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電視媒體的法理基礎及其文化品性【2】

二、美國公共電視產生的法理基礎及其基本特質

公共性不能拋開國家權力而獨立存在。國家權力維持和發展整個社會的構想和方向性，即便公共廣播電視作為自律的公共性領域，亦不能脫離國家權力關系。德國哲學家奧利弗利德•赫費認為：“社會至少擁有三種控制形式：一是自發和無形的控制，即市場﹔二是帶有統治性質的政治環境秩序，即廣義國家﹔三是基於情感聯系的合作，即自由的互助。當市場失靈，互助也靠不住，而盡管如此社會還得運轉下去，這時便要求有國家了。”﹝10﹞國家強制性權力是控制市場失靈的較為穩定的形式。當美國商業電視壟斷和堅守文化、社會責任的市場失靈時，公共電視廣播便在國家權力的調控下應運而生。

美國公共電視的法理基礎在於自由市場競爭下的市場不靈機制。美國商業電視早於公共電視，其公共電視的起源和產生的主要動機在於“匡正商業電視機構對經濟利益、商業價值的過分追求和對社會弱勢群體的關照不足”﹝8﹞111，以調節商業電視在自由市場競爭中的不靈現象。市場不靈現象主要表現在：一是美國三大商業電視網漸成壟斷，片面追求商業利益，對其余競爭者和消費者造成了不良影響，加大進入壁壘，形成市場失靈﹔二是商業電視以追求商業利益為導向，受制於廣告商和收視率，迎合受眾口味，知識、文化的良性傳播和教育不足，不能保持民主和社會協調﹔三是忽視少數族群、社區和弱勢群體，文化及其服務的多元化、民主化和參與度不夠，偏離最佳的社會效益。傳媒學者胡正榮總結美國電視產業市場失靈的主要表現為：公共品的非排他性、非窮盡性、信息非對稱性、外部性和不完全競爭。﹝11﹞

20世紀50年代，美國卡耐基基金會的報告《公共電視 勢在必行》推動了非商業公共廣播電視的產生，它建議“把教育電視改為公共電視，以消除人們對它隻有說教功能的誤解”﹝12﹞。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在美國商業電視激烈競爭、寡頭壟斷傳媒市場、市場調節電視資源配置機制不靈的大環境下，催生了第一家公共廣播電視PBS。此后，美國公共電視蓬勃發展，並傾向於播放知識、文化、教育類節目。在這種背景下，美國的公共電視強調獨立性、非商業性和服務性的特征。正如蘭登書屋字典（Random House Dictionary）對PBS的解釋是：“由獨立的、非商業性運營的電視台構成的一個網絡，它是通過公眾和政府的資金而不依靠廣告資金收入來運營的。”﹝13﹞三、中國公共電視媒體或公共頻道的法理基礎及其基本特征

中國的基本國情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公有制和中國特色發展模式是我國公共電視或商業電視的公共頻道產生和存在的法理基礎。新中國成立以來，在馬克思“社會主義”理論框架下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道路實踐中，以及文藝傳媒領域中的“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方針指引下，所產生的電視廣播機構，具有國家公有的性質和公共性、公益性、服務性的天然特質。這與西方公共電視的基本屬性是相通的，為廣泛意義上的受眾提供精神文化食糧和社會公益服務是我國電視台生存和發展的基本宗旨。然而，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開放后的中國廣播電視機構受商業化嚴重浸染，在收視率和經濟效益、商業利益“指揮棒”的熏陶下，不斷擠壓著公共電視或公共頻道的生存空間，過度商業化導致的“知識文化教育”“公益文化服務”的貧血或失語，以及“三俗”節目的泛濫等現象，讓民眾急切呼喚著公共電視或公共頻道的回歸。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根據自己的國情，探索出了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模式，它一方面強調政府的宏觀調控和管制，另一方面不拒絕市場的作用，“這種發展模式，既是社會主義的，又富有中國特色，既注重政府的宏觀調控，又注重發展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既注重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又注重體現價值規律和市場機制的競爭性，從而為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增添了動力與活力”﹝14﹞。

因而，與西方公共領域和市場失靈語境下發展起來的公共電視的性質不同，基於公有制性質和中國道路、中國發展模式下的公共電視，不過分強調公共電視所有權的獨立性（非政府性，介於國家、民眾與社會之間）和與國家強制性權力的對抗性，同時也不完全拒絕合理的商業性。也就是說，公共電視（公共頻道）在注重知識內涵、文化教育和社會服務的前提下，不可以以收視率和商業利益為“指揮棒”，不可以插播商業廣告，不可以低俗、媚俗、惡俗，但在資金籌集等方面，除了政府補貼、稅收優惠、受眾捐贈外，在某些環節可以適當進行合理化的商業運作。否則，在當今數字化時代，新的傳播技術升級、受眾的個性化需求、電視媒體人的文化知識素養和政治壓力，以及日益激烈的媒體競爭下，公共電視可能會踏入西方公共電視的資金和生存困境中，遭遇發展瓶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