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尚與政治的糾葛：民國時期中國女性燙發的媒介呈現

涂鳴華

2014年07月14日15:40 來源：新聞愛好者手機看新聞

一、緣起

近代以來，中國女性的服飾不是單純的時尚和審美問題，而是同政治糾葛在一起，無論是剪發、燙發、染發還是旗袍，都同特定的政治運動和取向密切相關，身體成為政治和時尚糾葛在一起控制的場域。用米歇爾·福柯的論斷來形容就是，“肉體也直接卷入某種政治領域﹔權力關系直接控制它、干預它，給它打上標志，訓練它、折磨它，強迫它完成某些任務、表現某些儀式和發出某些信號”[1]。本文以燙發為例，通過分析民國時期的大眾媒體這一時尚的敘事策略，來研究其內在所蘊含的邏輯和權力關系。

二、燙發成為時尚

燙發是源自西方的發型塑造技術，從原理上燙發被定義為打開角質蛋白的二硫鍵的組合、改組然后關閉等的過程。[2]但通俗的理解，就是通過物理和化學的方法改變頭發形狀的技術，它包括電鉗燙、化學燙、負離子燙和生物燙等。[3]古埃及人最早使用燙發的技術，但保持時間太短。1905年，德國人發明了鹼液洗頭烘干燙發的技術，卷發的時間延長，被稱為是Permanent Wave。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從軍的女護士不舍得剪短頭發又嫌其太長麻煩，就發明了用鹼和蒸汽使頭發卷曲的技術，但若是蒸汽調節不當會使頭發烤焦。隨后電燙法發明，並在20世紀30年代不斷改進，成為當時時尚女性發型的首選。[4]

近代以來，上海在吸納外來文化的速度和廣度上一直走在中國乃至亞洲的前列。燙發在歐洲流行不久，便於1925年傳入中國，白俄當時收費30大洋挂牌燙發[5]，歐洲電燙技術剛發明便已經傳入上海，1928年上海的雜志上已經刊載了當時歐洲最新的燙發機[6]，並成為當時上海的風尚，時人就認為“摩登女士以卷發為美”[7]，20世紀30年代初，畫報上就有不少燙發女子的照片刊登，如《時事新畫》上的《女子盛行燙發式樣繁多圖為劉連麗女士所喜用之大波浪紋痕者》[8]《燙發式樣不同之清心女校學生李宏鐸女士（右）與薛德明女士（左）》[9]等。

平常燙發流行的場景，可借用時人的文學記載，某人陪著太太去燙發，見到理發廳裡，“除了白衣服的理發師外，都是花枝招展的女人，已經有八隻粉頭，分嵌在左右的鏡子裡，忙著的在燙發，還有六位姑娘卻坐著，靜靜地等那空缺”[10]。在作者的描述裡，燙發的女人一直沒有間斷，甚至還有60多歲的老太太也來燙頭染發。到了40年代，燙發之風已經遍及民國官場，抗戰勝利后的南京，“似乎上自一品夫人，下至大姐娘姨，無不卷發如雲，好像大家的頭發天生都是如此”[11]942。以至於不燙頭的職業女性，就會被認為是異類，有個初入記者行業的女性，講述了自己因為發型所受到的排擠：“那些女記者們個個打扮得一枝花樣自不必說，頭發當然也個個都是燙了然后卷得比堆花奶油蛋糕上的花還要精細。我這副粗衣直發的樣子，和她們碰頭時不免頗受鄙視。尤其是那沒燙過的直發。不很熟的同業見面，看到我的頭發，總似乎紅紅的小嘴會撇一撇。”[11]942

三、燙發作為時尚

有學者認為時尚的出現離不開幾個要素——閑暇的時光、社會的變遷、大眾媒體的興起以及時尚的意識[12]。隨著社會的開放和女性教育的普及，使得大量職業女性拋頭露面進入社會，“商號中雇用女職員的潮流已風起雲涌，如先施、永安、新新三大公司現都雇用女職員，代男性”[13]。其他一般的職位，如律師、新聞記者、銀行職員等都在此時期陸續向女性開放。這樣使得婦女有了經濟收入和閑暇時光可以進行審美追求。而社會的變遷，使得中國女性的自主性和自我人格得到蘇醒，而經濟地位的提升又使得女性有了擺脫依附地位的可能。

