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芙蓉鎮》的符號學分析

摘 要：電影作為一門語言，通過運用具有約定性的一種符號系統，塑造人物、講述故事。本文將運用符號學的觀點，結合再現、互文等媒介研究理論，對電影《芙蓉鎮》進行分析，主要針對其人物塑造、語言對話、畫面色彩等方面，解析《芙蓉鎮》是如何成功地展現情節、塑造人物和表達主題的。

關鍵詞：符號學﹔電影﹔《芙蓉鎮》﹔象征意義

一、引 言

符號學由一門新興學科發展至今，已經滲透到我們生活的多個方面。電影作為大眾傳媒的主要手段之一，電影符號學逐漸凸顯其重要性，已經開始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1]。電影作為一門語言，有自己的表意手段，能夠獨立地傳達信息。從表意功能上來看電影語言，作為人類交流的工具，它和人類語言一樣可以自如地用以表現和再現。基於電影語言的概念，研究者將電影看作是一個符號系統，從而建立了電影符號學理論。1966年，麥茨的《電影：語言還是言語》一書標志著電影符號學的誕生。

電影《芙蓉鎮》根據古華同名小說改編，由謝晉執導，劉曉慶、姜文主演，是一部反映建國以來多次政治運動中小人物悲歡離合的電影。它以解放后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湘南芙蓉鎮的歷史沉浮、人世滄桑為背景，通過對小鎮青石板街上一系列人物命運的描繪，集中反映了中國社會在“文革”前后十多年中“左”傾思潮橫行時期赤裸裸的社會現實[2]。創作者體現了一種人生信念：人性的真善美必將戰勝假惡丑。在特有的歷史條件下，結合中國社會特有的文化背景和情感經歷，編導者運用近乎編年史的手法，通過人物的升沉榮辱表現了各式人物在歷史面前的真實面目，同時發出了對人性的呼喚和對美好感情的謳歌[3]。

二、宏觀層面

首先，影片所反映的那個年代，假、丑、惡確是存在，甚至泛濫膨脹。創作者運用很多具有歷史和文化背景隱含的符號，來展現那些年代特征。時間就是一個象征符號。時間本來是一個很客觀的存在，但結合特定的社會背景，年代便具有了不同的含義。影片使用了三次全屏大字幕來進行時間暗示，在關鍵的時間點字幕打出“1963年”、“1966年”和“1979年”的字樣。這樣的手法不僅是一種剪輯的技術手法，起到了劃分影片篇章，控制情節發展節奏的作用，三次字幕的運用更是一種重要的象征符號，暗示著影片的主線發展脈絡。以新中國社會為文化背景的受眾馬上就能感受到它們背后的隱含意。當這三個時間數字呈現在觀眾面前，他們就會與觀眾心中已有的文化和社會背景產生互文效應，就會使觀眾對電影的下一章節的基調產生預設和想象。1963年開始是一番和諧的景象，但這個數字就隱喻著動亂和不安即將到來。在全國“四清運動”的背景下，胡玉音家破人亡。1966年標示的出現更加重了影片苦難和悲劇的色彩，預示著主人公的命運在這一時期必將更加悲慘。與前兩者的隱含意完全不同的是“1979年”這一符號，它象征著文化大革命結束，改革開放開始，芙蓉鎮像往昔一樣，再次變得和平安寧，而主人公的生活和命運也再次變得幸福和充滿希望。總之，這三個時間字幕的運用很好地發揮了象征符號的作用，成功地暗示了芙蓉鎮和鎮上人們在特定社會歷史背景的驅動下，命運起伏背后的深層原因，也以小見大地隱喻了國家歷史的變遷。

此外，在斗爭時期影片還運用了大量的具有時代特征的象征符號。比如說開批斗會，高台、氣宇軒昂的領導、支吾的小人物、圍坐著的村民：不用其余的描述，這幾個符號便組合成典型的“批斗”場面。還有“黑五類”、“富農婆”這些台詞也都代表著那個特殊的年代，可以說是那個年代專有的詞匯，受眾們一聽到這些詞也就能迅速且准確地理解它們所隱含的人物命運。

