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至2013年我國新聞與傳播學研究主題分析【2】

三、2012年被全文轉載論文研究領域和研究主題分析

經統計，2012年被全文轉載論文研究領域格局如圖2，包括中外新聞傳播史、新聞理論、新聞業務、傳媒經濟、傳播學、國際傳播與跨文化傳播、輿論學、廣播電視、網絡傳播、新媒體、微博、廣告學、新聞傳播教育和其他。

2012年中外新聞史研究論文共12篇，研究主題比較分散，其中中國新聞史研究論文10篇，外國新聞史研究論文2篇，潘祥輝反駁蘇聯解體的“輿論失控說”[13]，盧家銀比較了第二國際到第三國際時期的新聞自由理念[14]。中國新聞史研究包括孫中山新聞思想、晚清傳媒公共性、林語堂新聞輿論改良觀、五四時期湖南報刊考察等﹔黃旦提出中國近代報刊認知起源於“媒介就是知識”[15]。另外，有學者考証了宋代謠言傳播的政治風險控制[16]﹔李彬和張壘回顧了新世紀十年新聞史，陳娟考証了中國農村報紙變遷。

新聞理論研究論文共27篇，研究主題分布在職業操守、國際新聞研究、新聞文化、另類媒體研究、媒介意識形態、市場新聞業、新聞娛樂化、新聞與民主、政府轉型、新聞自由、媒體功能、新聞傳播法等方面。

在新聞與民主研究上，學界繼續了對邁克爾•舒德森新聞民主思想的介紹。不同研究者通過對李普曼和舒德森新聞與民主思想的對比[17]以及凱瑞和舒德森新聞與民主思想的對比[18]，形成了學者之間的思想對話。在政府轉型研究中，童兵指出輿論監督推進的前提是政府政治改革[19]，喻國明則從社會化媒體崛起背景出發談到政治轉型問題[20]。新聞傳播法論文共10篇，其中關於隱私權保護的論文就有5篇。其他研究主題包括美國誹謗法介紹[21]、記者拒証權[22]、虛假新聞的法律責任和媒體公權利的研究。

新聞業務研究論文9篇，關於中國新聞獎和普利策新聞獎的研究論文有5篇，其他4篇研究主題分別是中國內參的獨特機制[23]、“走轉改”[24]和《新聞聯播》的話語建構與新聞價值[25]，新媒體時代新聞編輯的變化[26]。

傳媒經濟論文14篇，其中7篇論文探討了紙媒轉型問題，研究主題還包括傳媒集團上市問題、傳媒企業轉制問題。還有研究者提出，傳統媒體要打破思想誤區，不能停步於“融合”，而應該積極“轉型”[27]。陳映和董天策評析了西方媒介多元化政策的價值、制度與操作邏輯[28]。

廣播電視論文共33篇，專門研究廣播的論文4篇，廣電媒體傳媒經濟研究論文10篇，討論廣電媒體“公共性”的論文6篇，研究具體節目或頻道的業務論文4篇，研究電視節目評估體系的論文4篇，廣播電視理論研究論文3篇，另有2篇論文討論了“限娛令”對衛視的影響。

傳播學研究論文17篇，研究主題包括傳播學研究方法、傳播學研究現狀、媒介文化、媒介效果研究、媒體表現研究、新聞真實性、信息經濟學、災難傳播、危機傳播、媒介批評、政治傳播、傳播學基礎研究等方面。

劉海龍認為，中國的媒介表現研究評估指標應該包括三個層次：專業、多元和秩序[29]。沈正賦從信息論的角度研究“新聞真實性”[30]，潘祥輝從信息經濟學的角度研究了傳播失靈、政府失靈及市場失靈的三角關系[31]。

國際傳播與跨文化傳播論文14篇，其中討論中國對外傳播中政府形象構建、中國媒體“走出去”等研究主題的論文9篇，介紹英國和美國媒體對外傳播的論文3篇，還有1篇分析了2010年全球媒體上中國形象的構建問題。

輿論學研究論文6篇，社會轉型期輿論的形成與傳播機制、輿論傳播載體、輿論引導機制是主要輿論學論文的研究主題。網絡傳播研究論文15篇。和2011年有所不同的是，這一年以“網絡輿論”為關鍵詞的論文很少，網絡輿論研究主題更加深入，研究角度也更加多元。

新媒體研究論文共計11篇，吳旭介紹了美國危機公關領域專家對於網絡社交媒體環境下出現的“類危機”[32]﹔彭蘭指出社會化媒體、移動終端和數據是影響新聞生產的新技術因素[33]﹔其他研究主題緊貼中國國情和新媒體發展中的重大問題，反映了學者對新媒體問題的密切關注。

微博研究論文共12篇。有學者強調了微博空間裡知識分子應參與公共話語的表達[34]﹔周培源指出“微博無影燈”效應體現了微博輿論的“自淨”功能，作者強調要對民間輿論場有信心，才能打通兩個輿論場[35]。

2012年新聞教育論文共5篇，廣告學方向沒有被轉載的論文。

最后，本文將薛可和左雨萌合寫的論文《新媒體語境下非營利組織形象評估模型構建》一文單列為其他研究主題，主要想表明研究者將傳播學研究方法應用於更廣泛的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從而使新聞傳播學研究具有更大的社會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