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院長薛永武

編者按：作為學者，他謙遜好學，嚴謹專注，墨揮巨浪，涉獵領域廣泛﹔作為師者，他擅長人才開發、文化創意和企業策劃，率先進行了“情商點名法”的教改實驗，創立了“山型人才”培養模式。從教30年如一日，既教書又育人，他曾擲地有聲地提出“為師當如火炬”，並以滿腔的熱情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的美譽不斷地增添榮耀。他遵從《老子》的“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他，厚德載物，容納百川。他就是本期的封面人物——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院長薛永武教授。

薛永武，男，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院長、國家文化產業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人才學家、人才美學的重要開創者。1983年畢業於曲阜師范大學中文系，后留校任教，先后赴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中國人民大學深造，師從文藝理論家杜書瀛和金元浦先生，獲文學博士學位。歷任曲阜師范大學文學院院長，兼文學研究所所長和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會刊《現代語文》雜志主編。2005年作為人才引進，調入中國海洋大學文學院。出版專著與主編的著作9部，合著10部，發表文章百余篇。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華社經濟參考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雜志及全國200多家網站轉載或評價、介紹其科研成果。1999年獲國家人事部全國人事科研成果二等獎﹔榮獲中國人才學三十年貢獻獎。兼任中國人才學專業委員會副理事長、中國人才研究會特邀研究員。

本刊記者（以下簡稱“記者”）：薛院長，您好！很榮幸採訪您。中國海洋大學是教育部直屬的以海洋和水產學科為特色的綜合大學，而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為其增添了濃郁的文藝氣息，請您談談學院的教學模式與學科優勢。

薛永武：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成立於2007年，由文學院與新聞傳播學院合並而成。學院歷史悠久，積澱深厚。在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中國海洋大學校園曾有過聞一多、梁實秋、沈從文、老舍、陸侃如、馮沅君等著名學者、作家雲集的人文學科的兩度輝煌。著名作家王蒙先生2002年4月受聘於中國海洋大學，擔任顧問、教授、文學院院長，現為名譽院長。王蒙先生為我校弘揚人文傳統提供了新的設想和思路，使海大在探索高等教育模式的靈活性、多樣化方面，創出了特色，推進了我院在課程體系和本科教學方面的改革。我院逐步形成了如下教學模式：

第一，實施名家引領戰略。實施名家引領戰略主要做了這些工作：首先是開設“名家課程”。學院在每個學期都邀請海內外著名學者來學院集中授課，使學生接受一流的教育。該課程自設立以來已有嚴家炎、童慶炳、何西來、徐通鏘、朱虹、舒乙、金元浦、陶東風、高旭東、德國著名漢學家顧彬，香港著名學者黃維梁等著名學者開設“名家課程”。其次是舉辦“名家講座”。學院邀請余光中、白先勇、葉嘉瑩、何西來、柳鳴九、袁行霈、馮其庸、李希凡、成中英、華克生、托洛普採夫、金聖華、胡芝鳳等近百位海內外著名學者、作家和藝術家來海大舉辦“名家講座”。目前，“名家講座”已經成為海大的一個重要品牌。然后是邀請著名作家駐校寫作。學校建設了作家樓，邀請王蒙等一批著名作家定期來海大作家樓創作。自2002年以來，我校聘請了王蒙先生為首席駐校作家，先后聘請了畢淑敏、余華、遲子建、張煒、尤鳳偉、莫言、王海、鄭愁予、嚴力、賈平凹等當代著名作家、詩人為駐校作家。

第二，注重在學科交叉融合中培養復合型的創新人才。我院設置專業較多，師資力量比較雄厚，根據社會對復合型人才的需要，注重在學科交叉融合中培養復合型創新人才。根據學校 “通識為體，專業為用”的理念，鼓勵學生跨專業選修相關課程，注重引導學生在學習中對不同學科進行交叉滲透融合，不斷培養自己優化的知識結構和能力結構，引導學生進行生涯設計，鼓勵學生多元化發展。學院學科優勢主要有：海洋歷史文化、兒童文學、王蒙研究、漢字符號學、文化產業、人才美學、民間文學、《樂記》和辭賦研究等特色顯著，處於國內領先或顯著地位。

