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子論文]中庸思想對中國新聞報道的影響

【摘要】我國新聞傳播思維方式和報道形態長期以來深受傳統思維方式的影響，傳統思維方式中固守中庸思想使新聞報道中官本位意識濃厚，報道內容上趨於功利性與保守性。在信息全球化的今天，我們應該批判地繼承和發揚儒家中庸思想，構建新型的適合當今新聞傳播事業發展的傳播理念，為我國未來的新聞事業做出正確的指引。

【關鍵詞】：中庸思想﹔新聞報道﹔影響

 一、對中庸思想的辯証認識

中庸思想是我國傳統文化與哲學的核心內容之一。中庸思想是我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論語·雍也》)可見，中庸已經被視為人的道德修養的最高境界。宋代學者程頤進一步發揮，把中庸之道解釋成“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這就更簡明地指出了中庸之道的核心為靜止原則，他反對變化和動蕩。中庸即是中和、中道，把“無過”、“無不及”的庸常之道作為天下的定理、正道，強調事物的某種平衡狀態，要求人們凡事要適中、適度。不偏不倚，保持均衡。[1]

從現有的資料上看，中國的“中”的觀念產生得比較早，，大約在公元前16世紀的殷商時期，就有了“中”的觀念。甲骨文中“中”字，本意是指立於正中央的旗幟或徽幟，並反映古代氏族的居民武裝多以旗幟為中心這樣的事實。周初時期，統治者將“中”的觀念運用到政治方面，《尚書 酒誥》中“爾克永觀省，作考中德”意為經常反省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中正之德。孔子在繼承和發揚殷周時期“尚中”思想基礎上，首次將“中”和“庸”結合起來，並上升到這些的高度。中庸將“至德”提升到“天下之大本”和“天下之達道”的哲學高度，強調“固執”，要求自覺保持與中道的一致。既做到“時中”或“慎獨”理財，已達到“盡合乎中”的理想狀態。

中庸之道的主題思想是教育人們自覺地進行自我修養、自我監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養成為具有理想人格，達到至善、至仁、至誠、至道、至德、至聖、合外內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創“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

中庸之道的理論基礎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就是人們自覺修養所達到的像美好善良的天一樣造福於人類和自然的理想境界。

中庸之道具體包括五達道、三達德、九經等。五達道即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種人際關系﹔三達德即智、仁、勇三大品行﹔九經指《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公羊傳》、《谷梁傳》、《易》、《書》、《詩》。

中庸之道主要原則有三條：一是慎獨自修，二是忠恕寬容，三是至誠盡性。

孔子希望通過恢復舊制，來達到天下大治的結果。這個舊制，就是周禮，也就是孔子極力強調的“君臣父子”，講究尊卑，分出等級，互相尊重。之所以用“中”，是因為春秋末年，各個階級、階層的政治家，思想家曾針對當時社會所出現的各種矛盾提出不同解決方案和方法。老子“貴柔守雌”，主張用柔軟戰勝剛強，管仲、齊法家竭力推行“富國強兵”政策，孔丘繼承和總結了春秋以前“中”的觀念，提出“執中”的處理矛盾的方法。概括起來表現為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反對“過”和“不及”，他認為，人的思想和行為處在保守或冒進，都是不符合“中庸”原則的。

第二，反對“攻乎異端”，《論語》中“攻乎異端，斯害人也”強調把對立兩端結合起來考察。

第三，“無可無不可”的權變性，《論語·微子》中“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意為根據不同情況採取不同政策，才能避免片面性。

孔子主張以剛毅的精神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把它貫徹到道德人倫，處事應世，治國立政，文化教育等社會生活、政治生活以及道德生活各個領域，並以“無可無不可”的靈活性和選擇性去實施他的各種救世方案。

中庸思想確實包含許多辯証法的因素，它反對極端性和片面性，但是，一方面，它從誕生之初，就是為了鞏固統治﹔而不同於一般宗教意義上的修身養性律條，具有極明顯的社會功利性。另一方面，它企圖創造一種“中和”的社會環境和生態環境，這在一定條件下，有利於社會的穩定和發展。但在那時，這種和諧統一，隻能對尖銳的階級斗爭起緩解作用，因而不利於新的生產關系的產生和發展。

二、中庸思想對我國新聞報道的影響

中庸思想主張從社會整體和諧要求出發，研究各部分、各方面的關系，把握每個方面的”度”，進而使社會各方達到“中”的狀態，實現社會整體的和諧穩定。[2] 但是，這種固守中庸、追求平穩的傳統思維方式，反映在新聞報道內容上，則是官本位思想嚴重，褒多貶少，帶有明顯的保守型性與功利性。

新聞報道的官本位思想

中庸之道強調上級與下級之間的尊卑關系，兩千多年來，這種思想深入到了國人的骨子裡，故而產生了對聖道權威的尊崇。孔子就曾提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論語·季氏》)“天命”即是宇宙的最高主宰力量——天道，“大人”是這種力量在政治方面的體現，“聖人”則是在思想、文化方面的體現。這種崇尚聖道、依附權力的傳統思維方式反映在我國新聞傳播界，突出的表現就是新聞在報道觀念上呈現一種長官意識和強者本位。

