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長振：從調查記者到街頭小販

4月17日，大河報記者朱長振的羊肉串店在鄭州東區開業，這成了新聞圈裡一個爆炸性事件。

朱長振的羊肉串店，取名“無冕之羊”。朱長振說，這有兩層意思，一是為了彰顯他自己養的真山羊的品質﹔二是暗示記者的尷尬處境，記者已由受人尊敬的“無冕之王”變成任人宰割的“無冕之羊”。

“我願意做一輩子的調查記者。但為了生活，才不得不白天採訪、晚上寫稿、抽空烤串。”朱長振的話觸到了很多記者心中的軟處，新聞理想尚存，但現實令人無奈，這讓越來越多的記者開始陷入“走還是不走”的矛盾中。

而無論走還是留，記者都將回到原點，要麼重新規劃自己的職業，轉型再戰﹔要麼更加奮力前行，尋求改變。但新聞不死，總還有理想尚存。

調查記者重操舊業賣肉串

“無冕之羊”羊肉串店開業，一早就聚集了各路人馬。除了雲集的吃貨們，還有鄭州各家媒體的記者，甚至還有從廣州、北京、武漢趕來的記者。

“無冕之羊”羊肉串店裝修簡陋，隻能放下10張桌子。一個小小的店面，引來各路吃客，這讓隔壁的胡辣湯店老板震驚不已。而記者們都把這裡當成自己的店，吃的同時還不忘當服務員，給客人們端茶倒水。

現場，有人一邊吃著羊肉串一邊起哄問朱長振：“老朱，你寫稿、賣串、寫書，哪個最掙錢啊？”

“寫書賺錢最干淨，省勁﹔賣串最累最快樂。”朱長振回答說。

“這大家都知道，說干貨！”有人依然不依不饒。

“說實話，還是賣串最掙錢。春節的時候，在天龍滑雪場烤串，一天能掙報社兩個月的工資。你們知道，我兩個月的工資也就4000元。”朱長振剛說完，在場的記者們瞬間無語了，開始大口吃肉，大口喝酒。

臨走時，他們都堅持付了賬，甚至連找零都不要了。“老朱，我不能為你甚至不能為自己做得更多，就用埋單支持你吧！”

與大多數記者不同的是，朱長振在成為記者之前，就是賣烤羊肉串的，這門當初為了生存而學的手藝，不僅幫助他實現了做一名記者的理想，如今又成了他堅守新聞理想的后盾，這或許是朱長振最令同行們羨慕的地方，既可以繼續做自己喜歡的職業，又能不為五斗米而折腰。

“無冕之羊”羊肉串店，成了記者們吐槽的地方，記者再也不像以前一樣因“同題競爭”而存有隔閡，而是聊起自己工作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有記者帶來酒，認識不認識的記者們圍坐在一起，干上一杯，交換名片，吐露心聲。一旁的朱長振很欣慰，他說：“當初我開店的目的，就是希望記者們能有個集結地，沒事了一起聊聊新聞，吹吹牛，現在，這就是我要看到的。”

稿件，寫在被羊油浸透的稿紙上

為什麼想靠賣羊肉串來維持生計，而不是其他職業？朱長振說，20年前他就是夜市烤羊肉串的小販，后來因為接觸了一次記者，就萌生了記者夢。

1992年，24歲的朱長振正在平頂山的夜市烤著羊肉串，穿著沾滿油腥的白大褂。高考失利后的朱長振下過煤窯，賣過床單，開過鐵礦。生活的困窘，使得他不得不在夜市跟人學烤羊肉串，這一烤就是四年。

朱長振說，當年平頂山舉辦曲藝節，吸引了很多老外，高中學歷的他轉了幾句英文賣他的羊肉串。這個事吸引了記者對他進行採訪，並被刊登在平頂山晚報上，名為《會講外語的個體戶》。

“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記者這個行業”，20年后，46歲的朱長振坐在“無冕之羊”羊肉串店裡回憶當時的情景，“那時候，我做夢都在想：哪一天也能像平頂山晚報的記者一樣天天背個相機出去採訪？”