第三，注重培養具有新媒體素養和實踐能力的新聞傳媒人才。學院依托青島市的新聞傳媒機構，建立了多個教學實踐基地，不斷提高學生掌握現代新媒體的能力，在新聞媒體實踐中培養學生的新聞傳媒能力。為此，學院主要採取了措施：一是選派骨干教師到新聞媒體機構挂職，一方面把新聞媒體知識應用與新聞媒體實踐相結合，一方面通過挂職進一步了解新聞媒體的現狀，豐富新聞媒體的實踐經驗，為提高學生的培養質量奠定基礎。二是請新聞媒體的記者、主持人、編輯等人到學院授課，與教師聯合培養學生。三是除了安排新聞傳播類的常規課程以外，還特別注意增設新媒體方面的課程，如網絡新聞、媒介經營與管理、跨文化傳播（雙語授課）等。

記者：您從事跨學科教學與科研30多年，能簡要地介紹一下跨學科教學嗎？

薛永武：我大學學的是中文，大學畢業留校后根據本科、碩士和博士人才培養的急需，講授了文學理論、西方文論、文學方法論、西方現代文藝思潮、西方美學、美學、古代詩文、文藝美學研究、中國現當代文論、領導科學與藝術、人才開發學、人力資源管理、文化產業人才開發、人生哲學、人才美學、行政法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等課程。這些課程涉及多個一級學科，有相當大的難度，沒有多學科的學術積累是無法做到的。但對於教師和學生來說，進行跨學科的教學有兩大好處：一是有利於促進教師自身知識結構與能力結構的優化與完善，有利於教師發現不同學科之間直接和間接的聯系，從而打通各門學科的聯系，掌握比較完整的知識體系。二是對於學生來說，教師在進行跨學科教學的過程中，能引領學生融會貫通，掌握比較完整的知識體系，而不是彼此缺乏聯系的各門課程。

記者：您能否結合文學與新聞傳播學教育實踐，淺談一下“情商點名法”？

薛永武：情商點名法即教師上課前點名的時候，學生不是回答“到”，而是回答1∼10之間的一個數字。具體來說，教師點名前與與學生進行溝通，要求學生把自己情緒狀態的高低用相應的數字表達出來。“1”代表情緒低，精神萎靡，處於最差的心理狀態，“10”代表情緒高，精神飽滿，處於最佳的心理狀態。由“1”到“10”，情商依次升高。情商點名法的好處有兩點：一是有利於學生對自己的情商進行認知與積極調控﹔二是有利於教師及時了解學生的情商狀態，因材施教。我曾經在十多年前在一個班級試驗了一學期，取得了比較滿意的試驗效果，學生的情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普遍的提高。

記者：您著有《人才開發學》一書，並在全國范圍內率先開設了“人才開發學”通識課，您能簡單談談如何進行人才開發嗎？

薛永武：從宏觀上看，人才開發可分為四個大的層面：第一，國家的政策性開發，即國家通過各種人事人才政策，促進人才開發﹔第二，用人單位的崗位實踐性開發，即用人單位對本單位員工的使用與開發﹔第三，家庭和學校的培養性開發，即家庭對孩子的教育和各類學校對學生的培養﹔第四，人才的自我開發，即每個人注重自我管理和自我激勵。前三種開發是外在的﹔最后一種是內在的，前三種開發隻有通過人才的自我開發才能實現，而自我開發要求人才開發的動力來自個人生命的拓展。就我個人而言，我研究人才學近三十年，一是注重把人才學所涉及的人才成長的一般規律和特殊規律運用於我的教書育人之中。在我分管教學和擔任院長期間，我把人才開發的理念貫徹於教學管理、教學改革和完善人才培養模式，改革考試內容、形式等多個方面﹔運用於師資隊伍建設，包括師資穩定、師資培養和人才引進等方面，學院工作取得了顯著成就。

2006年，我在全國高校率先開設《人才開發學》通識課，為本科生和研究生全面開發潛能和優化知識、能力結構提供理論的指導，引導大學生走上正確的成才之路。

第一，我講授《人才開發學》，注重把人才的自主開發放在突出的重要地位，從理論上引導大學生樹立自我管理、自我開發的主體意識。在教材體系上，全書分上下兩編：上編是“人才的自律性開發”，下編是“人才的他律性開發”。採用這種安排，有利於激發學生的成才意識，培養學生勇於為自己的行為和未來負責，克服怨天尤人、過分依賴家庭、學校和社會的消極態度。

