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G手機對大學生情感的影響。正如上文所提及,傳統社會人們情感交流通常以鄰裡、社區為紐帶,人們通過面對面的接觸來加深情感,而3G手機普及后,人們卻更願意利用手機進行交流,雖然手機交流更加快捷,但透過一層顯示屏幕,千篇一律的文字,不夠真實,不利於情感的表達,並且由於沒有特定的語境,也容易產生歧義和誤解,造成新的人際問題。調查顯示,在大學生常用的聯絡方式中,僅有30%的同學選擇面對面交流,剩余70%則選擇通過手機應用與他人聯絡。同時在非必要情況下,52%的大學生選擇不進行面對面交流(如表2所示)。
日本學者林雄二郎在1973年出版的《信息化社會:硬件社會向軟件社會的轉變》中提出“電視人”概念,指的是伴隨著電視的普及而誕生和成長的一代人,他們在電視畫面和音響的感官刺激中長大,是注重感覺的“感覺人”,表現在行為方式上是“跟著感覺走”,這一點,與在印刷媒介環境中成長的他們的父輩重理性、重視邏輯思維的行為方式形成鮮明的對比[4]。以此理論為原型,我們可以大膽提出“手機人”的概念:指伴隨著手機的普及而誕生和成長的一代,他們的情感呈現封閉、虛擬的狀態,表現為喜歡通過手機方式與他人交流情感,而忽視面對面的交流。正如日前流行的游戲“手機疊疊樂”——朋友聚會時,全部人交出手機疊在一起,放置在一邊不准使用,誰率先使用遭到既定處罰。其中不難發現人們對手機的某些排斥。3G手機對大學生情感的沖擊不僅體現在交流方式上,更體現在日常行為習慣。通常,人們遇到新奇亦或是煩心事,會選擇與身邊人、朋友、家人進行分享或宣泄,在交流的過程中,當事人傳播快樂亦或是情緒得到發泄,彼此關系在這樣的過程中也得到進一步的加深。而手機普及后,特別是3G手機的興起,大大改變了人們宣泄的渠道。遇到新鮮事時,有41%的人經常用手機應用即時分享,在“當遇上煩心事,是否會通過手機去宣泄情緒”一題中,僅有11%的大學生選擇“從不”(如表3所示)。
三、原因探析
1.手機有效滿足大學生的需求。美國傳播學者E•卡茨於1974 年在其著作《個人對大眾傳播的使用》中提出“使用與滿足理論”。該理論主要是從受眾的立場出發,通過分析受眾對媒介的使用動機和獲得需求滿足來考察大眾傳播給人類帶來的心理和行為上的效用。E•卡茨曾經談道:“受眾成員主動利用媒介內容,而不是被動接受媒介的控制,因此,它所假設的並不是媒介與效果之間的直接關系,而是推定受眾成員能夠利用信息,他們對信息的利用也會影響到媒介效果。[5]”顯而易見,E•卡茨認為受眾通過獲取信息來滿足自身需求。
以該理論作為支撐,我們可以發現手機正是因其強大的功能,從而使得大學生長時間使用時機,進而對社會交往產生負面影響。根據筆者自己用戶體驗與小組訪談交流,我們發現手機本身及其功能基本能滿足大學生需求。按照美國社會心理學家、人格理論家和比較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提出的“五大需求層次理論”,人類需求層次從低層次到較高層次依次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歸屬與情感需求、尊重需求與自我實現需求。調查中我們詳細統計大學生生活費等狀況,基本可以肯定大學生一般能保証生理需求與安全需求這兩個最基本的需求。而其余三個需求,手機的短信和電話等功能基本可以維系大學生正常的社交圈,特別是可視電話等功能的發明,使人與人的交往更加便捷﹔而手機QQ、手機人人、微信等軟件可以幫助大學生擴大自己的社交圈。微博的興起更是滿足大學生對信息的獲取,大學生很容易通過關鍵詞、熱門話題、搜索名人等方式找到自己關心的信息從而發表自己的意見。另外,手機游戲、手機電視可以滿足大學生的娛樂需求﹔手機郵件、手機辦公等軟件的推出,對大學生利用手機學習也提供了便捷性。不僅如此,淘寶、支付寶、銀行、鐵道部等推出的手機服務,可以有效解決人們對部分生活的需求。綜上所述,3G手機的功能基本等同一部小型電腦,又因其便攜性,可以從學習、生活、娛樂、工作等方面滿足大學生的需求,從而使大學生沉溺於手機功能及其本身,而忽視與身邊人的正常社會交往。
2.手機是獲取社會資本的有效通道。在布爾迪厄那裡,社會資本就是一種社會網絡,是個人或團體“有意識的投資策略”的產品。他關注的是個人通過參與團體活動不斷增加的收益以及為了創造這種資源而對社會能力的精心建構,並認為,特定行動者佔有的社會資本的數量,依賴於和他有聯系的每個人以及自己的權力所佔有的(經濟的、文化的、象征的)資本數量的多少[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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