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讓人覺得咱“貪生怕死”

很多報人糾結於報紙的生死時速。老是糾結，老是哀嘆，讓人覺得干報紙的咋這麼“貪生怕死”呢？

人生自古誰無死，新舊媒體都得死。紙媒如果要與新媒體比，就比誰對服務對象服務更到位更貼心，就比誰更愛崗敬業，誰對產品質量服務質量更上心，誰干活更漂亮靠譜。比誰死得早死得快，是沒意義的。生死是“天命”，意義在“人間”。太史公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雷鋒說過：“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中去。”

報人的糾結，說到底是“意義匱乏症”。意義匱乏，價值感缺失，難免惶惶不安。這比苦與累更要命。

市場化后，報社和報人經濟效益的考量，多少影響了對紙媒意義和價值的判斷。其實，紙媒與國民的語文水平、思維能力以及民族文化傳承等，天然相關。一個民族，相當多的人寫個東西錯別字、語法語病連篇，思維邏輯混亂﹔相當多的人隻能寫140個字的東西，就這140個字還寫不成樣子﹔相當多的人沉迷於“有圖有真相”，懶得思考，退回到看嬰兒畫報的水平﹔數字化、碎片化帶來“浮躁”、“輕浮”，相當多的人無法或不願在字裡行間對話歷史、反思現在、求索未來……這樣的民族有前途麼？我們知道，水中的低級生物，一般活在水面上，叫“浮游生物”。“大國愚民”、“大國浮民”，絕不是我們所樂見的。

4月24日，人民日報刊登國防科技大學教授劉戟鋒的文章《謹防數字化痴呆症》。文章說，從人類思維方式來看，過度痴迷和依賴數字化產品，勢必導致大腦發育和使用的不平衡，創造力下降了，注意力分散了。碎片化信息對人們生產生活的影響之大，一言以蔽之：以目廢心。

療治數字化痴呆症，斷網不可能也不理性。法子呢？除了國民增強自制力，防止被數字化產品“綁架”思維、“綁架”生活外，一是不能以“不破不立”、“舊的不去新的不來”來擠壓紙媒生存空間。國家政策上，即便不給紙媒特殊優待，也別人為地加快“去紙化”。二是即便推進紙媒與新媒體融合，也應是把紙媒對國民語文水平、思維能力、文化傳承等方面的價值在新媒體平台發揚光大，而不是把這個融合掉。新媒體越是無所不在，越要強化而不是削弱紙媒和報人的文化功能。對國家和社會而言，新媒體應是紙媒和報人的耕地，絕不該是紙媒和報人的墓地。

更重要的是，報人要比民眾更自覺地防范數字化痴呆症。現實是，很多記者編輯不僅數字化痴呆，且病得不輕。作家梁曉聲，脾氣很好從不願對青年發火，可有些青年記者讓他惱了。為啥？他們採訪提的問題幾乎全是從網上信手拈來的。“他們的大腦仿佛被網絡之網罩住了，好比枝上的青果被網套扎住了。對於那樣的青果，網套多大，它便隻能長到多大。它的果皮上以后將永遠印著網套的罩痕。從網上知道了新事物和自己的頭腦中產生了新思想是根本不同的兩件事。別人的知識和思想即使公開在公共空間了，終歸還是別人的。而自己的隻知一味接受的頭腦，已經不太容易再成為具有生產能力的頭腦了。”（見5月2日人民日報）

報人的數字化痴呆症，表現為動腦能力的退化，也表現為動手能力的退化。如今的紙媒，匠才不常有而帥才常有。指點媒體江山、縱論媒體大勢說得頭頭是道的人一大堆，但做一篇報道、一個版面大多“差不多就行”，很少有人能做到讓別人挑不出毛病來。很多報人覺得新媒體輕輕鬆鬆就把市場佔了把錢掙了，卻沒看到新媒體成功背后那股認真的精神，那股為了用戶不厭其煩絞盡腦汁的勁頭。

有人說，語法語病、錯別字、事實細節問題，讀者都不在乎，自己瞎在乎啥？這種說法似是而非。這些問題不必在乎，干新聞還有啥需要在乎的呢？各個崗位各個環節都覺得“差不多”就行，一張報紙日積月累那得有多少“差不多”？“差太多”了還“行”嗎？讀者還能不在乎嗎？很多事，壞就壞在太多的人“差不多”。其實，就是讀者不在乎，自己也得在乎。一項事業、一件工作的意義，恰恰就體現在“別人不在乎我在乎”，“雖千萬人吾往矣”。還有人說，新媒體問題更多，照樣紅紅火火。這種比爛比壞“見不賢思齊”的心理，用老話說就是：咋就不學好呢？比爛比壞，媒體不管新舊，早晚垮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