夜市烤串的生活，使朱長振對底層市民生活有了更深刻的感悟，也奠定了多年后他做調查記者的報道基調和悲憫情懷。

當時在夜市上，常有工商人員白吃白喝，個體戶們都有苦說不出，不願忍氣吞聲的羊肉串攤販朱長振“採訪”了身邊大量個體戶，並以工商所白吃白喝一個體戶2700元為由頭，寫了一篇題為《老個們有本難念的經》的稿件投給了平頂山晚報，第二天見報。這是平頂山市第一篇揭發工商人員的稿件。

這是朱長振的稿件第一次出現在報紙上，雖然署名只是通訊員。但初嘗甜頭的他，開始一邊賣羊肉串，一邊在夜市尋找素材寫稿。朱長振說：“夜市有各色的市井新聞，稀奇古怪的事兒幾乎每天都在發生。”

隻有高中文化程度的朱長振，並未進行過系統的新聞學習，賣羊肉串之余，常常瞞著妻子偷偷去圖書館借新聞類的書籍學習。“現在平頂山圖書館裡新聞類的書籍裡都還沾滿了羊肉的膻味呢。”朱長振經常這樣自嘲。

為了准備新鮮羊肉，朱長振每天凌晨四五點就起床去進貨，收攤后，不論多晚，他都會拿出稿紙，記錄所見所聞所感，然后騎著自行車，送到平頂山晚報的編輯部。那時候，負責審稿的編輯經常拿著稿紙說叨他：“你這稿子是寫得不錯，但為啥每次拿來的稿紙都是透明的呢？”編輯不知道，那些透明的稿紙是被羊油浸的，朱長振每次回到家，切完、串完羊肉后，就迫不及待地寫稿，稿紙都被指頭上的羊油浸成透明狀了。

就這樣，朱長振帶著浸透了羊油的稿紙不停地往返於夜市和平頂山晚報編輯部之間，發的稿件也從一篇增加到了幾十篇。就連當初被朱長振曝光過的平頂山工商一分局也相中了這個愛寫稿的羊肉串商販，把他納入工商系統負責宣傳。兩年后，朱長振被借調到平頂山晚報做起了通訊員，身兼兩職。

他笑著說：“那時候，是日子最好過的時候，工商局和平頂山晚報都給發工資，作為特約通訊員，每月報社還要按稿件給錢。”

但是，因為學歷等原因，在平頂山晚報，朱長振跑了四年的熱線新聞卻一直不能轉正，於是他決定離開妻兒，一個人背著鋪蓋轉戰到鄭州打拼。

越來越深的孤獨感

2002年，朱長振應聘考入城市早報。一年后，城市早報並入大河報，任職特稿部的朱長振，開始了記者生涯的黃金時期。

那個時候正好是中國新聞業的黃金時期。朱長振回憶，當時全國各地隻要有大事，他和同行們都會第一時間奔赴現場，開縣井噴、佘祥林冤案、廣西民政局官員販尸案、5·12汶川大地震……

在採訪現場，朱長振結交了很多來自全國各地的調查記者。一遇重大選題，他們都會相約而去。採訪結束，發稿順暢，心情高興，往往還會聚在一起喝上一杯，再探討下稿子。

在追求新聞的路上孜孜以求，終成記者，經歷了中國深度報道的黃金年代，也頗有所成。作為記者，朱長振應該感到無憾了。

但他感到越來越孤獨。他說，當初一起並肩作戰的兄弟們，要麼升遷離開新聞一線，要麼徹底轉行不做記者了。尤其是他去年參與蘆山地震、聶樹斌案等報道時，發現身邊全是些年輕而又陌生的面孔。

