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我國國家傳播范式的戰略轉型【2】

二、我國新聞宣傳的推理邏輯

模范人物報道是對我國社會建設中各行各業涌現出的具有示范、榜樣作用的人物和事跡的宣傳。其目的是通過宣傳各種英雄人物的事跡，塑造社會可效仿的典范，以引領社會的價值導向。模范人物多種多樣，既有革命年代的烈士、戰斗英雄，也有各行各業的勞動模范、先進生產者、先進工作者、各種標兵等等，比如雷鋒、黃繼光、羅盛教、王進喜、焦裕祿、蔣筑英等等。

作為我國新聞宣傳的重要手段，模范人物報道也是我國政黨、政府治國理政的重要途徑之一。在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中，模范人物報道一直是新聞宣傳工作中的重要輿論手段，它能體現國家的主流道德價值觀念，樹立社會楷模，鼓舞人民斗志，教育、引導和啟迪大眾。模范人物報道在我國政治、經濟、文化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目前依然發揮著建設和諧社會、構建國家文化的重要作用。

新中國逐漸形成的新聞宣傳范式，蘊涵了一定的修辭推理慣性，或者說內在的傳播邏輯，盡管這種范式尚沒有被以文字或其他媒介形式進行正式的表述，也不一定被承認或認可﹔但是，它的存在是一種現實，雖然這種范式經歷了一個不斷演化的過程，並且依然在變化之中。那麼，新中國的這種宣傳范式所蘊涵的傳播原理是什麼呢？記者或媒體是基於怎樣的判斷推理才採取如此傳播策略的呢？它具有哪些要件和特征呢？我們嘗試對此進行了一些概括，它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是以政治意志為先導。我國的新聞宣傳范式，特別是模范人物的新聞報道模式，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政治意志為先導。這類報道中的新聞人物或事件，多非其原始形態，都會被根據政治宣傳需要進行改造。無論模范人物事跡最初的形態是怎樣的，是如何被發現的，但最終都會被政治化，被貼上政治標簽，為政治宣傳所服務。

從本質上說，是政治發現了新聞，而不是新聞被記者自然地發現或呈現，盡管這種情況也偶爾存在。不少記者一開始就帶著政治的眼光，政治化的新聞價值，去發掘符合政治標准的社會事件和人物。比如，從革命戰爭年代的戰斗英雄董存瑞、黃繼光，到鐵人王進喜等等，無不是被塑造成了革命英雄，成為體現政治意志的典型。在最初的新聞宣傳中，他們往往被敘事化為在關鍵時刻想到了領袖的指示或者某種革命教導。當然，這種政治化趨勢，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表現方式和形態也存在差異。革命年代的戰斗英雄與和平年代的勞動模范，都接受了強烈的革命思想影響，其行為上鮮明的革命立場和事跡具有某種必然性。而如今的模范人物，則更貼近當前的社會現實。這是時代發展的需要。

其次是極端化的人物事跡。模范人物事跡的極端化也是我國模范人物塑造的一個典型特征。這表現在以下方面：首先，模范人物的選取、報道前提中蘊涵了明顯的極端化傾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中，模范人物就是英雄人物，或者說烈士。細數建國初期進入大眾傳播系統的模范人物，基本是已經為革命犧牲的英雄，無論是戰死的，還是為了救他人而死的，比如白求恩、劉胡蘭、羅盛教、歐陽海等等。這意味著隻有死而后已的才能成為模范人物，這曾經是新聞人物宣傳的潛在邏輯。

當然，后來隨著政治形勢發展的需要，也出現了一些活著的英雄人物、勞動模范，比如李素麗、許振超、郭明義等等。這些大多是勞動模范、先進人物。其事跡報道中的極端化程度弱了許多，他們有些事跡或者說道德水准、精神多是普通人也可以企及的。當然，也有一些模范人物是在生命垂危時被挖掘出來的。但是，以為革命事業無私奉獻乃至獻出生命作為英雄模范人物選擇的重要標准，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盡管並不是所有獻出生命的就必然能成為模范人物。在近年來的全國道德模范評選和報道中，這種傾向依然很明顯。

這種人物選擇與宣傳中的極端化、極致化傾向，在其他政治類新聞中也屢見不鮮。比如，為了突出國家領導人訪問的重要性，往往極端化為“這是既多少年來，某某領導人第一次訪問該國”等等。體現在其他社會新聞報道中，則往往採取否定從前的做法，來推高新聞事件的政治價值和新聞價值。比如，報道某單位的廉潔，就在報道中與此前的做法加以對比，以襯托被報道典型的高大之處。

再次是神化的道德楷模。多數英雄模范人物的確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一種客觀存在。這種客觀存在有偶然性，但是也存在必然性。所謂必然性，就是長期共產主義道德教化的結果。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一直是新中國建立和建設的指導思想。這種政治理想被社會化、普世化后，泛化為一種大眾道德，普及到了各個社會層面。因此，某些個人的極端理想化行為，往往被夸大、放大，進而成為政治理想的現實標杆，但是，在社會公眾層面，卻不具有現實性。可望而不可及，成為崇高社會道德理想塑造的一種宣傳手段。