布羅代爾認為，如果社會處在穩定停止的狀態，那麼服飾的變革也不會太大，唯有社會秩序急速變動時，穿著才會發生變化。[14]燙發的出現恰好是上海的現代化轉型時期。20世紀30年代被稱為民國的黃金十年，上海作為中國的經濟中心，社會財富急劇增加，但同時內患外憂又不斷困擾著中國民眾，社會處在多元文化沖突融合的階段。

而電影等大眾媒體的興起，使得時尚能夠得以迅速流行和傳播。1926年左右，上海女星王漢倫在菲律賓耗費120大洋燙了一個頭，這是目前找到的最早的關於中國明星燙頭的記錄，以下是報道的原文：“還記得醉心歐化的女星王漢倫七八年前在菲律賓燙一個發，燙費一百二十元，這種駭人的價值，怎能不使人咋舌，此種費用，除了一班要人之妻妾，其次恐怕隻有女明星了。”[15]而另一篇關於當紅影星胡蝶的報道，今天看起來似乎是篇為理發師打廣告的軟文，不過其中也透露出燙發作為時尚的信息：“胡蝶在去年，我還聽得她每次在白玫瑰電燙，今年大概對於收入方面，比較稍為豐富一些，把這一筆費用轉移到比白玫瑰更考究的外人所創設的理發店裡，同時很嚴厲地找著了一個中國燙發師……電燙一次以后，可使永久不曾回復原狀，但是胡蝶為著美的觀念，因此在每一星期總要到這家外國理發店去修理一下。”[16]不僅胡蝶等大牌明星如此，就是一般的影星也是以燙發為時髦。當時的《玲瓏》雜志寫道：“1933年的時髦裝束裡，第一樣不可免的是將頭發燙成Permanent Wave，女星拍戲時，更非燙發不成了。”[17]另外的人也寫過：“女星的頭發，可謂十之九系經過電燙的，否則何足以示漂亮。”[15]所以當時的理發廳，都以能燙好萊塢影星的發型為榮，當時的女影星，即使是拍攝農村題材，也不忘燙一下頭。

而時尚意識指的是社會大眾對時尚現象的總體認識和評價，以及對各種具體流行事物的敏感與介意程度。[18]時尚被稱為是一場社會的競賽，分為領潮者和模仿者，而早期的時尚傳播被稱為是“凡勃倫—齊美爾模式”，即自上而下的滲透，社會的進步賦予較低階層更快地模仿較高階層。[19]燙發的流行正是遵循從好萊塢到上海灘再到沿海，從上流社會再到中產，甚至滲透到下層的模式。燙發最早流行於高收入階層，時人曾經做過這樣的比對：“在幾年前，燙發的風氣，尚未大盛，加之價錢太貴，所以婦女們除了舞女、交際花、電影明星等，為獲得男子們的喜愛而燙發之外，其余的可說是絕無僅有、寥若晨星。”[20]50-51開燙發風氣之先的往往是高收入，同時又游離於中國傳統觀念之外的女性階層。但不久后，“但是到了現在，卻大大不對了，一般摩登女郎差不多就把燙發當為趨時求美的唯一條件，與脂粉、旗袍、高跟皮鞋等同列入重要的化妝課程中，而且如今理發店多了，價錢也便宜了，所以不論公館中的姨太太，學校裡的女學生，堂子裡的妓女，馬路邊的‘野雞’，以及娘姨阿媽、丫頭大姐等，誰都有資格踏進理發店去，花費四角大洋，把頭發燙成各種花樣”[20]50-51。隨著技術的進步，燙發流行於整個社會階層。

燙發對於摩登上海的女性而言，還有其他的價值，它的出現是女性消費主義思潮興起的標志，女性作為現代社會獨立的群體在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崛起。日本學者江上幸子將中國近代以來主流媒體建構的民族國家婦女形象分為五個階段：一、賢妻良母﹔二、“娜拉”時期﹔三、職業婦女時期﹔四、摩登女郎時期﹔五、勞動婦女時期。[21]而其中燙發的出現正是職業婦女向摩登女郎轉變的時期。而女性的燙發，頭一次不再像天足和剪發一樣，成為男權政治爭奪的戰場，被賦予家國振興的使命，它成為女性自我展現的舞台，它象征著脫離了男性控制的解放，盡管只是消費主義的解放，但在小小的領地和空間，卻獲得了自足的地位。而燙頭因為既可以保持女性的特征又不必頻繁地剪頭，為女性提供了不為服飾所累的更多的閑暇時間。

