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黨媒的新聞攝影探究

摘 要：抗戰時期中國的攝影事業十分繁榮，涌現出了許多攝影名人名作、畫刊影集。中國共產黨對這方面的工作也十分注重，其新聞攝影事業不斷成熟發展起來，也留下了大量的歷史影像資料。因此，研究黨的新聞攝影，探究其攝影的內容、特色、影響作用以及局限缺憾等方面的內容，對於研究抗戰史、研究黨的宣傳事業，都有極大意義。

關鍵詞：攝影﹔抗戰﹔共產黨

一、背景概述

（一）選題緣起

抗日戰爭是近代中華民族一段極為重要的歷史，是中華民族同仇敵愾、團結奮斗，在付出了沉重代價后最終戰勝不義侵略者的偉大篇章。關於抗戰的研究一直在進行，主要是在文字這個領域進行搜集挖掘，而關於那段歷史的攝影圖片、影像的研究卻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攝影圖片始終只是作為陪襯或是直接的佐証而存在，並沒有成為重要的研究對象和手段。

事實上，在抗戰時期涌現出了大量的新聞攝影（戰地）記者以及攝影機構和各種畫報。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后，更是出現了許多專門刊登抗日戰爭新聞的專門性畫報，例如《良友戰事畫報》《抗戰畫報》《戰時畫報》。《晉察冀畫報》——共產黨在敵后解放區創辦的第一份大型攝影畫報也於1942年5月1日正式成立，是一個以軍事圖片為主進行宣傳的大型軍事畫刊，在共產黨的抗戰宣傳文化中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具有開創意義。此外，共產黨還創辦了《山東畫報》《人民畫報》《華北畫報》等十幾種畫報。

據統計，共產黨的攝影組織、機構在1937∼1948年間的發稿量多達5萬張，光《晉察冀畫報》就保留下了近4萬張攝影底片，許多名作佳片廣為流傳，甚至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因此，對抗戰時共產黨新聞攝影事業的探究對我們研究抗戰史、共產黨的宣傳事業都極為有益。

（二）有關研究綜述

有關中國共產黨的新聞攝影的研究，在國外研究文獻資料方面，在筆者搜索能力內，還沒有找到適用資料。

在國內研究方面，相對來說還是比較少，但呈現以下一些特點：

第一，對當時國內整個新聞攝影事業進行研究。例如楊克林的《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的攝影》，就對當時國民政府、社會各界的攝影狀況（如攝影機構、攝影刊物、觀念取向）進行總體介紹，包括日本在戰時對攝影的運用狀況也有介紹。落腳點較多，但都沒深入。

第二，研究攝影名人。對當時的一些攝影名人展開研究，包括其生平事跡、作品特點價值等。通過個人的故事來展現當時攝影狀況或戰爭狀況。當然，這些名人中就包括一些共產黨員、戰士，有助於本文的研究，如王飛的《淺議沙飛的攝影作品》。

第三，研究共產黨新聞攝影的某個方面。例如其舉辦的攝影展覽、影像特點或者是關於某張照片的爭議等等，主要是在具體的某個小細節做一篇小論文。這些資料較少，也較瑣碎，但通過研究這些細處，也可以拼接出一些事實。

另外，由老革命攝影家顧棣所編著的《中國紅色攝影史錄》，將中國戰地攝影從開拓、發展，到形成高潮的歷史脈絡清晰、細致地勾勒出來，收集了大量共產黨在抗戰時期、解放戰爭時期以及建國后的攝影資料，對本文的研究極為有益。

二、抗戰時黨的新聞攝影內容

圖1 地道戰（石少華攝）

這些攝影圖片主要分為戰場和后方兩個部分，細分下來，主要是——戰場：戰爭場面、軍旅生活、抗戰將士、日軍暴行﹔后方：根據地政權建設、百姓生產生活建設、領導人圖像、國際友人圖像等，另外還有大量百姓支援抗戰（無論戰場還是戰后）的圖片（如圖1、圖2所示）。這些圖片紀實、生動、形象鮮明，為研究那段歷史留下了寶貴瞬間。

圖2 群眾歡送青年入伍（沙飛攝）

三、抗戰時黨的新聞攝影的特點

（一）既是戰士，又是記者的攝影體制

共產黨直接將專職攝影記者配備到部隊，攝影師們既要到戰場上參加戰斗，同戰士一起沖鋒，一起登雲梯，又得冒著槍林彈雨拍攝照片，戰斗結束還要在艱苦的條件下沖印照片、寫稿發稿。

