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中國傳媒大學教授曹璐

曹璐的身上仿佛有一種含而不露、引而不發的力量，這是在她寬和沖淡的人生故事中流露出的別樣滋味。作為新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批廣播教育工作者，她見証和參與了中國廣播教育事業的起步與發展、艱辛與成就。特殊的歷史年代造就了她“理想主義”的求學時光，也讓她在其后復雜多變的政治風雲中逐漸學會了“理性”與“建設性”的思維。半個多世紀以來，她享受著“廣播”與“教師”這兩大人生際遇所給予她的力量：“我從事的正是我所喜歡的，這就是人生的難得。”曹璐感恩並且珍惜。

令人難忘的是，從物質貧乏、政治動蕩、輾轉顛沛，甚至於一度停課復課的年代中一路走來，曹璐卻幾番感慨“趕上了教育最好的時代”，這位七旬長者的肺腑之言不禁引人深思她對於教育之“最好”的理解。在她的心目中，最好的教育不是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而是靜水深流的大師大家﹔不是高高在上的師道尊嚴，而是溫情雋永的師生情誼﹔最好的教育，是對學子的接納與成全，是對人性的包容和悲憫，是自由開放的精神涵養，是知行合一的理念導向……簡單地說，透過她的娓娓道來，最好的教育便是最本色的教書與育人。

也正因如此，曹璐在她幾十年的廣播教育生涯中，身體力行著她言猶未盡的詮釋與追求。歷經知人論世的歲月年華，她淡然地為自己總結道：“我就是一塊當老師的料，就是一個喜歡廣播的人。”

廣播學院——新聞教育事業起步的搖籃

1955年，曹璐考入了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回憶起北大的求學經歷，她說道：“按照北大新聞專業的課程安排，前兩年新聞專業與語言文學專業合上，所以我當時有幸聆聽了一批大師級學者的課程，包括高明凱、王力先生的語言學﹔游國恩、吳組緗、王瑤、林庚先生的文學史課﹔林濤先生的現代漢語課等等。我現在還記得老先生們上課時的情景：黑板上墨寶般的板書強勁揮洒，每位先生獨具個性的話語表達和手勢動作，課堂形成一種特有的氣場。有些先生的方言較重，大家格外認真地聽課記筆記，努力追趕著課堂的速度和節奏，從中感到老先生們的深厚學養給莘莘學子帶來的啟迪和力量。北大新聞專業的課程也頗具特色。方漢奇先生的報刊史，幾張卡片就把新聞史中的人物、事件、背景、意義講得深入淺出，通透精辟﹔甘惜分先生的新聞理論，尤其是對報紙黨性的講解頗具棱角﹔蔣蔭恩先生的報紙編輯，引用《人民日報》的版面、標題、評論做案例分析，還介紹英國《泰晤士報》《衛報》的版面標題、排版方式等。這些都對我——一個缺乏社會實踐，未能突破高中生式學習的人來說是一種全新的啟發，從中也體現了20世紀50年代新聞教育的開放、包容和專業化的學理特色。這些不僅是專業課程的學習，也是一種專業精神的啟蒙。”

1958年8月，被譽為中國新聞學和新聞教育搖籃的北京大學新聞專業被合並至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正值大學四年級的曹璐也隨著院系的調整，成為中國人民大學的一員。1959年7月，曹璐從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畢業，和十多位人大新聞系畢業生一起分配至北京廣播學院（現中國傳媒大學）任教，從此開始了她終生學廣播、教廣播的教師職業生涯。

曹璐回憶說：“建校初期的北京廣播學院校址在北京復興門外木樨地附近，一座五層灰色的辦公樓，和北大、人大相比，顯得有點簡陋。教室、辦公室、宿舍、食堂、圖書館、實驗室都在這幢灰樓中，好處是相對緊湊、靈活。”曹璐笑道：“雖然是百業待興，但是廣播學院從開辦之日起就體現了鮮明的系統辦學優勢和廣電學科特色。分到廣播學院，我覺得還是挺幸運的。”盡管與時至今日已然享譽中外的中國傳媒大學相比，廣播學院的發展之路不可謂不艱辛，但透過曹璐充滿溫情的回憶，這座新中國廣播電視教育的搖籃學府於半個多世紀前開啟的那場如火如荼的創業史也在溫情中變得清晰而可敬。