四、燙發作為原罪

民國時期曾以摩登女郎為假想敵，歸納出八不主義，“所謂八不主義，就是不涂胭脂不抹粉，不畫眉毛不燙發，不著高跟鞋不赤腳，不學跳舞不打牌”[22]。反之，我們可以將胭脂、抹粉、畫眉、燙發、高跟鞋、赤腳、跳舞、打牌等稱作摩登時髦女性媒介標簽。在民國時期，女性的燙發在很多媒體的話語建構裡，被稱為是罪惡的淵藪。具體而言，對燙發的非難有以下幾個方面：一、崇洋媚外的思想﹔二、有違於傳統的道德﹔三、浪費和奢侈﹔四、不符合健康、審美觀念。這樣的非難不僅訴諸口頭，還轉化為實際行動，蔣介石的南京政府於1934年推出了新生活運動，主要的要點有四點：“（1）禁止行路吸煙﹔（2）衣冠必須整齊﹔（3）取締婦女燙發﹔（4）提倡服用國貨。”[20]50-51燙發同提倡經濟民族主義這樣的國計民生大計並列成為政府的工作重點。

就第一點而言，燙發被稱為是來自外國的舶來品，因此被稱為是外國人挖空心思掙中國人錢的工具，“那碧眼黃發的洋鬼子，最會迎合我們中國人的心理，挖空心思，想出千奇百怪的新鮮花樣，來吸收中國人的金錢，在那頂上功夫的剪發一層上，也會別出心裁，最早不過鉗子燙發，現在又普遍著電氣燙發”[15]，這些被上海灘迅速接納的技術被稱為是奇巧淫技，不過是為了吸收中國人的錢財。

傳統的道德認為女性應當內斂而不事張揚，大門不出，二門不邁，而摩登女性燙頭露面出現在公共場合則被認為是不道德的放蕩行為。當時的《婦女共鳴》雜志有人發文稱摩登女子為“娼妓的蔓延”，而新興的出頭露面的職業是“公開的變形的供男子玩弄的娼妓”[23]，女性將自己打扮得美一點，不過是為了取悅男人而已，“她們自己還不知道難看，兀自在人前炫來耀去，搔首弄姿，做出種種丑態，真也不怕惡心[20]50-51”。在這樣普遍的社會心理下，燙發就成了不守婦道者懸挂著的顯眼標簽。而且最早的燙發者往往是歌女、交際花和影星，這些當時並不為社會所認可的人群，更是加深了道學家們的警惕和戒備。而后正常的職業女性燙發，也被戴上了有色眼鏡，“姊姊做了女職員后頭上燙發，面涂香粉和胭脂，旗袍四尺長，裝兩個假的奶奶，腳上穿長筒絲襪和高跟皮鞋，做出的形狀妖妖怪怪。”[24]這是當時一幅漫畫的題詞，一旦工作拋頭露面，女性就會變成妖怪。

燙發進入中國之初，價格昂貴，所以對其非難的另一原因就是浪費大量的錢財。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對於燙發的攻擊，也主要從這個方面著手。如宋美齡在接受記者訪談時，就提到“務使我國婦女能崇尚朴素，保持固有之美德，所謂改革蓬發燙發者，其真意不外乎此”[25]。其他的公文裡也會將燙發同奢侈聯系在一起，如當時的新聞裡，經常有如下表述：“首都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前為革除婦女界之奢侈習俗，以厲行新生活起見，會議決定二月一日起，取締婦女燙發。”[26]“又湘省新運促進會，鑒於市民生活，日尚奢侈，即燙發一項，動輒耗洋三四元不等，至少亦須五角以上，尤以婦女為甚。際茲提倡新運高潮中，對於該項靡費，實深有違新生活之原則。”對燙發的攻擊者認為這個習慣花費的錢財，也許可以轉移用來做更多有益的舉動。“而且燙發這筆開銷，算起來也很可觀，以有用的金錢，還是派有益的用場的好。”[27]

