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傳播理論建設中的兩對重要關系

今年，已經是我國的新聞傳播學由二級學科上升為一級學科的第16個年頭。這些年來，各大研究機構積極增設新聞傳播學教育點，國家的科研資助項目和額度持續加大，新聞傳播學期刊版面不斷擴增，青年才俊不斷涌現。與此同時，隨著互聯網應用的普及，中國傳媒業進入了一個尚未完成的格局調整階段，各種由新技術引發的新聞傳播現象層出不窮，形成研究可資挖掘的“富礦”。這樣看來，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發展似乎是非常激進的。

然而，從學界對新聞傳播理論的評價來看，新聞傳播學科的發展又似乎是裹足不前的。段京肅教授曾在2008年通過對CSSCI數據分析發現：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研究，選題的科學性還不夠，總體的研究深度還不夠,理論方法和手段還很原始，本學科能夠對社會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的經典著作還很缺乏，這些問題已經通過論文的平均引文量少、對外文文獻的引用較少，高被引的著作缺乏等反映出來。①六年過去了，這些問題依然存在。

在中國新聞傳播理論研究中，有兩對關系總是縈繞其間，對學術活動的選擇造成影響。目前，學界對這兩對關系的認識與實踐尚未獲得共識，因而需要進行更進一步的討論和反思，下面談一下自己的看法。

西方理論與中國經驗的關系

在新聞傳播研究中，如何處理西方理論與中國經驗的關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在學界探討中，它從兩個方面表現出來：一是西方理論的“本土化”問題﹔二是中國理論的“國際化”問題。

首先，來看“本土化”問題。學界對“本土化”的討論，反映了對中國新聞傳播理論缺乏創新性的一種焦慮，這種焦慮不無道理。必須承認，中國新聞傳播理論從建設伊始就離不開西方理論的影響。中國的第一本新聞學理論教材——徐寶璜的《新聞學》，即是徐留美歸來的著述，既有自家之言，也廣泛參考了西方新聞理論思想。在這本教材中，就已經出現了西方理論與中國經驗的碰撞。這種碰撞持續至今，學界對此有深入討論。一方面有余也魯、孫旭培等教授的傳播學研究的“本土化”主張以及豐碩成果，一方面有黃旦、胡翼青、陳韜文等教授對“本土化”的批判及反思。無論對“本土化”持有何種主張，中國新聞傳播理論從歷史發展，到當前全球化的現實背景，都不可能脫離西方理論的影響。而與此同時，中國學者應當對這一影響保持高度警惕，防止在理論規訓中失去理論原創的機會。

學者們的“本土化”之爭，提醒我們需要重視以下問題：其一，西方理論對於中國新聞傳播問題並不天然地具有科學解釋力，因而中國學者不應對其生搬硬套﹔其二，中國新聞傳播問題應當放置在“地球村”中，和國際新聞傳播問題通盤考量，因此也不應完全拒絕對西方理論的參照﹔其三，考慮到社會科學理論的歷史性，對於西方理論以及中國理論要有自覺而持續的反思及批判﹔其四，應努力打破中國與西方相互對立的二元框架，謀求理論的跨國界對話。

其次，中國新聞傳播理論的“國際化”問題。“國際化”和 “本土化”其實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國際化”既意味著中國理論在國際學術界中的影響力，也意味著中國學者對國際新聞傳播理論的理解和對話。從現實情況來看，一方面，中國學者的英文論著較少，參與國際交流與合作的途徑也非常有限，且局限於重點大學，這客觀上造成了中國理論難以沖出國門，從而被迫“中國化”的窘境。

另一方面，中國學者對西方文獻的參考非常有限，國際視野尚不夠開闊。調研發現，中國新聞傳播研究論文引用的中文圖書（包括譯文）佔所有被引圖書的82.6%，學者在外文文獻閱讀、理解和使用方面總體較弱，對西方理論的使用主要依賴各種教材與譯著。②與此同時，對於西方理論的理解有時也存在較大偏差，連中國學者之間的對話都難以做到，更遑論國際對話。

如中國學界對框架理論的研究和應用，以實証分析居多，理論探討所佔比例不足一成﹔框架理論的概念內涵、適用問題和研究取向多種多樣，框架的定義以及辨識方法五花八門。③而在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潘忠黨教授看來，架構理論是一個混沌的研究領域。傳播學對架構領域的理論貢獻甚微，引入架構分析也並沒有引發傳播學內的理論突破。④這種並不成功的借鑒，結果是讓學界多了一個含混的概念，不僅沒有提升中國理論的創造力，反而混淆了對西方理論的理解，更在借鑒的名義下，放棄了自身理論創造的努力。

中國新聞傳播學界與業界及管理者之間的關系

新聞傳播學界與業界及管理者之間的關系，正在深刻地影響著中國新聞傳播理論的發展旨趣與路徑。正常情況下，學界可以作為業界和管理者的智囊團，開展一些應用性研究，對於相關決策提供智力支持。同時，學界必須保持學術自主性和獨立品格，保証研究的客觀性。而目前，中國的業界和管理者對於智力支持的需求過度旺盛，過度消耗了學界的研究精力，從而影響了理論發展與創新。