曹璐介紹，“在我的印象中，廣播學院的辦學特色主要有這樣幾個方面：其一，學院決策層具有豐富的廣播實踐和管理經驗，不僅是系統辦學，也是內行辦學。第一任院長周新武是解放前的老大學生、中共地下黨員，參加過‘一二•九’抗日學生運動，還做過多年的部隊和地方宣傳教育領導工作。解放后，他是第一任華東電台台長、上海電台台長。副院長兼新聞系系主任左熒也是一位老廣播，是延安新華廣播電台對國民黨軍廣播的主管。解放后，他擔任了廣播事業局地方廣播部主任、國際聯絡部主任，60年代他主持廣播系統的錄音報道研討會，發表了《談錄音報道》（見《廣播業務》，1957年第9期）一文，其中對錄音報道的界定、音響要素、真實性原則等進行了規律性的梳理。這些論述至今仍是廣播聽覺文本規律研究的奠基性論述，也對我產生了很重要的影響。”

“其二，學院非常重視專業教學基礎建設和師資隊伍培養。新聞系建系初期就組建了新聞理論、新聞史、新聞編採業務等教研室，教研室骨干大多是來自廣播一線的老廣播。當時，被錯劃成右派的一批專業人才也調進了廣院，承擔了重要的教學任務，在新聞系初建時期他們成為智庫型教學資源。比如廣播事業局原副局長溫濟澤，曾經在自述中提及：‘在這幾年中，我又向系裡建議開設兩門新的課程，一門叫做《政策講座》，聘請了黨政機關有關負責人如吳?等人來校講課。還有一門叫做《社會知識》，組織同學們到工廠、農村參觀，到新聞單位實習，使教學密切聯系實際。’”值得一提的是，當年剛剛參加工作不久的曹璐正好擔任了溫濟澤所承擔的《政策講座》和《社會知識》兩門課程的助教，溫濟澤的嘔心瀝血與言傳身教帶給了曹璐一生難忘的影響，也因為這段經歷，曹璐將溫濟澤稱為“永遠的老師”。曹璐繼續說道，“《政策講座》和《社會知識》兩門課程為學生提供了開放的課堂，調動了同學們專業學習的積極性、創造性。很多年后一位校友還回憶說：‘母校和老師給我們安排的課程盡心而實際，尤其令我難忘的是《政策講座》和《社會知識》課，當時真的沒有想到，許多內容和感悟使我們受益如此久遠，乃至終身。’此外，溫濟澤老師還先后為新聞系59級、60級、64級、65級同學主講新聞寫作和廣播業務課，校友這樣評價他的講課：‘溫老師講課能從一點生發出去，縱橫馳騁之后又回到原點，讓你領略知識和思考的力量。’這位同學將溫濟澤老師稱為‘點燃生命之火的人’。”

“其三，新聞系開辦之初重視青年教師的培養，放手給青年教師挑擔子，以以老帶新的方式參加課堂教學和教材基礎建設。總的來說，廣院的初創期還是做了很多基礎性工作的，比如新聞系抽調地方台的‘筆杆子’共同編寫廣播理論、廣播史、廣播業務的教學大綱，並投入大量精力編輯出版了我黨從延安至60年代初有關新聞廣播的政策文獻和代表性文論。編輯出版了《新聞廣播論集》（上下集），編輯了延安時期至60年代初的代表性廣播作品選——《廣播稿選》等等。今天，這些教材、教案已經變舊發黃，而老院長周新武、老主任左熒以及被學生稱為‘點燃生命之火’的溫濟澤老師都已作古駕鶴西去。但是他們傳承下來的愛學校、愛專業、愛學生的敬業精神，在50多年后的今天顯得更為珍貴。”說到這裡，作為事業的親歷者和見証人的曹璐，無比欣慰。