長期以來，我國的新聞報道就是用大量篇幅報道各地政府官員的各種會議、講話、訪問、視察，用大量的篇幅報道當地政府的業績，“一切從辦傳媒人的需要、利益、意志、興趣出發，很少考慮或根本不考慮傳播對象的實際狀況和現實需要”。[3]即使是在災難報道中，鏡頭更多的是對准了去災區視察的官員，而非受災人民。災難報道成了對領導者歌功頌德的報道——報道的方式、出發點和重點已經嚴重走樣了。如2010年上海市區一幢高層建筑失火的災難事件，央視在報道時，說的是某某領導如何連夜趕赴現場，做了哪些指示和要求，看望和慰問受傷群眾等等，而對於事件的原由，造成了多少傷亡則放在了報道的最后面。

新聞報道的保守性

我國新聞媒體完全由政府領導，政府任命國家媒介的領導，政府決定其工作方針，負責其主要經費來源。由於媒介所有權完全國有，內部機制層次多且缺乏活力，節目形式呆板，員工缺乏積極主動性和創新的活力。正如喻國明先生在揭示現行傳媒體制弊端時所說：“所謂集中統一的領導，實際上是一連串卡拉OK、自說白話式的錯誤領導。在這種不斷的錯誤領導中，傳媒業的巨大資源在毫無效率的空轉中被虛擲和浪費，良好的發展機遇被擱置，傳媒實踐中的首創精神被壓抑和挫傷，傳媒人的專業精神及其智慧才干被窒息，傳媒產業的內在動力被扼殺。”

在WTO背景下，中國新聞媒體面臨新一輪改革，我國逐漸加大國外電影、雜志、娛樂產品進入中國的數量，這無疑會對中國的媒體造成直接的沖擊。[4] 我們不能再用孤立的、靜止的文化觀念來對待新聞的報道。

新聞報道的功利性

新聞媒體承擔著宣傳黨和政府重大理論、方針、政策的職責。各級行政領導為了突出政績，為了所轄地區的“穩定”，要求媒體要以正面宣傳為主，多報成績，少報問題﹔多報喜事，少報憂事，致使新聞媒體在傳播內容上多選擇正面新聞而舍棄負面信息，形成褒多貶少，揚多抑少，頌多批少的局面，帶有鮮明的主觀功利色彩。[5] 特別是有關危機事件的報道，我國政府受到多年以來養成的地方保護主義、逃避責任等落后意識的束縛，，習慣用“堵”和“捂”的老辦法應對危機事件，例如2003年非典疫情爆發初期新聞傳媒的“集體失語”，2005年的鬆花江污水事件等都是這種思維與心理的典型表現。

輿論監督是媒體重要的社會功能之一。輿論監督是人民普遍關心的問題，也是政府日益重視的問題。在黨的十七大政治和報告中，胡錦濤進一步論証了信息公開化、人們知情權等我過新聞和宣傳工作的基本方針。“讓權利在陽光下運行”是十七大政治報告對信息公開的形象比喻。

近些年來，雖然我國媒體的輿論監督功能的實現取得了很大進步，但是仍然存在不少問題，具體表現在：一、媒體屈服於公權力，不敢對社會敏感性問題，如官員腐敗、公權力濫用等問題進行揭發。特別是“黨報顧及種種情面，在輿論監督方面總是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做法，顯得中庸過度。”[6]二、我國媒體的監督多是事后監督，掌握公權力的官員，其侵犯公眾權利的行為，隻有在東窗事發后，媒體才眾口一詞大加討伐。如7·23動車事件，寧波PX事件。

三、結語

綜述所述，幾千年來，我國新聞報道深受中庸這一傳統思維方式的影響。新聞報道中，官本位思想嚴重，對權利的依附於尊崇導致了媒體忽略了受眾的真正需求。同時，新聞報道中的保守性又使得我國新聞報道內容同質化嚴重，循規蹈矩而不敢越雷池半部。再者，我國媒體更多的是在宣傳黨的方針政策，歌頌黨的偉大成就。在這一思想的引領下，新聞媒體不敢挑戰公權力，不敢揭發政府官員濫用權力而導致腐敗的行為，那又何談人們對政府決策的知情權呢？在信息全球化的今天，我國新聞事業面臨新的機遇與挑戰，若要提升我國新聞事業的國際競爭力，我認為，我們應該批判地繼承與發揚傳統的中庸思想觀念，走出傳統文化對我們思想的禁錮，構建新型的適合當今新聞傳播事業的傳播理念，為我國的新聞事業的發展做出正確的指引。

（作者系上海大學影視學院 新聞傳播學專業學生）

注釋：

[1]沈錫倫．中國傳統文化和語言[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30．

[2]解英麗. 儒家中庸思想對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當代啟示.[期刊論文]—商品與法 2011（7）

[3]童兵. 童兵自選集

[4]李良榮. WTO背景下，中國新聞媒體正面臨新一輪改革

[5]索燕華.傳統思維方式對新聞傳播思維方式與報道形態的影響[期刊論文]-新聞大學 2008{2）

[6]陳君佑.輿論監督的不公.[期刊論文]-新聞記者 2002年(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