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新聞傳播理論本土化創新路徑

“本土化”自西方傳播學理論舶來之初，就是我國新聞傳播理論界的一個熱門話題。盡管該問題有著多元的語境和價值取向，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議題就是如何通過對西方新聞傳播理論的引介來促進我國新聞傳播理論的創新，從而在世界傳播研究舞台上發出自己的聲音。筆者認為，作為交叉和綜合性學科的新聞傳播學，在理論創新上必須結合三方面要素：社會科學理論的普適性、新聞傳播學科的特殊性和新聞傳播實踐的情境性。我們在本土化過程中過多地受到媒介中心主義的局限，而忽視了向上尋找普適性的社會哲學理論和向下結合我國新聞傳播實踐的社會情境。

理論創新三要素：以受眾研究為例

受眾研究一直是新聞傳播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而在西方傳播學進入中國的四十多年間，成果最豐富的也正是受眾研究。①進入新媒體時代后，受眾實踐的全新特點也給理論創新提供了機遇。而從實際情況看，原有的兩大研究陣營美國經驗主義學派和歐洲批判主義學派表現迥異。一方面，批判主義學派在新媒體時代如魚得水，而經驗主義陣營卻躑躅不前，仍然在用傳統的諸如“使用與滿足理論”和“計劃行為理論”等來解釋受眾在新媒體時代的參與動機等問題。這種差異局面的出現，可以促使我們對學科理論發展的動因問題做出深層次的思考。

新聞傳播學作為交叉和公共性學科的內在屬性，已經被學界廣泛認同。施拉姆曾說，傳播學就是一個十字路口上的學科。②從西方受眾理論的發展歷史來看，每一次飛躍的背后都少不了社會學、心理學或是文學等其他學科的助力。因此，我們發現媒介素養理論中的“素養”概念其實發軔於文學領域﹔而媒介實踐范式所借用的實踐理論在社會哲學領域中早已是老生常談。同樣，對於經驗主義理論來說，他們所關注的受眾“認知狀態”其實就是心理學的核心概念。這些為傳播學所借用的理論或概念，都具有本體意義上的普適性特征。換句話說，它們大都可以用來解釋超越社會政治和經濟文化情境的人類行為特征和社會秩序。這些理論成為同樣關注社會行動者（受眾）和社會秩序（傳播體制）的新聞傳播學重要的理論源泉。

然而，過分依賴普適性的社會科學理論，也容易使得新聞傳播學科喪失學科自身的獨特性和內在品質。受眾研究的經驗主義學派所依仗的諸多心理學范式，以個體主義的方法論來研究人類的認知和心理狀態，並預測人們的行為模式。實質上，這樣一種理論范式從概念到框架都可以而且已經原封不動地被運用於很多其他學科領域，例如消費社會學、環境發展學等。於是，我們可以在很多心理學權威學術期刊中看到很多用新聞傳播現象作為例証的相關研究，這在某種程度上已經不是“為我所用”而是“為他人做嫁衣”了。

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近年來普遍為學界所詬病的“媒介中心主義”，並不是完全沒有存在的合理性，關鍵是“度”的把握問題。因為新聞傳播自身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其內在的規律和邏輯也是在理論創新中不可忽視的重要一環。在這一點上，受眾研究的批判學派由於關注點在於受眾媒介接受和使用行為的外在變化，因此在理論創新上也具有了先天的優勢。例如，近年來隨著新媒體技術的日益平民化，受眾的媒介實踐行為開始變得越來越豐富。於是，媒介研究開始嘗試將社會學領域中的實踐理論引入媒介實踐研究。③④在這個過程中，很多學者注意到了媒介實踐在當今社會生活中已經被廣泛地融入其他各種社會實踐之中，因而具有了一種“中介”(mediation)的特征。因此，在媒介實踐參與這一環節上，相關研究的發現對“實踐參與”這一社會實踐論的理論空白做出了重要貢獻，並最終形成了媒介實踐論自身獨特的研究路徑。⑤⑥

除了普適性社會科學理論和新聞傳播學科特殊性的聯姻之外，媒介實踐的情境性也是理論創新的一個重要源動力。這種情境性指的是新聞傳播實踐所處的經濟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在這一點上，受眾研究的經驗主義陣營由於過多地向內尋找超自然屬性的心理認知參數，就忽略了媒介實踐外在的社會情境因素。因此，他們對於新媒體時代媒介實踐特征和外在情境的變化隻能視而不見，循環往復地在抽象的心理認知領域和機械的個體主義方法論中轉圈子。而批判主義學派則不然，他們的研究取向和理論創新深受具體的社會情境影響。實際上，在英國最先興起的媒介素養理論和研究，就和政府所大力推行的媒介素養教育政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再比如，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的“區隔”和“慣習”理論，也是以上世紀80年代法國社會階級構成特點為背景和土壤而誕生的一種“地方性”色彩較強的理論。

