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新聞採寫中培養問題意識

社會事件、經濟新聞、法治熱點、政策變動，不同的報道領域所能引起關注的新聞點各不相同，但有一點是共通的：如果報道能夠引起進一步的討論，也就是能激發社會公眾的反思，無疑是有價值的。這樣的報道無論是深度還是廣度，都需要記者具備一定的問題意識，從縱向和橫向進行比較分析，加以理性判斷。

結合我的一些實踐體會，下面以教育報道為例探討如何在新聞採寫中培養問題意識。

關注改革大方向

我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教育規模，從小學到大學一共有2.2億名在校生，1400多萬名教職工，整個中國教育正面臨新的發展環境。教育的供求關系和教育內部、外部的環境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學齡人口持續減少（10年間減少1/4），同時，國家教育經費不斷增加，各級各類教育關系日益寬鬆。有人認為教育報道大都是常規性的，一年一周期，只是不斷反復而已。其實不然，教育觸及多方利益，特別是在這一階段，各種改革進入深水區，對教育整體狀況的不滿、教育改革的利益分配，使矛盾和爭論變得集中。

客觀來說，教育改革在我國眾多改革中，一直處於滯后位置，小碎步前行。相比經濟體制改革、住房改革、金融制度改革等，長期以來，教育改革一直溫吞在后，很多改革也只是“皮毛改動”。落后於社會發展的教學方式、考試制度、升學制度，已經無法滿足人們的教育需求，從城市到鄉村，從學前教育到高等教育，人們對教育問題有諸多不滿，“中國教育病了”的聲音不絕於耳，受教育者用腳投票不斷增多，在家上學紛涌出現，出國“低齡化”紀錄不斷被刷新。

因此，在這種現狀下，教育報道的領域更為寬闊，可供思考探討的問題更加多樣。2010年頒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中，確定了新的戰略目標，核心內容就是促進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質量。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更具體的改革目標：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大力促進教育公平，逐步縮小區域、城鄉、校際差距﹔推進考試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試相對分離，從根本上解決一考定終身的弊端……這些具體的內容都是從事教育報道的記者要密切關注並深入思考的。

這幾年，我著重關注了幾個方面的教育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課程改革。2011年，教育部在全國中小學推行的第八次基礎教育新課程改革已經走過了10年歷程。10年來，新課改實施的現狀如何，教師對新課程體系如何評價？他們對下一個階段的推進有哪些建議？帶著這些問題，我到山東、河北、山西、吉林等多個省份實地走訪中小學，到課堂當中去尋找答案。

在這一過程中，我發現了課改給中小學課堂帶來的諸多活力，更發現了在實施新課改中，各地諸多由下而上自發、因地制宜、卓有成效的嘗試。《隻上半天課，高考錄取率不降反升》是寫山西新絳中學隻上半天課，給學生充分的自主學習時間，但高考成績幾年來持續上升﹔《山西基教“刮骨療傷”把課堂還給學生》描述了山西整體推進學生自主課堂的全省改革﹔《吉林通榆：農村學生從城裡回流鄉鎮》則是寫中小學城鄉建設標准統一，師資統一配置，使原來外流的學生回鄉就讀。此外，針對課改還提出一些獨立觀點，比如《十年課改說成敗》、《假課改應付不了考察能力的高考》……在到各地農村實地走訪的過程，也發現了農村撤點並校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寫了《農村學校還需什麼？》、《沒了書聲的村子丟了魂》等文章。

這些文章，不僅在教育系統內部也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關注，應該說歸功於帶著問題去採訪、思考、寫作。

經過長時間的觀察，我還把其中的思考寫成評議，讓問題的提出更加有的放矢。比如《改革有罵聲是常態》，是對目前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特別是前段教育部提出要把600多所大學變為應用技術型大學后，各個利益群體對同一個政策出台的不同反映和態度做了客觀分析。

