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傳播理論創新的媒介學思考

時下，本土的新聞傳播理論創造能力不足成為一個被重視的問題，限於篇幅，下面僅對《青年記者》編輯部提出的一個問題談談自己的認識和理解。

問 題

問題是：“所謂的‘西方’新聞傳播理論，是‘真的西方’還是‘我們眼中的西方’？”

設問或者說問題設置是一種研究的態度，這是值得贊許的。從字面上理解，這個問題顯示出一種關切和一種焦慮。就中國改革開放之后出現的新聞傳播學教科書尤其是關於傳播學的教科書而言，無一例外具有西方理論譜系的主干性痕跡，這是指其中基本的概念結構。這個學科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蓬勃發展，從數量規模（專業院系、師生人數以及教科書種類）上已經形成人文學科的重裝兵團，並伴隨著中國傳統媒體從1992年到2012年的20年黃金期，大量的媒體創辦和各種固定投資的增長催生出若干新的專業方向。

新聞傳播學這個學科本身的內容建設，要和社會轉型、制度創新、產業升級過程中溢出的大量信息及其社會化過程產生強烈的互動關系。一個悖論是，差不多在十年前，在驚動全國乃至世界的“非典”事件中，我們即發現，面對這個過程中不確定信息的流動所帶來的對社會的負面影響，恰恰是社會學、心理學、管理學或其他學科在主導知識話語權。在后來的傳媒發展過程中，幾乎所有的注意力都逐步轉移到以互聯網為代表的各種日新月異的新信息平台上。我們看到有越來越多的創意信息、信息終端、營銷平台，越來越多個人化而不是機構化的信息，越來越多的娛樂和消費，反諷泛化為八卦和惡搞，信息流正在逐步淹沒過去的教科書所提供的若干闡釋框架。這或許是我們理解為什麼這樣提問題的一個專業背景，當然也是我們作為從業者所難以回避的一個挑戰。

這裡的問題還在於設問的詭計或者說提問本身暗含一個意識形態陷阱，難道說“真的西方”就不是“我們眼中的西方”，那麼這個真從何而來？反過來說“我們眼中的西方”不等於“真的西方”，那麼“真的西方”又是什麼？

似乎是一個本土版本的東方主義，就是說無意中把自己當作西方生產關於他者的知識的對象。為什麼這麼說？因為東方主義告訴我們，西方的東方主義雖然可以是一種研究東方的知識總體，同時也可能代表對東方的看法的種族中心主義偏見，睿智的法國學者福柯稱為“異托邦”。當美國學者薩義德在其代表作《東方學》中揭示東方學在試圖理解其他文化的同時，也勾勒出這個將東方的生活、文化、社會從屬於西方知識界修辭方式的歷史過程。

任何有過跨文化傳播經驗或國際傳播常識的人都會同意這一事實現象，即在今天的東西方或者中外信息傳播的數量比例當中，西方是出超的一方。這種信息逆差無疑是國際傳播流程中話語權不平等的基礎原因，反過來激勵我們試圖通過信息把握來實現孫子兵法“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遺訓，或者希望有一個他者扮演我們的普羅米修斯。動機是無可非議的，但我更希望找到一條方法論的思考路徑。換句話說，我們不能僅僅從工具主義的角度來看待我們與新聞傳播的關系，而是要把這種關系聯通在人與人、人與事物之間的關系以及歷史性進程當中。

辨 析

要認識“西方”的新聞傳播理論，需要先考察其新聞傳播實踐活動的歷史脈絡和歷史邏輯。與其說理論是路標，還不如說理論是地圖。任何理論隻要是源於人的創造，都難以避免一個地域性的問題，由此產生我們評估理論品質的兩點判斷：

第一，理論的產出應該是其實踐活動、經驗活動或經驗考察的產物。比如美國學者關於大眾傳播效果研究的若干案例，其實就是針對20世紀上半葉的工業革命在美國的大眾傳播領域所產生的問題，后來不僅轉化為教材，更有意義的恐怕是為美國的社會管理、產品管理乃至后來稱霸全球的觀念營銷和產品營銷找到一條有效的知識生產路徑。不然我們就難以理解，在二戰結束之后，美國在與前蘇聯爭奪全球霸權的過程中，發展傳播學能夠成為“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理論當中的重要配置，伴隨著始作俑者的施拉姆本人的親臨現場，在改革開放的中國傳遞傳播學的信息。

第二，從實踐出發，任何理論的生命力本身在於本土實踐的驗証﹔而理論的輸出或者說理論旅行能夠成立，一定需要接納這種理論的環境本身對這種理論進行再生產，即話語的修正或再造。從這個意義上說，麥克盧漢思想的核心，即“媒介即訊息”是機械唯物主義而不是辯証唯物主義。作為信息傳播技術形態的媒介無論多麼新穎，要創造出信息需要它本身和環境的互動，也就是和人的互動，也就是能夠成為所運用的人進行創造性表達的手段和工具，從而展開信息再生產和理論再生產的新界面。

意 見

那麼，從知識的邏輯出發，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看待“西方”信息傳播理論？這裡提出幾點參考意見。

第一，人類的新聞實踐是歷史的產物。人類有史以來就伴隨著傳播活動，從各種視覺和聽覺的符號性表達開始。而作為有規模有組織的群體行為，新聞是人類社會逐步進入工商文明階段以后的社會實踐活動。從社會史的角度來考察新聞業的來龍去脈，無疑是把它看作一種組織社會信息流通的手段，要有一定的組織形式和社會規模，這需要有收集加工信息的採編人員、組織新聞生產的技術手段、固定接收信息的讀者群體和從事發行推廣的經營能力，並逐步成為一種新型的社會職業領域、社會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的一部分，直到被納入現代民族-國家法治管理的范疇。