馬克思·韋伯曾經說過，學術理論的創新目的是在於發現和解釋客觀世界和事實的規律。⑦具體到新聞傳播領域，媒介文化研究學者約翰·塔洛克(John Tulloch)指出，媒介研究的理論創新必須和廣闊的社會科學理論發生深刻和密切的聯系。⑧同時，美國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寫道，“任何一門學科理論的發展必須既具有和其他學科的聯系性，同時又具有學科自身的獨立性”。⑨而英國媒介研究學者尼克·庫德瑞(Nick Couldry)則更激進地認為，媒介理論作為一種社會科學理論並沒有自身獨立的價值，除非該理論能夠針對媒介實踐的現實特征提出有針對性的實証研究問題。於是，我們發現這些針對新聞傳播學理論創新的思路和框架，在受眾研究理論的轉型過程中得到了某種程度的印証。也就是說，作為交叉學科的新聞傳播學理論創新，應當是在綜合其他社會科學理論和新聞傳播學科自身特性的基礎上，以服務具體社會情境下的新聞傳播為轉移的一種“求真”的科學活動。

媒介中心主義的缺憾：普適性與情境性

如果說新聞傳播理論創新路徑已經在西方受眾研究理論新媒體時代的華麗轉身中得到了印証，那麼對照我們自身的受眾研究理論創新，還存在哪些誤區或不足呢？

我們多年來所倡導的本土化運動可能在理論的源頭上就出現了偏差，也就是說我們到底應該將什麼理論進行本土化。實際上，自改革開放以來，西方新聞傳播學理論的譯介工作成果甚為豐碩。“借船出海”的理論創新路徑，也一直是本土化話語的一種內在的自覺意識。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在本土化的視野問題上我們多多少少固步自封地囿於“媒介中心主義”。也就是說，我們過多地將眼光集中在新聞傳播學領域，而忽視了更具有本體認識意義的社會科學理論對新聞傳播理論創新的作用。這種局限性造成的結果就是，很多時候我們只是在尋覓一星半點的本土新聞傳播現象，以削足適履的方式為西方理論充當注腳，而忽視了我國新聞傳播實踐自身的豐富性和特殊性。

當然，也有一些研究確實在嘗試使用社會學、心理學相關理論來研究我國的媒介現象，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又需要注意到媒介實踐的情境性問題。比如，我們一些媒介研究的相關著說中經常出現布爾迪厄或是吉登斯。⑩?但我們也需要用批判的眼光來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布爾迪厄和吉登斯社會學理論體系中的核心取向，比如布爾迪厄的階級區隔論和吉登斯的以規則和資源為轉移的現代性社會秩序理論，又有多少能夠適應或解釋當前我國新聞傳播的政治文化環境呢？由於媒介中心主義的狹隘視野，我們在本土化過程中隻注重解釋或服務本土的媒介實踐，卻對我國媒介實踐身后的社會情境考慮甚少。這不但有損於新聞傳播學科的公共品質，而且也使得我們的本土化研究犯了機械主義的認識論錯誤。因此，目前看來，無論是西方的新聞傳播理論還是普適性的社會科學理論，在本土化的過程中都給我國新聞傳播學的理論創新帶來了一個內在沖突。而造成這一沖突的重要原因，就在於我們對所謂的“本土情境”或“中國經驗”認識不夠。而這些“本土情境”和“中國經驗”，應當從社會改革發展的歷史進程和特點、歷史與文化的差異乃至深層次的東西方哲學取向等方面著眼。

總之，對於新聞傳播學科的特殊性，我們應當秉持一種不偏不倚的態度，不過分局限於新聞傳播狹小的圈子，但也不能忽視媒介實踐自身的特點和規律。向上尋找新聞傳播學科的理論源頭，向下落腳於我國新聞傳播的社會情境，在此基礎之上結合新聞傳播的學科理論體系和實踐特征去進行我國新聞傳播的理論創新。本土化下一步的重心，應當是關注西方傳播學理論創新背后所透射出的普適性理論、學科框架和傳播實踐情境之間的互動關系，而不是簡單停留在理論的譯介和套用上。這種互動關系實際上正是孕育西方新聞傳播學理論的土壤，也必將給我國新聞傳播理論創新路徑的探索帶來重要借鑒。

（作者為中國傳媒大學電視學院講師，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新媒體研究博士）

注釋：

①徐耀魁：《大眾傳播新論》，蘇州出版社，2005年版

②【美】威爾伯·施拉姆著，何道寬譯： 《傳播學概論》第二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③ Couldry,N.(2004).Theorizing media as practice,Social Semiotics, 14(2)

④王宜燕: 《閱聽人研究實踐理論轉向初探》，《新聞學研究》，2012年10月

⑤Postill,J.(2010).Introduction: Theorising media and practice.In Theorising media and practice,edited by B.Bruchler and J. Postill.New York:Berghahn Books.

⑥顧潔： 《YouTube用戶能動性：媒介實踐論的角度》，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14年版

⑦【德】馬克斯·韋伯著，馮克利譯:《學術與政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版

⑧Tulloch,J.(2000).Watching television audiences.London:Arnold

⑨Kuhn,T.(1970).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p75.

⑩黃時進：《論科學傳播受眾的網絡時代特征——基於布爾迪厄場域理論的視角》，《學術界》，2008年2月

?王辰瑤：《結構性制約：對網絡時代日常新聞生產的考察》，《國際新聞界》，201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