時代變革——新聞教育的發展動因

然而，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初建不久的北京廣播學院就在時局的動蕩中行進得越發坎坷。1966年，江青、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等人到廣播學院公開支持造反派並宣布成立“臨時文化革命委員會”，廣播學院由此陷入全面內亂，大批老干部、老教師遭到殘酷迫害，部分學生陸續到全國各地進行“大串聯”活動。1970年，中央廣播事業局軍管小組向中央報送《請求停辦廣播學院的報告》，全體教職工下放參加勞動鍛煉，至此，北京廣播學院一度停辦。

“時代變革影響世界、影響社會，進而影響到每一個人。作為社會晴雨表的新聞業和新聞教育的發展，受到時代動因的影響更為鮮明。‘文化大革命’后期，廣院重辦。工宣隊緊急召回下放教師，緊急上馬招收了74級工農兵學員入學，第二年又招收了75級工農兵學員入學。廣院新聞系雖有1959年建系以來的教學基礎和師資儲備，但基於大環境的影響和制約，兩屆學員在新聞教育的理論框架和新聞規律等方面的學習存在著諸多誤讀。所幸這兩屆學員畢業前后趕上了‘四人幫’倒台，經過撥亂反正的學習、培訓，使他們在理論和實務層面有了新的提高。1979年正值新聞學碩士點恢復招生，不少同學考取了新聞學碩士研究生，這才進入了人生專業與事業的新平台。”回首這段過往，曹璐一聲嘆息。

“當時全國基本上都是這樣，很多大學都解散了。我先是在河北中部的望都縣勞動了半年多，然后就轉到了中央廣播事業局在河南周口市中部的淮陽‘五七’干校，前后待了一兩年。受1971年林彪‘九•一三’事件的影響，我和其他干校勞動的老師們才陸陸續續地回到了北京。經歷了十年浩劫，新聞教育迎來了新的發展時期。”說到這裡，曹璐興致盎然，如數家珍，“1977年教育部恢復高考制度，1978年初，廣院新聞專業迎來了77級編採專業39名同學入學，此后的37年，新聞系堅持每年正常招生，並且學生人數和專業都有所拓展，這也象征著廣院的新聞學教育進入了良性發展時期。1988年，新聞系籌辦廣告專業，1989年廣告專業招生成為繼廈門大學之后大陸第二家廣告學專業。1994年，廣告專業升格為廣告學系，之后又晉升為廣告學院。”

不僅如此，從1979年開始招收碩士研究生的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經從當年的新聞史、新聞理論、廣播電視新聞、新聞業務等研究方向拓展至如今的傳播學、新聞心理學、報刊研究、媒體調查統計、網絡與新媒體等多種研究方向。1998年，教育部批准廣院設立新聞學博士點，並先后招收了新聞理論、廣播電視史、廣播新聞、報紙新聞、新媒體、調查統計等方向的博士生，同時還建立了新聞學博士后流動站。至此，廣院新聞系實現了多層次、多專業的辦學模式，而廣院自改革開放以后的巨變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新聞教育的整體發展。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曹璐的教學與科研生涯也悄然發生了轉變。1959年曹璐擔任助教的時候，廣播還是一家獨大的強勢媒體，早報摘、晚聯播，幾乎是全國人民的必修課。而80年代時，面對電視媒體的沖擊，曹璐開始通過珠江模式，廣播頻率專業化、分眾化、本土化、格式化，廣播聽覺文本和節目精品化、品牌化等話題給學生講授如何振興廣播。進入21世紀，曹璐和學生探討的話題又進入到了廣播媒體如何在新媒體時代重塑廣播的理念和傳播流程重構的領域，以及如何從全球化視角、國情化背景、新媒體技術生態、受眾定位變革等多元視角把握新媒體時代重塑廣播的規律性認知和前瞻性戰略發展。曹璐說：“過去強調課堂給學生一杯水，老師備課要准備一桶水。當今互聯網時代學生獲取知識的渠道越發多元，作為老師，特別是老教師就更要不斷更新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學會和年輕學子平等互動、真誠交流，使課堂和教學成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知識更新的‘長流水’。”