其次，《芙蓉鎮》是一部歌頌人性和人道主義，歌頌生命搏斗的影片。影片運用多種符號，塑造了具有典型性格、復雜而豐滿的人物形象，展現了人物從壓抑到抗爭的人生歷程。而影片中的角色本身就是一個個象征符號，具有深刻的象征意義，反映了當時的各類人群。下面本文就運用符號學，對影片幾個關鍵人物塑造和人物本身的符號意義進行分析。

女主角胡玉音是一個外柔內剛的勞動婦女。她一出場便與別人不同：在那個人們普遍穿藍色灰色衣服的年代，隻有她穿著鮮艷的紅色碎花衣服。這種不同的顏色也是一種象征符號，意味著她抗爭的性格和命運。她出身貧苦人家，從家庭成份講，她的家庭應該得到同情和保護，也應該得到信任和依靠。但她卻在從“四清”運動到“文化大革命”這段動蕩的歷史中，受到了不應有的殘酷的迫害和折磨。她從一個溫柔善良的少女，變成了掃大街的寡婦，然后挺著大肚子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直到“三中全會”以后開始有了轉折[4]。作為只是歷史長河中的一個小人物，胡玉音的悲慘生活經歷代表了那個時期千萬人的命運遭遇。另外，她畢竟只是一個普通的農村寡婦，當她面臨家破夫亡的人生悲劇之時，她沒有怒視李國香、王秋赦這些讓她生活不幸的人，卻將怨恨和仇視的目光投向了與自己相知也命運相同的秦書田。這樣的角色設定不僅准確地深入刻畫了胡玉音的形象，而且她認知和反抗的有限性正是符合了當時農村寡婦的無力、無助和無知。這樣的人物關系恰恰反映出她身受不幸，而又不知不幸根源的悲劇。男主角秦書田一出場就是被改造的對象，隨著影片情節展開，他仍是一次次的被批斗，又一次次的抗爭。其實從“秦書田”這個名字受眾就能對角色有所認知，這是一個顯得“很有文化”的名字，這也就象征著在運動中他一定會遭受折磨的命運。“文化人”帶有比當時的一般農民“更有理想，有目標，有能力”的隱含意，而影片的秦書田也正是這樣一個符號。他遭受了當時全國知識分子所遭受的不堪，但是他沒有桂桂的迷茫、胡玉音的絕望和黎滿庚的軟弱，他樂觀地堅強地面對和接受一切。發明掃地舞、告訴玉音像牲口一樣活下去，這些都刻畫出他積極、反抗的性格，也預示著他必將熬過這一切、迎來新生活的人生軌跡。

為了深刻地揭示和反思20世紀60、70年代初期我國鄉村的一系列“革命運動”給普通無辜百姓帶來的巨大災難，影片制作者對胡玉音、秦書田這兩個主要人物做了精心的全面立體的塑造。胡玉音和秦書田的命運刻畫象征著當時無數人的痛苦和抗爭，轉喻了整個社會的黑白顛倒、不分是非，其中隱含著對這種現象的批判與不滿。這說明在整個“運動”進程中，受到打擊眾多“壞分子”中並不都是所謂的“地富反壞右”，恰恰相反，很多時候卻是農村的勞動骨干、優秀分子，甚至是踏實努力生活的老百姓，是積極向上、辛勤勞動的普通人民，是使落后國家走向文明和繁榮的力量。