習慣了發髻的不少中國人，對燙發在審美上並不認同，有人覺得女子的美在於天然而不是修飾，有人寫道：“如女子美，在於自然，因修飾而得來的美，反而會遮掩她們原來的美，上海社會上一般將頭發燙得亂蓬蓬的，‘摩登狗兒’活像一個‘鬼王’，真是難看。”[27]將燙發形容為“鬼王”，也有人把燙發形容為“獅子”，“本來燙發的目的，是為了求美觀，現在把頭發燙得七彎八曲，上鬆下蓬，簡直像一隻蓬毛獅子，我真不知道它美在哪裡”[20]。除去在審美上的不認同，另有人則因為早期燙發技術的原因，有女性因為燙發導致事故甚至死亡，有雜志記載著，“有時候燙得一個不得法，不是打翻火酒爐子，便是觸了電，甚至於連性命都送掉，這真是啥犯著呢”[20]，因此為了安全的原因攻擊燙發。

五、沉重的燙發

在政局動蕩的現代中國，燙發這樣的審美行為被賦予了過多的政治含義，日本學者江上幸子認為燙發作為“摩登女郎”被非難的象征之一，是燙發的形象特征不能滿足當時人的民族國家想象，也不符合傳統的家庭觀念。這是中國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過程中，女性所獨自承擔的負荷。在“女性是禍水”的傳統觀念下，形成了“天下興亡，燙發有責”的荒唐敘事。如蔣介石的南京政府於1934年推出新生活運動，宋美齡響應丈夫的號召，在接受採訪時，稱“蔣委員長前以婦女在國家社會家庭中所居之地位極為重要，所負之責任亦極重大，而今年以來我國婦女頗多以趨時尚為榮，以致生活行動多浪漫不羈，影響國家民族復興之前途極為巨大，深覺有徹底改革之必要”[25]。仿佛把女性頭發剪掉，民族就能夠振興一般。還有作者將中國問題都歸結於女性不做“八不主義”中的八件事，“確實是婦女墮落的總原因，也是中國貧困的致命傷”[22]52。

而認為燙發是奢侈的觀點，並沒有注意到，當時燙發的價格逐漸下降的事實，最早燙發確實會讓“窮措大”咋舌，如胡蝶燙次發的錢相當於他人一年的房租。但是隨著理發館不斷增加，后來價格下降到普通百姓也能夠承受，“當電燙起初的時候，燙一次頭，需大洋六十元，我……電燙現在已經賣不起價錢了，貴的每次十二元，普通的隻有八元，比較從前打上一個倒一折”[15]。而到更后來，燙頭隻需要幾角錢，但對其的攻擊卻沒有停止。

民國時對燙發的禁止，很大程度上出於蔣介石個人的癖好，“聞蔣委員長以婦女散發或燙發，不但不美觀，且有害健康，已手諭行營擬定禁令”[28]。並將其上升為整個政府的行動，這樣剪掉燙發就成為政府力量的展示，被當局美化為國家團結的象征，如某學校在剪掉女生的燙發以后，就這樣寫道：“此次剪發，一經公告，全校服從，這種守紀律之精神，用之學校則校興，用之國家則國強，能如此，外人譏國人不能守紀律之恥辱，至此不攻自破矣。”[29]

六、結論

燙發這一發飾進入中國以后，在民國社會裡，摩登女子以其為榮，並帶動社會上其他女性效仿。但同時又引發大眾媒體和政治權力對其的干涉，兩者僵持中，政治獲得了話語權的勝利，但燙發仍留在女性的頭上，新生活運動高峰時，山東省政府主政者韓復?見有摩登女郎姨太太卷發者，輒捉入衙門剃光，然后放出。此項命令發出之后，一時一般卷發女生及婦女，皆不敢離閨門半步，但是最后的結果，大街上的摩登女郎仍不見減少，燙頭者還是隨處可見，“而市上燙發的女子，仍舊觸目皆是”。有意思的是一則史料的記載，反映了政治和時尚之間也有彼此妥協的一面，武漢的舞女們為了生活不得不在抗戰的氛圍下依然燙頭，但她們想出了兩全其美的方法，將前額燙成飛機頭，這被說成象征著中國的飛機對抗著日軍。[30]這樣政治和時尚終於在女人的頭發上成功握手言和。

（作者為東華大學人文學院傳播系講師）

[本文為教育部規劃基金項目“時尚文化傳播的價值導向研究”（11YJA860023）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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