回溯改革開放以來新聞教育發展變革的時代動因，曹璐認為可歸納為以下幾方面，“新聞理論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變為黨和人民的喉舌、媒介公共服務和以人為本。新聞傳播理念從以教育者自居，灌輸式、宣講式轉變，以受眾為本，真誠交流、平等互動。新聞業務從拔高、假大空轉變為回歸新聞規律、新聞文本規律、媒介文本規律、實事求是、講實話、接地氣”。而談及當今的新聞教育，曹璐不無緊迫感，“移動互聯時代人人都有‘麥克風’，面對媒介市場化、泛娛樂化以及媒介體制的瓶頸等問題，新聞教育如何培養堅持媒介責任、公共服務、公平正義、以人為本的新一代高素質新聞人才，是迫在眉睫的新課題”。

教書育人——學習和感悟的幸福人生

曹璐於197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79年轉正之后就被選為新聞系支部書記和系主任。1996年，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正式升級為新聞傳播學院，曹璐也順理成章地成為新聞傳播學院歷史上的首任院長。這個時候的曹璐，已經是一位天命之年的資深教師，並且被學生親切地稱為“媽媽老師”。她說：“50歲的時候，我就比較注意培養下一代了，所以我們新聞系后來出了一批學校的干部，像胡正榮、袁軍、丁俊杰、黃升民，都是從我們這裡抽走的。我做新聞傳播學院院長的時候，把這批年輕人提起來了，1997年我就從行政崗位上卸任退休了。”從1959年大學畢業至今，她已在廣院新聞系任教55年，她說：“感謝命運使我畢生和學生、課堂、廣播結緣。”

出生在教師之家的曹璐，從小在校園環境中長大，因為母親做了一輩子的小學教師、小學校長，因此她對課堂、學生、學校、教師有一種特殊的認同。一位哲人曾說：“愛一個人，就要為他的成才努力搭建梯子的‘橫梁’。”曹璐對這句名言的理解是，“教師是世上最美好的職業，教師對學生來講，責任大於天。教師的素質關系著每一位學生的成才質量，包括專業素養和健全人格，而每一位學生的命運改變關系著他的未來、他的家庭、他的親人的命運。特別是來自貧困家庭的學生更應該得到尊重、理解和細心呵護。教師這一職業定位應該是心甘情願、盡心盡力為學生成才搭建梯子橫梁，盡心盡力是狀態，心甘情願是境界”。

作為30后教師的曹璐，在如何面對50后、60后乃至80后、90后年輕學子的問題上，有著她獨到的體會，“和學生互動、向學生學習，發揮‘反哺文化’的作用，某種程度上說是一種偏得”。而這種感悟的收獲，還得從30多年前她擔任新聞系77級編採班班主任的經歷說起。

“77級是恢復高考以后進入高校的第一代大學生，積壓了十年的人才。在‘讀書無用論’的時代，他們是較早覺醒，靠自身實力抓住機遇，靠自身能力改變命運的一代新人。他們如飢似渴接受著改革開放帶來的新觀念、新知識。面對高校管理多年形成的條條框框，難免發生碰撞和逆反。”對此，曹璐感觸頗深，“接手77級班主任工作之初，感到了同學們不信任的眼光。有位同學建議我去和同學們談談心，於是花名冊上的39名同學，我一個不落地談了一遍，有的甚至傾心交談了幾個小時，一輪談話下來收獲頗豐。原本花名冊上陌生的姓名變得具體、真實、親切了許多。我慢慢地了解到，每個同學的背后都有故事，他們的大學四年關系著本人和家庭的命運。於是我開始理解同學們為什麼如飢似渴地傳閱著許多新書，除了三毛、王小波、弗洛伊德，還有中譯本的傳播學、方法論、社會學、心理學等方面的新書。於是我參加了他們買書、借書、評書的活動，從中感受到年輕學子開放的思維活力，逐步突破了自己多年形成的、比較封閉的學習和閱讀渠道。從觀念和思維方式上開始向同學們靠攏，代溝逐漸縮小。我想這其中不完全是個人行為，而是改革開放使年輕人具備了時代的活力、智慧和思考，如果說自己的思維方式和理念有所變化和突破，其中的始發動因來自學生，從中我也逐漸學會了如何與當代大學生平等對話、交流溝通的經驗，我常常懷著感激和感動回味這一切，逐漸體會到‘理解萬歲’的豐富內涵。”

