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藝術：讓陌生人也敞開心扉

報社一些年輕同事問我能否總結一些“採訪的藝術”，傳授一些“如何提問”的經驗？

以前看過一個電影，叫《逃離克隆島》，裡面的主角克隆人林肯·6E被稱為“愛提問先生”，愛提問是他的天性，因為，提問意味著在思考，思想是人類的全部尊嚴，而（克隆的）機器可以做到人類做的一切，除了提問。

“提問”如此重要，但面對不同的新聞選題，不同的採訪對象，不同的情境狀態，不同的記者去提問，情況千差萬別，隻能提供一些“私人經驗”。

採訪的核心在提問，提問的首要在好奇。

2012年，《商業周刊》中文版第17期的封面專題就是《採訪的藝術》 ，當時新京報總編輯王躍春看到后，自費購了幾十冊送給採編同事。雜志封面如是解釋：“用飽含智慧和觸及靈魂的對話，對抗140字的碎片世界。記者要做他們最擅行的事情：讓陌生人敞開心扉。”總結得很到位。我認為，“讓陌生人敞開心扉”，做得最好的是著名記者奧莉婭娜·法拉奇，這在她的《風雲人物採訪記》中表現得淋漓盡致。也可以說，是提問，成就了法拉奇，成就了阮次山，成就了柴靜，成就了楊瀾等名記者。

採訪的核心在提問，提問的關鍵在勇氣。

2014年春節前后，我受邀為新京報小記者訓練營的學員授課。課堂上，我提到了幾個問題：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遠保留下去？對“四人幫”進行審判的時候，以及開下一屆黨代會時，在何種程度上會牽涉到毛主席？毛主席紀念堂不久是否將要拆掉？

這些問題是否該提問？不少學生都回答說不能提問，理由是“很敏感”。事實上，這是法拉奇專訪鄧小平時的提問，都曾公開發表，並被收進《鄧小平文選》。或許這是法拉奇與普通記者的區別所在。作為一次成功的採訪，除了鄧小平的膽識與智慧，首先是記者能否有勇氣提出這些問題，如果法拉奇也感到“敏感”，此次採訪必然會遜色很多。

採訪的核心在提問，提問的重點在方法。

2003年，時任時代公司總編輯的諾曼·珀爾斯廷說，當我還是一個記者新丁的時候，編輯就告訴我：“蠢問題隻有一個，就是你沒問的那個。”

不管是個人的職業訓練，還是採訪過程，我更側重作為“方法”的提問。我在去年的專欄文章《自我訓練：職業素養的成長路徑》中 有過介紹，我的“自我訓練”的方法之一，是大學時代，每到周三晚上，跑到圖書館，瀏覽近一周的報紙雜志，然后坐下來，攤開一張A4紙，預測周四見報的《南方周末》的內容。其實就是對自己的“提問”，主要集中在三個層面：

假如我是總編輯，該如何安排本期報紙各個疊次的選題，頭版頭條做什麼題目，等。

假如我是部門主管，本周哪些領域的事件需要關注，比如時局、經濟、副刊、評論等，安排哪個記者去採訪更合適，等。

假如我是記者，會如何思考這個選題，該到哪些地方，採訪哪些對象，如何謀篇布局，等。

在方法論層面，我比較推崇美國學者達萊爾·哈夫在《統計數字會撒謊》中的方法。他提出了防止“數字撒謊”的“五個提問”：誰說的——他是如何知道的——是否遺漏了什麼——是否偷換了概念——資料是否有意義。

對了，幾年前，易中天曾被卷入“毒舌門”事件，起因就是因為“提問”。他做客某電視台科教頻道《非常網絡》節目時，不願配合“愚蠢的問題”，一再拒絕回答問題，還稱要辦個主持人培訓班。現場的兩位主持人幾度被噎到無語，相當尷尬。節目播出時，編導並沒有剪去易中天發飆的段落，“問題很愚蠢”、“領導很弱智”等話都呈現在觀眾面前，一時間引發眾多爭議。

可見，“提問”本身，不僅僅是“藝術”，更是“技術”。在本質上，好的提問意味著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批判之思維。

（作者為新京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