《芙蓉鎮》裡的王秋赦，是一個典型的農村流氓無產者的形象[5]，他是個絕對的“無產階級”，這轉喻了當時一批權力投機者的形象。在運動中，他被任命為芙蓉鎮大隊的黨支部書記，手中掌握著芙蓉鎮百姓的生殺大權。這樣一個嘴饞成癖、身懶成性的流氓無產者，卻多年來一直被視為農村革命的依靠對象。這樣滑稽的人和事，在中國的大地上串演了一幕既荒誕而又真實的人間活劇。在以“文化大革命”為代表的“農村革命”中，王秋赦絕不只是一個人。他象征著在錯誤路線下的，千千萬萬好吃懶做、沒有能力，卻憑著出身成分和嘴上功夫而趁機興風作浪的“流氓無產者”。而王秋赦在“運動”中的風光一時，也象征著運動中干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存在的嚴重錯誤：選拔干部隻講家庭成份、不重能力，正是這種錯誤給人民和國家帶來了難以估量的損失。影片對此充滿了諷刺和批判的隱含意，這一點從王秋赦的結局我們就可以知道。最終王秋赦變成了一個敲著破鑼喊“運動”的瘋子，象征著這樣好吃懶做並且投機的人是不可能有一個幸福成功的結局的。

三、微觀層面

影片《芙蓉鎮》還非常成功地運用了色彩、音樂、台詞和道具等符號，並且它們都有著豐富的內涵，很好地幫助了人物的塑造，推動了情節的展開。影片開場出現的第一個聲音就是石磨轉動的聲音，導演將它作為貫穿全片的象征性符號，磨的出現與主人公的命運發展緊密相連。胡玉音與桂桂用它磨豆腐，石磨總在不停的轉動，象征著他們的米豆腐生意紅火，生活逐漸變得富裕。而當運動開始之后，主人公胡玉音被抄家，她本人被劃為富農成分，受到批判和懲罰，她的丈夫黎桂桂自殺——當這些不幸發生時，影片中的石磨已經不再轉動，而是被擱置在角落中落滿灰塵。隨著情節發展，當胡玉音接受秦書田的感情時，石磨再次轉動起來，她為他重新做出米豆腐，也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這時，米豆腐在一次作為幸福的象征符號出現，滿載著胡玉音對幸福生活的渴望，對甜蜜愛情的期待。終於到影片的結束，當秦書田從勞改場返家，胡玉音的米豆腐攤子重新開張，生意紅火猶如影片開頭的熱鬧場景一樣，街道上人來人往，主人公的臉上又一次展開幸福的笑容。

芙蓉鎮的天氣變化也是影片重要的符號之一，影片成功的運用鎮子的晴雨來為情節發展奠定基調。影片之初，天氣晴朗，胡玉音的生活也是安寧幸福﹔當革命開始，整個鎮子便籠罩在陰雨之中，特別表現是掃街和罰站等情節時，鎮子變得十分黑暗和蕭條，黑灰的街道配上白色的大字甚至顯得肅殺，象征著人物的苦難命運和絕望心境。而當革命過去，幸福生活再次到來的時候，暖色調再次出現，芙蓉鎮又是晴天，陽光帶來的溫暖的黃色又成為了畫面的主要顏色。

（作者系：中國傳媒大學 傳播研究院）

參考文獻：

[1] 劉玲玲.從電影符號學角度分析電影《最愛》[J].電影評價,2011(14).

[2] 農莉芳,李蔚鬆.愚昧時代扭曲的靈魂——論《芙蓉鎮》中的李國香[J].廣西教育學院學報,2005(6).

[3] “芙蓉鎮”百度百科[EB/OL].http://baike.baidu.com/link?url=1qNr_4wiiunxNLtcDwSKokFnoHvAjR0wuUKI39EtFQXgtPawqqDqXGf7jdU4BxU2TcjTwHHSky1Am_sPLi9Kua,2014-02-10.

[4] 黃會林.謝晉電影創作論[J].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04(1).

[5] 安瓊.從人性的壓抑到生命的搏斗——再談電影《芙蓉鎮》對人的歷史的探詢[J].電影評價,200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