當前，包括業界和管理者在內的各種機構發布各式各樣的課題，成為購買智力服務的重要途徑，這種“購買服務”正在部分地將學界改造成為“智庫”。而以申請和完成各類課題為主的“課題式學術研究”，也成為學者開展學術研究的一種常見方式。其對新聞傳播理論創造力的影響需要警惕。

中國的新聞傳播領域課題一般來自兩個層面，縱向課題來自中央、地方、高校、科研機構，橫向課題來自包括黨政部門、企事業單位在內的社會各類機構和個人。還會有一些少量資助來自國外，但尚不具有普遍效應。課題資助不僅能夠提高學者待遇，更與其職稱晉升和社會聲望緊密相連，這鼓勵了學者申請課題的積極性，也讓我們看到以課題階段性成果名義發表論文的越來越多。一般而言，課題式研究更偏向應用性。以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為例，基礎研究類項目2010年開始設立，而應用對策類重大項目自2004年就已開始設立，足以說明國家社科基金對應用項目的重視。截至2011年，應用對策類重大項目已經資助了440項，這類項目主要是為黨和政府決策服務，用於資助研究我國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中具有全局性、戰略性、前瞻性的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⑤

事實上，課題式研究面臨的一個問題是：應用對策研究是否強化了實用主義的價值取向，從而使這種“形而下”的研究難以推進“形而上”的理論發展？答案是否定的。我們知道，霍夫蘭受雇於美國軍事機構，在監控軍隊士氣的軍方應用性研究中，進行了一系列的心理實驗，從而拓展了傳播學中的說服傳播領域。拉扎斯菲爾德的“廣播研究項目”創造了大眾傳播研究領域，還提供了至今仍然被廣泛採用的焦點小組訪談方法。他著名的“伊利縣研究”由美國農業部委托，該研究發現了兩級傳播模式，開創了有限效果論的時代。而中國各類新聞實務理論，則是為更好地推進新聞實務應用而獲得的研究結果。因而，我們需要考慮的重點，並不在於應用研究是否能夠推進理論發展，而在於什麼樣的應用研究才能夠推進理論發展。

隻有那些關注真正學術問題的研究，才有可能結出理論的碩果。反觀今天的各類課題指南，一方面有過度應用化的傾向，一方面也不時出現過度強調黨派利益和行政化的命題。同時，還常常出現一些隻關注時效性而忽視理論深度的題目，如微博興起之后，微博相關課題指南就噴薄而出﹔黨和國家重大會議召開和文件發布之后，相關課題指南也是馬上跟進。每每“招標”公告發布，就會吸引學者們一哄而上，制造一場場課題申請運動。有些時效性題目，若不能迅速完成，則可能很快失去價值，課題負責人將面臨申請修改題目的尷尬。這種情況顯然會造成新聞傳播理論研究中投其所好的理論投機主義，打破理論自身的發展規律，傷害理論自身的創新能力。

毋庸置疑，在國際新聞傳播學術界，中國理論尚不發達，它在今后較長一段時期之內，都需要以西方和國際先進的新聞傳播理論為參照，在現代傳播體系之中，努力將中國新聞傳播理論成功國際化。與此同時，中國的新聞傳播又是黨和政府的一項重要事業，在實行企業化管理之后，新聞傳播還是一項兼具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產業。新聞傳播研究必須正確處理與新聞業界及管理者的關系，斟酌其間的立場與利益。這或許是當前中國新聞傳播理論發展難以繞開的歷史有限性。

然而，在技術驅動媒體發展的時代中，全球媒體發展及其引發的問題逐漸具有趨同特征，這或許給了我們提升中國新聞傳播理論創新力的一個捷徑。亦即，努力尋找中國新聞傳播的真問題，充分地實事求是地從中國問題出發開展研究，這不僅有利於孵化和提升中國新聞傳播理論，也將有利於為世界新聞傳播領域的發展提供借鑒。為此，學界需要拋開中西二元對立框架，把注意力轉向中國問題﹔需要逐步緩解對意識形態和經濟利益的過度考量和倚重，把注意力轉向中國問題。這將主要依賴中國新聞傳播學界自身不斷地反思和糾錯，持續地耕耘和努力。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新媒體研究中心主任，博士）

注釋：

①段京肅：《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研究概況分析——基於CSSCI分析》，《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5期

②胡翼青：《中國新聞傳播研究主體知識地圖——基於CSSCI圖書引文的分析》，《中國出版》，2013年10月上

③李海波：《框架理論在新聞傳播理論中的研究與應用》，《紅河學院學報》，2013年第4期

④潘忠黨：《架構分析：一個亟需理論澄清的領域》，《傳播與社會學刊》，2006年第1期

⑤見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網站：http://cpc.people.com.cn/BIG5/219457/219471/219479/220861/145855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