朱長振認為，造成這一現狀的原因，除了年齡、薪酬、異地監督受限等綜合因素外，更多的是因為調查記者面臨的風險大，致使調查記者的路越走越窄，甚至舉步維艱。

看到有的調查記者因為揭黑報道被迫離職，甚至被抓，身限囹圄，而報社卻又缺乏相應的保護措施，朱長振開始對“調查記者”這個群體充滿憂慮。他多次呼吁，新聞單位應多思考如何善待調查記者，吸引更多流浪在外的調查記者回歸，培養更多有新聞理想、德才兼備的新人加入調查記者行列。而如何讓調查記者能體面且有尊嚴地在新聞單位生存，這需要一種靈活且全新的機制來為他們保駕護航。

朱長振說他很幸運地經歷了中國特稿最為輝煌的十年，“那個時候，給主編一個電話，我們就能迅速坐飛機去採訪，領導也說了，隻要能坐火箭的地方絕不坐飛機去。那時候發稿機制、報銷機制也很靈活，一個月隻用寫兩篇稿子，因此可以有很充足的時間好好做一篇深度報道，但現在不行了。”

2013年4月，朱長振待了十年的特稿部被撤並，原有的發稿機制和報銷機制都已經改變，越來越多的記者已經不再願意去外省出差。“這非常不利於特稿的發展。”對此，朱長振很焦慮。

兒子被恐嚇無奈輟學去習武

記者除要自己擔責外，還有報道本身所帶來的風險，朱長振說他兒子初中就輟學去登封武校習武與此不無關系。

2005年，朱長振報道了三門峽檢察官組織賣淫案，后來，該檢察官被判處死刑。檢察官的情人當時已經懷孕，她天天到報社堵朱長振，並怨恨地說，一定要把孩子生下來，讓他看看是誰逼死了他的父親。而就在那些天，經常有幾名留著小平頭的壯小伙兒暗地裡“護送”朱長振上下班，並揚言已經跟蹤了他上小學的兒子。

也就是從那時起，朱長振開始有意無意地給兒子“洗腦”，“有人強行攔你，你要繞道跑﹔若有人強行要抱你上車，一定要大聲呼叫”。有一次，朱長振的兒子在上學途中被毆打並被恐嚇后，他的妻子請了長假，搬張桌子到校陪讀，每天與兒子一起聽課、上下學……

但噩夢沒有結束。

2009年2月，朱長振得到線索，有好多中國人被騙到緬甸邁扎央賭博並被關入水牢毒打，朱長振設法到邁扎央深入採訪。稿子終於見報后，他卻再次陷入無休無止的恐嚇中。

同樣被恐嚇電話折騰得睡不著覺的兒子，索性爬起來給“最高人民法院的叔叔阿姨們”寫了一封信。幼稚的兒子認為，這麼嚴重的事兒也隻有最高人民法院才能管得了。

后來，朱長振把兒子送到登封塔溝武校練散打，讓他首先學會保護自己，送兒子走那天，他的妻子滿眼含淚地說，“你真就忍心讓兒子從此告別學校嗎？你拍著良心問問自己，兒子一步步走到今天，跟你和你所謂的新聞事業有沒有關系？就一點不自責嗎？”

轉身做公益

為了規避風險，朱長振除了找尋一些積極向上的、正面的選題外，也把目光轉向公益報道。除了在河南發起“免費午餐”之外，他又在河南偏僻山村建了7所“大河報免費書屋”，並且持續關注“抗戰老兵”等。他說，這些稿件不僅沒有太大風險，而且能幫助更多的人。

2012年3月，朱長振到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參加了“卓越記者駐校”項目。其間，朱長振除了聽課、學習之外，還客串給學生們上了幾節課。在講到體驗式報道時，他拿出了10多年間陪農民工回家過年的稿子，中國有近2億外出務工者，他們隻在每年春節返鄉，這是世界上最大的流動人口。

后來，胡舒立院長提議成立一個“陪民工回家過年”工作坊，這個項目由張志安教授做理論指導，由朱長振做業務指導。經過層層篩選，來自大學城幾所高校的10名學生最終成為此次“陪民工回家過年”的體驗者，他們所選的陪同對象分別來自河南、重慶、海南等10個省份。春節期間，10個版的體驗式報道在大河報陸續刊登，引來好評如潮。