今年全國兩會開幕之前，各類媒體開始尋找選題。但我注意到，相對於法制、經濟領域，關注教育領域的同行普遍感覺難以聚焦，無論是媒體還是網絡，有關教育的內容不多而且平靜。反觀過去幾年，教育在兩會上一直是一個熱門詞。於是我寫出評論《教育無熱點是好事嗎？》，提出這是公眾對教育改革失去信心的一種表現。教育政策調整觸及各方利益，有爭議很正常，公眾對於政策調整的漠然，對於政策可持續性的懷疑，才是更加可怕的現象。因此，與其表面風平浪靜，底下暗流涌動，還不如公開爭論，讓公眾開放表達。

時刻注意新進展

時刻注意教育領域新進展，這與具備問題意識不僅不沖突，反而密切地正相關。教育領域的改革和創新正是在教育問題基礎上的破和立。在家上學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目前，許多中國家長尤其是城市中的家長對中小學教育有諸多不滿。他們認為目前學校教育中的教學內容、教學方式、教學效果、評價手段等多個方面都不能讓孩子真正體會到學習的快樂，不能高速有效地吸收到有用的知識，不能掌握適應現代社會生活的學習方法。於是，有些家長用行動表達不滿：讓孩子在家上學或者進入私人辦的私塾、學堂。

前幾年我在採訪中了解到，在北京、上海、廣東、浙江、江蘇、湖北、雲南等地存在大量在家上學的個案。教學階段涵蓋了幼兒園、小學、初中乃至高中，其存在形式多種多樣：父母在家教孩子，親戚朋友把孩子集中在一起學習，一個區域的孩子共同學習，形成小規模的私塾、學堂等。其中有些已初具微型學校規模。

《在家上學——逃離批量生產》一文2011年9月份在《中國青年報》刊出后，引起各地多家媒體對這一問題的挖掘和追問，甚至可以說引領出一個報道方向。也促使我繼續對這一新的教育現象深入研究。之后，寫出《在家上學挑戰學校教育》、《為何父親高舉在家上學大旗》、《美國大學願意接收在家上學者》等。並於2012年出版了對這一教育和社會現象的整體描述和思考專著《在家上學——叛離學校教育》。

在相關文章和書中，我不是僅對在家上學做出描述，而是力求找出這一現象產生的背景緣由，產生的現實條件是什麼，什麼樣家庭的孩子合適在家上學，在家上學的家庭會遇到什麼問題，網絡時代對在家上學意味著什麼，等等。對於逃離、叛離學校教育，我也不是簡單地贊成或者反對，而是在許多文章中一再強調，學校教育仍然是主流，在家上學是教育多樣化的補充。我關注在家上學，是想為充滿困境的學校教育提供可供參考的經驗之道，包括個性化教育、社會化教育、生活教育等目前學校教育所缺乏的。

細致觀察實施過程中的問題

教育報道的問題意識不僅存在於對改革大方向的質疑和思考，更多地存在於日常的教育教學之中，還存在於人們的教育觀念和意識之中。

《不談教學還談什麼大學》是我在這幾年與青年教師接觸，觀察他們的一點思考。因為我參與有關青年學者、大學教師成長的論壇沙龍時，聽到的主題詞無外乎是科研項目、科研經費、論文影響力、學術水平，而至關重要的教學和教學質量在這些場合卻聽不到。

這是為什麼？是高校以論文和科研成果的考核造就了不談“教學”的高校生態，還是高校青年教師本身的唯科研觀，讓他們漠視對學生尤其是本科生的培養？

經過分析，我發現這兩方面原因均有，高校教師的職稱評定和各類考核都直接跟科研成果挂鉤，做科研、發論文是教師的“主業”，不好評估的教學工作變成了“副業”。特別是研究型大學，這種情況更為明顯。另一方面就是青年教師本身一味追求成功、成績，而失去對本職工作的追求。

在去年第29個教師節即將來臨之際，教育部授予10名教師“全國教書育人楷模”光榮稱號，在獲此殊榮的10人中，有兩人來自職業院校。但是這讓人馬上聯想到，長期以來，職業院校教師很少進入公眾視野，亮相媒體聚光燈前，140萬名從事職業教育的教師其實並沒有受到與其他類別教師一樣的尊重，甚至是待遇。《尊師重教莫分類別》就是在這種聯想與思考下產生的。我希望傳達這樣一個觀點：目前國家對高素質勞動者的需求越來越迫切，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對人才的看法逐漸理性，社會會逐漸認同能力而非學歷。職業院校會越來越受到青睞，職業院校的教師地位自會提升。當然他們需要的不僅是工資待遇、職稱，更需要人們由心底而生發的敬重。