共產黨十分重視新聞攝影工作，“抗戰初期，根據地因為缺少各種照相器材，沒有電和印刷制版條件，困難比國民黨區大得多，可是根據地的軍政領導如周恩來、聶榮臻、楊尚昆等很重視攝影”[1]，1939年2月，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批准在其軍區政治部成立新聞攝影科，沙飛任科長﹔1940年11月7日，賀龍領導的120師政治部也成立了新聞攝影科，蔡國銘任科長。1944年在各軍分區設攝影干事，甚至團和支隊也有攝影干事。一些軍區的攝影科在已有力量的幫扶和支持下逐漸建立成熟起來。“1941年初，晉察冀軍區頒發了《新聞攝影暫行工作條例 》，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據地也建立了類似的體制，頒布了類似的新聞攝影工作制度和條例，從政治上、組織上保証了新聞攝影工作的順利進行。[2]”

（二）貼近群眾，宣傳形式多樣

除去在共產黨所辦報紙（例如《新中華報》《解放日報》《新華日報》）上經常刊載各類攝影圖片、出版專門畫刊外，共產黨還經常舉辦各種攝影展，既有固定的，也有巡回展覽。不僅在敵后區展覽，還到國統區展覽，到國外展覽。報紙上還經常為各種影展做預報、打“廣告”。

據統計，到1941年6月，僅晉察冀軍區就舉辦影展50 余次，在延安也舉辦過多次豐富多彩的攝影活動，比較大型的有“巴蘇華大夫的抗戰前線影展”、“鄭景康的《抗日初期之一角》影展”、“百團大戰影展”、“八路軍120師攝影科照片巡回展”等等。這些生動鮮活的圖像在軍民中引起了巨大反響，每次影展都吸引了大量民眾參觀。另外，共產黨還會制作一些單張或成套的攝影小卡片、小影集，出版“土畫報”，制作“攝影牆報”，用照片做紀念章、戰斗畫片等發送給當地軍民，進行直接的抗戰宣傳。

其實，在當時的敵后地區，很多群眾根本不識字，看不懂報紙，也沒條件聽廣播，但是圖片卻是人人都可以看懂的。無論將士英勇殺敵的場面還是展現日寇殘暴行徑的圖片都可以馬上直擊人心，激勵軍民的抗戰熱情，鼓舞民眾斗志，號召大家參與到全民抗戰中去。

毛澤東多次強調黨的宣傳工作要貼近群眾，“應根據當地人的需要（聯系群眾，為群眾服務），否則便是脫離群眾，失掉地方性的指導意義。[3]”共產黨多樣化的攝影宣傳工作正是此工作方針的最好體現。

（三）樹立典型，正面鼓舞

沙飛的《號聲》，“以逆光的表現手法勾勒出一個八路軍小戰士的身影，在清晨的第一屢曙光中吹響了號角，號聲劃破了寧靜的天空，一直飄向遠方。……它暗示在戰火硝煙的背后，抗戰仍在進行，號召人民群眾，保持警覺與振奮，聽從號令，快快集合，去打擊敵人。[4]”

其他一些照片，如《聶榮臻將軍在前線指揮作戰》（沙飛攝）、《邊區婦女為前方戰士做軍鞋》（沙飛攝）、《冀中軍民的地道戰》（石少華攝）、《紅軍指戰員幫助群眾收割庄稼》（蘇靜攝）、《送信》（羅光達攝）、“我們是抗日小兵”組照（趙烈攝）等抗戰名作都極力表現抗戰中的英雄事跡、模范典型，對英勇機智的戰士、積極支援抗戰的民眾等先進典型進行了熱情展現和歌頌，對樹立軍民信心、號召軍民積極抗戰起到了巨大作用。毛澤東曾在給八路軍、新四軍各政治部機關的電報中說：“表揚這些英雄及英雄行為，對外宣傳與對內教育均有重大意義，……軍政雜志今后要專設八路軍、新四軍抗戰英雄一欄。[3]”

四、抗戰時黨的新聞攝影的作用

（一）鼓舞軍民士氣，動員基層抗日

1938年10月，抗日進入煎熬的相持階段。為應對日軍對敵后地區進行的殘酷掃蕩，共產黨積極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進行敵后抗日根據地建設。

期間，毛澤東發表《論持久戰》，駁斥了“亡國論”和“速勝論”，堅定了民眾信心。《新華日報》《晉察冀畫報》等一眾黨報媒體也積極動員民眾參軍參戰，捐糧、捐物支援抗戰，慰問前線，發揮了巨大的鼓動作用。在《鄭景康在晉察冀畫報社》一文中還這樣記述到：“他們還把帶去的畫報、放大照片帶到部隊、農村進行展覽，受到廣大戰士、群眾的熱烈歡迎。有些剛從香港、上海、重慶來到山東解放區的青年學生看到畫報、照片以后激動地說：‘想不到解放區軍民是這樣的英雄、偉大，這更增加了我們的勝利信心。’[5]”

（二）揭露日軍暴行，獲國際支持

名作《廢墟中哭泣的孩子》是當時在美國《赫斯特新聞社》任職的中國攝影記者王小亭拍攝的。1937年8月28日，日軍對遠離戰場的上海南站非軍事區進行了兩次轟炸，造成近千人平民死亡。王小亭目睹了這一悲劇並拍攝了這張照片。不久，照片刊登在美國《生活》雜志的封面，立即引起了強烈的國際反響，國際輿論紛紛譴責日本濫殺無辜平民的罪行。

