就沒有我這一生，我這一生中第一步跨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