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蘇聯報刊與其他大眾傳媒法》特色【5】

六、尊崇西方自由主義，為激進改革量身定做

自由主義的一個理論核心就是自由經濟，反對政府干涉企業的生產和經營，認為企業隻有在市場中自由競爭才能生存和發展。傳媒作為一種特殊的商業機構，不僅應通過市場競爭獲得生存和發展，更重要的是通過市場獲得經濟獨立，維持財政上的自給自足，使其不受特殊利益的壓迫，從而享有真正的輿論自由。

在“輿論多元化”思想和自由主義理論的指引下，《蘇聯報刊與其他大眾傳媒法》於1990年8月1日生效，取消了報刊出版審批制,代之以出版登記許可証制度。蘇聯通過立法進一步賦予大眾傳媒充分的政治自由。同時,激進的市場經濟改革又賦予大眾傳媒充分的經濟自由,從而使大眾傳媒業從傳播理念到經營機制、從傳播理論到實踐都發生了“去共化”蛻變。一套以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和新聞理論為指導,以私有化、市場化為運行機制的“新型大眾傳媒體制”在蘇聯社會主義國度內得以建立。

筆者翻閱大量解密后的俄文文獻后得知，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雖然全力以赴推行“公開性”和“輿論多元化”政策，但其根本目的在於借此推進政治經濟改革，鞏固蘇聯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為了配合“公開性”和“輿論多元化”政策的實施，他早在1986年就授意議會要盡快起草蘇聯大眾傳媒法。由於各種原因，直到1989年9月大眾傳媒法草案才放到他面前，他懷著欣喜的心情從前到后一行不落地看了一遍，但發現這並不是他要的大眾傳媒法，而是要徹底解除蘇共和他本人對傳媒的控制。

資料顯示，戈爾巴喬夫對草案的許多條款都很不滿意，特別是對完全放棄蘇共的審查權不滿意。於是，他指示議會重新起草或者全面進行修改，然后交由蘇聯人民代表大會討論。1989年12月4日，經過多次修改后的草案，共7章43條在報刊上發表，交由全民討論。1990年6月初，經全民討論后的大眾傳媒法草案（內容調整為7章39條）重新交到戈爾巴喬夫面前。

面對這樣一部“去共化”法案，他的心情極為矛盾：一方面為了表示自己銳意改革的決心，換得國際社會的認可和新聞界的好感，他必須堅決支持蘇聯大眾傳媒法盡快頒布﹔另一方面為了堅持黨性原則和維護自己的權威，他又不能接受這部法律的實施。[9]

迫於形勢需要，他最后還是簽署了《蘇聯報刊與其他大眾傳媒法》。事實上，當時蘇聯議會已經在葉利欽的控制之下，該法的起草和制定，其實完全是在葉利欽和議會反對黨的操縱下進行的，不管如何修改，該法都會成為一部為激進改革派量身定做的法律，將1985年以來傳媒的激進行為完全合法化，並徹底解除了蘇共對傳媒的控制。該法取消新聞查禁，解除傳媒壟斷，實現傳媒自治，從政治上確立了蘇聯意識形態的多元化，擴大了黨內反對派的影響，使蘇共喪失了最后一個斗爭的陣地。該法生效不過一年，1991年8月，蘇共即宣告解散，12月，蘇聯完全解體。﹝10﹞

綜上所述，《蘇聯報刊與其他大眾傳媒法》徹底取消了“把關人”制度，禁止審查、解除壟斷，完全實現傳媒自治，表現出更加自由和開放的主導思想。盡管有太多的疏漏、太濃的自由主義色彩，但至今仍然被俄羅斯學者評價為是一部激進的、革命的法律，它不但取消了新聞審查、確立了言論自由、給予多種主體創辦大眾傳媒的權利，而且第一次把大眾傳媒的管理直接納入了法治軌道。

但從根本上說，《蘇聯報刊與其他大眾傳媒法》放棄黨性原則，用“潰壩方式”瞬間開放輿論陣地，尊崇西方自由主義，推行絕對化新聞自由，完全脫離了蘇聯國情和蘇共黨情。大眾傳媒向來被看作是執政黨的主要執政工具，傳媒自由可以反映出國家民主化程度。但是，如果把傳媒自由當成推動國家民主進程的重要手段，而主動放棄黨對它的控制權，那麼，傳媒自由就會給社會帶來混亂，給執政黨帶來滅頂之災。

事實証明，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失敗、蘇共的解散、蘇聯的解體，與蘇共對傳媒控制權的喪失有必然的聯系。可以說，《蘇聯報刊與其他大眾傳媒法》的不設防、不作為極大縱容了反對派創辦媒體的熱情，他們煽風點火、肆意捏造新聞、大肆濫用新聞自由、踐踏新聞原則，成為蘇共歷史的“審判者”，並最終徹底瓦解了蘇聯社會主義新聞事業。

可以說，《蘇聯報刊與其他大眾傳媒法》是一部絕對新聞自由化的法律，這股絕對新聞自由化思潮意外地加速了蘇共亡黨的進程。假如《蘇聯報刊與其他大眾傳媒法》能堅守黨管媒體的原則，在面對數十年積累起來的社會矛盾壓力時，用“提閘放水”的方式，逐步開放新聞輿論陣地，循序漸進地減少社會輿情壓力，那麼，有理由相信蘇聯的歷史將會改寫。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新聞自由化與蘇共亡黨關系研究》（11BXW002）的階段性成果，2013年中國新聞學年會《新聞傳播與區域發展論壇》論文]

（作者為河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河南大學傳媒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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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史天經.普京“可控民主”與俄國新聞媒體[J].青年記者，200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