同樣，中國共產黨的攝影師們也拍攝了大量震撼人心的戰事圖片，例如《血的控訴》《日寇燒毀普陀寺》等，揭露了日軍胡亂殺戮的殘暴行徑。這些圖片經過各種渠道發送到國統區、發到香港，還發到國際世界，引起了世界對日寇的譴責以及對中國戰場的關注，使中國獲得了大量國際聲援以及物資資助。

當時，延安還主動到國際上組織過多次攝影展覽，以直觀的影像展示、宣傳中國的抗戰、共產黨的抗戰。

（三）擴大共產黨形象宣傳，提高聲望

《平型關大戰》組照、《切斷敵人的供給線》《聶榮臻和日本小姑娘》組照、《捧起白米飯想到八路軍》《江南處處慶豐收》《軍民一同插稻秧》《毛澤東與外國友人在延安》《朱總司令馬上英姿》《延安黨校，工作之余的休息》《紅軍炊事員勤於學習》等非常多的作品都表現了共產黨軍隊、領導人英勇無畏、團結百姓、親切平和、軍民一心的形象。不論是在信息閉塞的根據地還是難以聯絡的外部，這些照片對於傳達共產黨的意願、形象都起到了很大的積極作用，許多愛國青年奔赴延安、奔赴根據地，一些外國友人如安娜•利澤、艾格尼絲•史沫萊特、哈裡森•福爾曼、埃德加•斯諾等都到根據地拍攝了不少反映當地情況的照片。八年抗戰中，共產黨的實力在根據地不斷成長壯大起來，聲望與日俱增，這與其正確的宣傳策略是分不開的。

五、抗戰時黨的新聞攝影的局限

（一）面臨擺拍質疑

抗戰時期的多張經典照片后被証實為擺拍，例如沙飛的傳世名作《戰斗在古長城上》組照、《聶榮臻和日本小姑娘》組照等，引起不小爭議。

那個年代，照相器材極度缺乏，一些人認為當年沙飛等人之所以擺拍照片，可能與此有關。知名攝影家、原新華社攝影記者石志民曾說：“有的攝影師跟我講，他一年隻能、隻有兩個卷，很多人隻能拍一張照片，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些人認為，出於戰爭實際以及戰斗信念的需要，即使擺拍也情有可原，從全世界范圍看都是如此，無需苛求沙飛等人。

誠然，有些世界著名的攝影作品也是擺拍，例如卡帕的《士兵之死》以及諾曼底登陸的照片。國際上，關於戰爭紀實攝影作品是否能擺拍的問題也一直在爭議之中，但有一點是確定的，即“在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攝影界曾經出現過粉飾、夸大，特別文革前后極左盛行時期那種逢迎、諂媚，弄虛作假、黑白顛倒的事，根源並不在於手法或風格，實是道德水平、不良政治追求所為。[6]”

（二）政治宣傳性過強

回想起抗戰時的“紅色攝影”，印入腦海的往往是共產黨軍隊的英勇形象、斗爭的感人場景、根據地熱火朝天的建設生活、軍民魚水情等景象，這些紅色影像的整齊劃一、大一統套路引起不少詬病及反感。當時，一位香港報社的工作人員就曾表示，共產黨發出的新聞照片政治宣傳性太強，“我們不愛用。”

毛澤東曾就黨的新聞工作作出指示，要求“報刊宣傳務必完全服從於黨的政策，”這樣的指導方針必然使共產黨的新聞攝影烙上深深的“紅色”印記。

六、結 語

“我們是革命的攝影工作者，帶著我們的武器，走進人群去，奔馳戰斗裡……”這是抗戰時期在晉察冀根據地廣為流傳的新聞攝影贊歌，共產黨的攝影戰士在解放區譜寫了可歌可泣的斗爭史詩，有超過65位的攝影員為拍攝照片而獻出寶貴生命，有的攝影員甚至在第一次上戰場，拍攝完第一張照片后就犧牲了。

這段攝影抗戰史需要銘記，這些永恆的瞬間和中華民族的抗戰精神需要永遠傳頌。

（作者系：重慶大學 新聞學院）

參考文獻：

[1] 胡宗僑.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新聞界[M].北京:中國社科院新聞研究所,1987.

[2] 王文利,周萍.瞬間形象的力量—新聞攝影在抗日根據地[J].中國記者,2005(9).

[3] 毛澤東.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二版)[M].北京:新華出版社,1984.

[4] 王飛.淺析沙飛的攝影作品[J].藝術廣角,2009(3).

[5] 顧棣.鄭景康在晉察冀畫報社[J].攝影文史,1996(2,3).

[6] 司蘇實.紅色影像對中國攝影的深遠影響[J].藝術評論,2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