黃繼光堵槍眼，劉胡蘭面鍘刀，董存瑞炸碉堡，都是很壯烈的英雄事跡，但是，在和平年代缺乏可模仿性和可復制性。因此，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戰爭年代模范人物的宣傳塑造范式，變得十分困難，進而降低標准，把那些活著，但是具有超長“意志”的人物發掘出來，並通過各種極端化手段加以宣傳塑造，成為一種新的模范人物的語言宣傳景觀。例如“孟祥民同志生前系淄博市環保局淄川分局環境監察大隊監察一科科長。1996年從部隊轉業以來，長期工作在環境監察第一線，15年如一日忠誠於黨，把‘隨時為黨和人民的事業犧牲一切’作為自己的錚錚誓言。自2008年被確診為結腸癌后，以超乎常人的頑強毅力堅守在環保工作第一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被譽為‘環保硬漢’”[7]。

與其他類似的新聞一樣，該模范人物也具備了一些“自殘”、“自虐”、“拋棄親情”“事跡”。當然，與戰爭年代的英雄人物宣傳不同的是，他們沒有了“豪言壯語”，具有了一定的可模仿、可接近性。模范人物宣傳中的“造神”運動，逐漸淡化為“塑人”。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新聞宣傳為適應新形勢下的大眾心理所做出的妥協。

作為一種以實效性信息為主的傳播行為，新聞的社會功能是多方面的，既有信息告知、社會監督功能，同時也具有情緒平抑、精神娛樂、輿論引導等心理協調、道德教化、行為統一、社會秩序維護、社會管理等功能。因此，新聞傳播本質上是修辭性的，即通過實效性即時信息的交換，對受眾的心理、行為施加影響，以達到預期的目的。模范人物報道也應該如此。在上述的我國模范人物的新聞報道范式中，實際上也蘊涵了一種修辭推理邏輯：

首先，模范人物應該是不同於一般的，他們是崇高的，一般是不可效仿的，正因其不可效仿，才具有崇高的精神象征性﹔這是模范人物“非死即殘”的推理邏輯。其次，模范人物的事跡在於其精神的偉大，精神偉大，必須舍己利人，舍家利國，其內在邏輯是道德的利他性，但是被極端化了。這種道德屬性往往被新聞詮釋為舍棄自己的生命、拋棄親情。第三，勇於損害自身尤其是身體，是一般人難以做到的，因此，超強度的勞動，忍受病痛，才能成為打動人、影響人的核心要素。這些都是模范人物政治宣傳中所蘊涵的內在邏輯。當然，這種邏輯是建立在傳播者對受眾心理的自我判斷基礎上的。

顯然，與其他類型傳播的不同之處在於，新聞傳播修辭，是通過與客觀現實具有對應性的實效性信息交換進行的，而不是通過虛構的、過時的其他信息實現的。新聞傳播主體對新聞信息的採集、選擇、預設，對媒介的選擇，對傳播時機的設定等，都是修辭性的。新聞自身的生產過程就是一個修辭推理過程，是一個對具體語境中受眾進行說服的行為和過程。這個論斷對各種新聞傳播都是適用的，包括時政新聞、商業新聞、科技新聞乃至模范人物報道等等。這種新聞傳播的推理過程，不能出於傳播者的主觀想象，也不能源於傳播者的利益訴求，而應基於受眾的信息需求和心理需要。

綜上所述，以政黨和政府的指令性政治意志為先導，以政黨和政府權勢為說服前提，以“犧牲生命”、“自我摧殘”、“拋棄親情”、“過度情緒化”等為特征的極端化敘事方式，構成了我國政治宣傳范式的重要特點。此外，受眾的弱勢性、被動性，也是這種宣傳范式的重要特點。受眾往往缺乏可供選擇的信息來源，缺少反饋渠道。宣傳信息往往並非他們的必需品。其信息消費不由自主，缺乏應有的自由權利保障。作為一種宣傳范式，它具有長期性、穩定性、保守性，在數字網絡傳播時代，這種固化的范式嚴重制約了國家傳播的效果，特別是國際傳播效果，受到了來自政黨自身、新聞宣傳隊伍，特別是國內外傳播環境的嚴峻挑戰。

模范人物報道主要是通過道德典型的塑造，對受眾施加潛移默化的影響，以達到觀念統一和行為協調的目的。在模范人物報道中，其人物和事跡的選擇、敘事方式的設置，本身是修辭性的，即其中蘊涵了一個傳播觀念和目的之間修辭推理過程。因此，不能把模范人物的報道作為國家傳播的唯一途徑，也不應把它做成政治宣傳，而應本於國家傳播的信息服務目的，使模范人物的傳播本於自然的邏輯，使之具有群眾基礎，可以被公眾所效仿，不拔高，不極端化，讓模范人物回歸生活，才是新聞傳播，特別是新聞修辭的自然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