曹璐動情地回憶說：“我也常常懷著欣慰和感動想起一代又一代新聞系的畢業生，55年來新聞系的歷屆校友在各自的崗位上做出了貢獻和成就，為母校、為新聞系爭了光。”2013年9月，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學院迎來了50多位年過七旬的親友團——新聞系59級的老校友們返回母校。“他們大多是30后、40后，上學時正值國家困難時期，進入中年又趕上“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幸好在人生事業巔峰時期迎來了改革開放年代。進入21世紀，他們大半已退休或退居二線，進入人生的夕陽時光。從1959年進校至今，55年，半個多世紀，幾乎是人生事業的最好光景。50年的風雲變幻使他們的人生充滿了歷練、挑戰、機遇乃至磨難。應該說，每個人的故事都像一本書，每個人的成功和感悟都是母校教育質量的樣本。盡管55年后的他們已不再年輕，但是多年來他們對母校和老師的思念，對同窗好友的牽挂日益強烈，所以在熱心校友的精心組織和學校校友會的支持下，59級老校友實現了重返母校的大團圓。”曹璐感同身受，“真是‘少小離校老大回，鄉音未改鬢毛衰。同窗相見不相識，借問對方你是誰’。一位老校友說：‘50年后，重新找到了回家的感覺。’”說到這裡，曹璐無限感慨，“從中我更加感悟到：教育要實現的不僅是學生的知識的增長，更重要的是生命的成長。教育是基於生命的事業，是生命實現自我價值、社會價值獲得生命質量和意義的過程”。

1997年，曹璐從行政崗位退休后，被學校延聘，並於1999年成為北京廣播學院的第一批博導，直到2007年正式退休。曹璐今年已經77歲，仍然擔任博士生導師並講授碩士研究生的廣播新聞研究課程，她先后培養了15名廣播新聞研究方向的博士，目前仍有2名博士生在讀。曹璐坦言，“學生做論文的過程是師生共同學術爬坡的過程，糾結、辛苦並快樂著。我很享受和學生共同‘爬坡’的感覺。”

談及退休后的生活，曹璐豁達樂觀，“既然人一定要變老，就要努力積極、樂觀、從容地變老。積極是一個人把自己的力量發揮至無怨無悔的人生狀態。哈佛幸福心理學對幸福的最新解讀就是：每天在學習和成長中的感覺。從這個角度講，我正在享受和體驗著這種幸福。我覺得自己沒有什麼裡程碑，我們30后這一代人就是在紅旗下長大的一代，經歷了革命理想主義的教育，在國家高等教育向科學進軍的口號下發展成長。我覺得我這一生得到了很多人的關愛，包括我的學生、我的領導，還有我的老師們，每次提到他們，我都是懷著特別激動的心情。盡管我做不到像他們那樣，但最起碼我曾經感受過大師級的教授是什麼樣的。教育最好的時候我能夠趕上，這就是讓我終身受益的地方。”

晉人袁宏曾經有言“經師易遇，人師難遭”，指的是單純傳授知識的老師容易遇到，但學高身正、為人師表，對學生能做到言傳身教以啟心智的教師，卻很難遇到。這句話用來形容曹璐是很恰切的。在將近4個小時的聊談中，曹璐從始至終所流露出的最本真的那一面就是她身為教師的歸屬感與自豪感，而她最興味盎然的並不是自己一路走來的榮耀成就，而是那些點點滴滴與學生們之間的往事回憶。正如她所理解的自己——“我就是一個特別平常的人”，這不是自謙，卻是慶幸。

（作者為天津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講師，國家行政學院博士后）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當代杰出新聞學者口述實錄研究》的階段性成果之一，項目批准號：10CXW001﹔特別鳴謝天津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2013級學生孔含笑為本文整理原始錄音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