世界新聞史告訴我們，新聞傳播作為一種社會實踐方式出現是在中世紀之后，也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即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所推動的人文主義和理性主義的表達，工業革命和國際貿易所加速的貨物商品的流動，當然還有地理大發現和殖民主義的擴張，事實上是人和物的流動加速之后所必然要求的信息的流動和助推力。要把這種信息生產轉化為能夠被普及的文化經驗，其中最主要的一個技術突破是谷登堡所發明的金屬活字印刷。整個西方文明從誦讀和手抄本時代進入印刷文明也就是平面媒體的時代，基於印刷文本的各種主義伴隨著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成為被殖民國家或地區各種外來思想的來源。

第二，傳播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內在訴求。西方文明的宗教內核決定了西方文明本身有一種傳教士精神，因為宗教本身就是關於被神化的人及其話語的傳播過程，然后有組織、有儀式、有文本、有戒律，差不多成為社會制度結構的一個原始版本。而從哥倫布時代開始的西方文明的向外擴張，始終伴隨著傳教士的身影，法國傳播學者馬特拉在上個世紀就指出這一點，從而堅持一種對全球化的左翼批判立場。今天從國際關系的角度去思考，我們還可以把基督教的天命觀作為理解美國為什麼會產生國際霸權主義的一條理論線索。

與很多第三世界國家一樣，中國近代最早的新聞報刊本身也是傳教士活動的產物，幾乎與中國近代工商業資本主義的萌芽同步。而今天關於各種價值命題的考察和爭辯，其實都是在圍繞著這種或那種價值的傳播所引發的效果的評估，在某種意義上，是對西方主導的傳播意識形態的加盟、呼應或抵制與反抗。

第三，新聞傳播的敘事同時包含人和技術。人類文明史基本上是一條敘事線索，這不僅僅是人的敘事，還應該有物的敘事，就是關於人和物的關系的敘事。按照黑格爾主義的觀點來說，就是人是否在對自然的關系中最終實現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借助自然的、物質的力量來體現人的力量和創造性，馬克思著名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也有這個思想。從西方文明史的線索來說，始於中世紀之后的科技創新，是人的思想解放以后的結果。今天的“西方”新聞傳播理論也在持續這一歷史邏輯，就是把信息傳播和人的認知能力與技術支持聯系在一起。

記憶中最早的一個線索是1989年，我在法國讀書時就看到由出生於突尼斯的法國學者皮埃爾·列維（Pierre Levy）1987年出版的《機器世界：創造，認知和計算機文化》（La Machine Univers. Cr?ation, cognition et culture informatique）一書，他把計算機與社會的關系聯系在一起，最早提出互聯網是一種集體智慧。他的指導教師（相當於中國的博導）資格答辯是在法國的司湯達大學進行的，主持答辯的著名學者米涅（Bernard Miege）在當時並不很欣賞他的觀點，但在課堂教學中反復強調“網絡”這個概念，實際上也在突出人和新聞傳播關系的復合性質和立體觀照，后被現實所証明。

反 思

以上三點並不全面，由此引發我們對問題的進一步思考。就是說任何理論的創新都離不開一條歷史性的線索作為出發點，也無法脫離一種意識形態的思考作為內核，更難以回避技術創新對實踐能力的挑戰。

對新聞史或新聞傳播史的重新回顧，首先是要還原有史料支持的歷史進程的脈絡。從學術方法論來說，需要增加新的觀察角度和考察范圍，如社會史、文化史、心態史、閱讀史、受眾史等，不能僅僅把新聞傳播的歷史看做一種政治斗爭史或路線斗爭史，簡化主義的思維方式隻能使我們的思維能力更加封閉、更加局限，與其說是保守，不如說是膚淺。歷史的經驗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為對這種經驗的挖掘和解讀，可以成為理論創新的參照。

人的社會意識的來源是什麼？為什麼在不同的社會當中有不同的社會意識或者說社會意識的差異？如果說大眾傳播載體是一種組織社會意識的手段，那麼如果社會在變化、在轉型，如何重新組織大眾傳播載體去發現、去組織、去討論各種社會意識的起伏、轉化和流變？有關新聞傳播的學術史告訴我們，在歷史上能夠被沉澱下來的有關學術思維都是和當時所思考的傳媒的使命、責任及其功能相關的。僅僅有立場是不夠的，關鍵是理論和現實的對應關系，有多少種關系，就有多少種視角。

新聞和傳播的命題離不開支撐新聞傳播的載體，而這個載體本身的技術性質的改變導致人們意識的變化。按照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史觀，人類社會史是一部生產力發展史，科技是第一生產力，而信息傳播技術的更新是人的意識觀念更新的通道，並進而促進人的創造力和表達能力，比如今天創意產業的全球性蔓延、用戶制作內容的盛行、社會化媒體對新聞傳播格局的結構性重組等。

理論的源頭在哪裡並不重要。對理論的認知和了解是一回事，對理論的把握和應用又是一回事。前者是一種知識的邏輯，而后者更多是一種關系的邏輯，諸如力量關系、利害關系等。把這兩者的關系在現實語境中統一起來，或許可找到理論創新的路徑。

（作者為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副院長，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