多思考有關的社會問題

教育公平、受教育權利問題一直是社會關注的焦點，這既是教育政策本身的問題，也與很多社會政策、社會問題相關。

2013年9月，甘肅張家川少年楊某因在網絡上發帖質疑一人死亡原因而被當地警方刑拘，后被撤銷釋放一事，引起熱議。什麼樣的網絡言論構成尋舋滋事、妨礙社會管理秩序，少年在網上發布言論，到底該受到何種約束，都是值得考量和探討的話題。也有人提出，對於這名少年不要過多關注和溢美，更不能對他的勇氣和質疑胡亂捧殺，這些都是理性、善意的提醒。但是，我所想到的是不該忽略這個少年在京的求學經歷。

從各種報道中可以梳理出楊姓少年的讀書經歷。因為父親在北京開拉面館，他從小學一年級就在北京上學，因為無法在北京參加中考，上到初二隻好回鄉。雖然在北京住在租來的地下室，但在北京長大的少年，不願回到故鄉縣城。有這樣人生經歷的少年，自然比同齡人更能感受到城市與鄉村、東部與西部的巨大差距。為什麼要和同學分離，要和熟悉的城市分離？這無奈背后是什麼樣的現實和政策？被迫返鄉的小楊，是勢必要追問的，他顯然更關注時事，更關注教育公平。

由此我寫成《不要忽略張家川少年的返鄉經歷》一文，主要提出如下建議：預防危機的良方有許多，教育公平是其中之一。教育既是促進社會進步的有效途徑，又是個體生存和發展的促進劑，讓“打工子弟”在父母身邊接受公平的教育，不能成為一批又一批兒童的奢求。

《中小學生自殺數據不應是研究禁區》也是這種橫向思考的結果。2014年5月23日，溫州平陽中學一名高三學生跳河自盡。而兩個多月前該縣一名高三男生跳樓身亡。新華網的報道對2008年至今的中學生自殺現象進行了梳理，發現平陽縣這幾年已發生7名中學生相繼在校園或家中跳樓、墜樓和跳河事件。

到底每年有多少中小學生自殺，放棄花季生命的原因到底是什麼？這些好像一直沒有公開的數據。再一次感嘆年輕生命消逝的同時，我注意到，在剛剛出版的教育藍皮書《中國教育發展報告（2014）》中，有一篇《2013年全國中小學生自殺問題調查》，對2013年媒體上全年對中小學生自殺的報道進行統計，共搜集了79例。通過分析，發現從小學六年級開始，自殺率開始攀升，初中最高，高中次之，在中小學階段男生自殺現象較為突出，比例高於女生。

但是此篇文章面世后，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對於中小學生自殺“根本原因在於高度應試的教育制度”的結論不太認同，認為缺乏數據支撐，並提出研究學生自殺要注意方法。

我進一步了解到，《2013年全國中小學生自殺問題調查》的研究者正是出於“各地教育行政部門對中小學生自殺問題諱莫如深”的苦惱，隻好選擇對媒體公開報道進行統計分析。

在《中小學生自殺數據不應是研究禁區》一文中，我提出：中小學生自殺數據不應成為學術研究的禁區，應有權威數據，以便研究者們及時發現和研究青少年的心理問題，尋找到更有效的干預措施，盡可能避免自殺悲劇的發生。

因此，能夠帶著問題意識去採訪、寫稿、思考，一定能有精彩之文面世。這其中，需要具備“四個有”：有全局意識，才能提出問題﹔有反思精神，才會提出問題﹔有一定勇氣，才敢提出問題﹔有理性判斷，才善提出問題。我想，這四點，不僅適用於教育報道，也適用於所有的報道領域。

（作者為中國青年報記者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