2014年4月18日，朱長振的“無冕之羊”羊肉串店開業第二天，他就帶著烤串爐和《無冕之羊》新書回到中山大學，在這裡開了一個新書發布會。“中山大學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走進的大學。在這裡的三個月，我學會了很多東西，也交到了很多良師益友。隻有高中學歷的我，對中大很有感情。”發布會現場，朱長振對同學們說。

開完發布會的第二天，朱長振又坐上了從廣州去成都的火車，他要去映秀回訪。自2008年5月，朱長振堅持每年回訪映秀，並選擇了十個失子家庭，為他們拍照，這些照片也出現在他的新書《無冕之羊》裡，“我給他們每戶家庭都帶去了我的《無冕之羊》新書，裡面有他們各自的照片，我不知道我還能在新聞一線撐多久，但我想，給這十戶家庭每年拍一張合影的大事兒，一定要持續夠十年，無論我做不做記者”。

羊肉串店承載了記者們的夢

開羊肉串店一月有余，朱長振說他最大的收獲是認識了很多理想不滅的記者。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陳昌鳳曾評價朱長振，說他是濃縮了中國新聞史的烤串小販。中國十多年新聞業的縮影，從“黃金十年”到當前的困境，記者的境遇也跌宕起伏。

朱長振從記者到小販的經歷，的確體現了媒體記者尤其是調查記者的生存狀態：有時候，冒著酷暑，一個人步行翻山採訪一整天，只是為求証一個信源，在報紙上也就體現為一句話﹔有時候，當大家都返鄉回家過年的時候，記者卻踏上陪民工們回家的路，擠火車、坐馬車、步行翻山，甚至遭遇大巴車翻車﹔為了寫揭黑報道，自己和家人會受到生命威脅﹔由於長時間在外地採訪，陪伴家人的時間少之又少……

但在朱長振看來，從“無冕之王”到“無冕之羊”，是無奈，也是轉機。而對於“無冕之羊”羊肉串店，朱長振也有著自己的想法。

朱長振在老家平頂山魯山縣的大山裡圈了一塊有水有山有草的地來養羊，他經營“無冕之羊”羊肉串店的“秘笈”就是貨真價實。他不希望“無冕之羊”傳遞的只是記者們的無奈，還希望它至少是一家能“保真”的羊肉串店。

白天採訪、晚上寫稿、抽空烤串，這是已經46歲的朱長振獨特的堅守，這或將成為轉型中的中國新聞業一道獨特的風景。

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朱長振說他對自己究竟還能在調查一線撐多久心裡也沒底。但他說能多撐一天就多撐一天，隻要在這個崗位上，每寫一篇稿子，署上自己的名字，就要對得起名字前面的記者二字，至於經濟上的損失，他會想辦法通過自己開羊肉串店來彌補。

開店一個月間，朱長振說他見証了“無冕之羊”羊肉串店從無到有，也體會到創業的艱辛，更見証了記者雲集店內開懷暢飲、互訴苦衷的場景。

這期間，曾有年輕記者因為看到朱長振的“悲涼”現狀而下定決心離職。這讓朱長振心存內疚：“我開店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讓大家看到記者有多落魄，而是希望大家能看到，記者也可以靠勞動靠雙手過上富足的生活。開羊肉串店，真的是一件有趣好玩的事情，希望大家能看開一點兒！”

朱長振，1968年出生，河南魯山人，大河報調查記者。他有著雙重身份——街頭烤羊肉串的小販和體驗式報道記者。15年間他與採訪對象同吃住、同生活，足跡遍布大江南北。所寫作品多次獲獎，體驗式報道“陪破爛王回家過年”、“漂行鄭州三條河”、“南水北調徒步行”等在社會上引起反響。2013年他作為“走轉改”優秀新聞記者獲得由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中國記協指導，中國新聞出版傳媒集團主辦的“記者禮贊”銅雕獎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