第二，《人才開發學》採用系統的理論整合法，從精神健康、生物全息律、管理學、美學等諸多角度，闡釋人才開發問題，從心理上解決大學生渴望成才而又深感困惑的矛盾，指導大學生樹立全新的大學習觀、大人才觀﹔為大學生進行生涯設計和緩解就業壓力，提供理論支持。

第三，《人才開發學》採用名人案例啟迪學生的心智。《人才開發學》把古今中外的名人作為大學生的一面鏡子，引導大學生自我參照和自我對比，取長補短，開啟心智。教材以哲學家康德和黑格爾為案例：康德大學畢業后先后在三個家庭當過9年家庭教師，黑格爾在三個家庭當過6年家庭教師，以此引導學生積極面對壓力和挑戰，學會忍受寂寞和孤獨，在沉潛中修身養性，堅持走人才可持續開發的道路。

第四，《人才開發學》引導學生按照我創立的“山型人才”的模式，對生涯進行科學的設計，樹立人才開發的“馬拉鬆”意識，力戒浮躁，克服急功近利的人生態度，用崇高理想激勵學生的人才開發。

第五，《人才開發學》創新人才培養模式，注重對學生的“軟開發”，採用“原野模式”的視野，提出了“鴿子模式”，對學生進行開放式開發，把培養學生千裡馬的開拓性與老黃牛的堅韌性和諧統一起來。所謂“軟開發”，指引導學生正確認識高校辦學困難和社會現實，激活學生內在生命活力，進而挖掘並激活大學生成才的內在動力。

記者：您在論著中提出“人是最重要的文化形態”，那麼您認為當下“人”在自我修養與文化傳播中承擔了怎樣的角色？

薛永武：毫無疑問，人是最重要的文化形態。可以設想，比如在各種教育中，各種教材雖然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教材是什麼呢？顯然是人，因為人是活教材，無論是正面教材還是反面教材。在教育中，教師是最重要的文化形態，教師的言傳身教本身就蘊含特定的文化內容。“言傳”，傳達的是知識和思想﹔“身教”，傳達的是行為文化。在藝術領域，演員即使在藝術表演中扮演了一個真善美的藝術形象，但如果這個演員在現實中的作為是假惡丑，那麼觀眾就不會相信你的藝術表演。所以，每個人的自我修養本身就傳播著特定的內容，而每個人又是最重要的文化傳播者，代表著特定群體、特定區域、特定民族和特定國家的文化形象。目前，我國在發展文化事業和實施文化強國戰略過程中，恰恰最需要對人的維度的關注，因此，應該鼓勵和引導每個社會成員不斷加強自我的文化修養，才能真正實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境界。

記者：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要進一步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您認為在這一背景下文化創意產業的機遇與挑戰是什麼？

薛永武：目前，我國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確實存在機遇與挑戰並存的態勢，但在很大程度上來說，挑戰甚至要大於機遇。就機遇而言，一方面，黨和政府已經認識到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重要性，正在採取有效措施鼓勵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客觀上為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提供了契機﹔另一方面，全國近些年文化產業園與文化企業迅速崛起，又為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平台。但是，我們目前的挑戰是很嚴峻的，主要表現在如下幾點：第一，我們缺乏高端文化創意人才，尤其是缺乏具有復合型知識結構和能力結構的復合型文化創意人才﹔第二，我們還缺乏有效的激勵文化創意的政策和人文環境﹔第三，缺乏完善的培養文化創意人才的教育機制﹔第四，政府和企業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短期行為，片面追求文化創意的經濟效益，客觀上必然影響文化創意的先進性、科學性和審美性。第五，缺乏文化創意的國際視野。第六，缺乏高素質的文化企業家。近些年一部分房地產商紛紛投入文化產業園的建設，他們有的真想發展文化產業，但有的企業家主要是為了圈地而“挂羊頭賣狗肉”，仍然是“文化搭台，經濟唱戲”，而不是“經濟搭台，文化唱戲”。即使一批真想發展文化產業的企業家，由於他們不懂得文化產業發展的一般規律和特殊規律，而採取用一般商品生產的方式研發文化商品，難以取得理想的願景，甚至事與願違。（作者簡介：張園，女，今傳媒雜志社編輯，主要從事傳媒理論和實踐研究﹔李凱波，男，今傳媒雜志社編輯，主要從事傳媒理論和實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