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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記憶:年度“少數民族十大新聞”闡析

李 欣

2014年08月01日16:26    來源:今傳媒    手機看新聞

摘 要:本文從媒介記憶的角度,評析1999年至2013年度我國“少數民族十大新聞”評選活動,探討新聞內容分類與信息特征,延伸媒介記憶與形成社會“共識”之關聯,論証媒介記憶與文化象征之效能拓展,對傳播主體媒介記憶的深層機制所構建的典型文本結構,做出了積極創造性的闡明。

關鍵詞:媒介記憶﹔宏觀信息﹔形塑“共識”﹔文化象征

1999至2013年迄今十五個年度,每一年度的歲末年初,年度“中國少數民族十大新聞”評選活動,回顧了對我國少數民族地區具有重要社會影響的事件,體現了新聞傳播主體組構的媒介記憶形式。作為媒介研究和記憶研究交叉領域的概念,“媒介記憶探討傳媒如何在運作過程中起到一個記憶代理角色來完成與社會的互動過程”[1]。媒介記憶首先是一項集體記憶活動,必須基於一定的事實基礎,與一定的社會現實相聯系,媒介記憶已經成為社會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媒介記憶與社會記憶

社會記憶的概念由法國社會學家莫裡斯·哈布瓦赫所提出的集體記憶概念演變而來。在哈布瓦赫的研究之后,對“記憶”的研究范疇擴展到諸多社會層面,與國家權力、族群認同、社會建構、歷史想象等問題聯系起來。社會記憶與媒介記憶之間既有許多共同點,又存在不同之處。媒介記憶是個人記憶的集合與凝聚,同時又是社會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媒介記憶在社會記憶與個人記憶之間建立了一種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紐帶關系。眾多個人記憶通過媒介的傳播效果形成社會記憶,具有社會認同功能的社會記憶也會深刻影響著個人記憶,媒介記憶起到個人記憶與社會記憶之間的中介和橋梁作用。

二、媒介記憶與內容類別

媒介記憶的功能在於搭建個人記憶與社會記憶之間的橋梁,達到個人與社會的認同。媒介記憶內容的選擇,並非媒介所傳播的所有信息都有助於其記憶功能的發揮,也不是所有被媒介採編的信息都值得媒介記憶。某些歷史事件、重大事件、突發事件、紀念事件都是有助於媒介記憶功能發揮的信息編碼特征。1999年至2013年度入選中國“少數民族十大新聞”的重大事件,按照報道數量的比例,內容類別依次是:第一,政策舉措。黨和國家在該年度新近出台,與少數民族地區社會變革息息相關,促進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的戰略舉措和方針政策等,近十五年期間共有27件入選。第二,文體事件。國家傳承與促進少數民族文化和體育事業發展的關鍵動態,近十五年期間一共有24件入選。第三,民生經濟。致力於提升少數民族群眾經濟生活發展的新聞,一共有14件入選。第四,民族團結。弘揚民族團結主題的鮮明旗幟,表彰民族團結先進地區和個人的報道,近十五年期間共有11件入選。第五,紀念事件。針對少數民族重大的節日、紀念日等進行的一系列慶典活動,有10件入選。紀念事件的發生通常形成一定時間周期規律,英國學者康納頓認為,“社會記憶的傳遞或多或少是通過儀式性的操演來傳達和維持的”[2]。媒介通過對紀念儀式的記憶與放大,強化了社會記憶的形成。

年度中國“少數民族十大新聞事件”評選,反映組織專業化的“把關”機制,此外還有典型人物、會議表彰、督導檢查、突發事件等其它重要動態報道。多數入選的新聞事件圍繞少數民族區域化發展主題展開,體現了近十五年中國社會經濟處於快速轉型期間,以國家戰略思想為基礎的政府重大決策,促進少數民族地區各項事業的長足進步。

三、媒介記憶與宏觀信息

年度“少數民族十大新聞事件”編輯模式,呈現新聞文本的宏觀社會構成特點。比如:第一,標題。通常反映報道中的首要話題或關鍵事實,確立了社會公眾由此理解報道內容的主流價值標准。第二,新聞導語。隻有新聞開篇的第一段或者前幾段內容,彰顯了新聞價值“大寫意”的方式,回顧與再現了我國少數民族新聞報道的宏觀景象和某些重要細節。第三,新聞詞匯。幾乎很少使用某些類型的文體技巧,比如隱喻、術語、委婉語、雙關語等,概要式“個性化”的表達模式,更加符合新聞報道權威性和客觀性的要求。第四,時空順序。新聞事件一般按照年度時間順序展開,新聞事件所涉及的空間地理方位,僅僅作為新聞場景所提及,並無具體描繪。第五,默認讀者。對想象中讀者群的認識必然影響對新聞事件評定的形式和內容,對讀者的構想必然體現了一系列與階層、民族、文化背景等受眾相關社會屬性的預設,年度“少數民族十大新聞事件”的默認讀者,主要是與我國少數民族各項事業發展相關的一些黨政干部、公務人員,以及其它國內外一般社會公眾。這項活動的信息編輯模式,從總體上採用強調新聞價值和事實的方法,概述年度我國少數民族地區新聞傳播的主要內容構成。“人們隻有以宏觀的和歷史的眼光,觀照新聞傳播和新聞內容時,才能發現新聞是呈現一定社會歷史演變過程的一條主線”[3]。年度“少數民族十大新聞”信息的宏觀構成,它所關注的不是特定時刻某家媒介報道的具體內容,而是主流媒體在一定社會歷史時期的總體關注、總體反映和總體報道,構建了一定歷史年代媒介記憶的主要景象。媒介的記憶存在於它與歷史的關系中,隻有在歷史如何作用於它,它如何作用於歷史的關聯中才能體現影響力和價值感。

年度“少數民族十大新聞”信息構成的宏觀特點,其一,弘揚與社會時代主題的一致性,時代的發展趨向決定新聞內容的主題,“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社會主義新型民族關系的時代主題,決定我國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總體走向,決定作為媒介記憶一種形式的整體結構和圖景。其二,反映與媒介生態的相關性,“少數民族十大新聞”在直接和現實的意義上的媒介記憶圖景,與我國媒介內容的數量和質量高度相關,當前存在怎樣的媒介生態和宣傳報道,就會有什麼樣的媒介記憶樣式。其三,建構與國家認同的高度關聯。國家認同的五個層面,從高到低為政治認同、文化認同、經濟認同、社會認同和國家地理認同,“少數民族十大新聞”宏觀信息構成,涉及政策綱領和文體事件的報道數量最多,作為媒介的一種記憶形式,突出國家認同最為重要的兩個方面,即政治認同和文化認同,以建構社會公眾對於國家的政治和文化形象的心理認同。

四、媒介記憶與形塑“共識”

媒介對於重大事件的記錄與傳播,不僅能夠影響公眾的集體感知和記憶,而且在此基礎上潛移默化形成並構建公眾長期整體的社會記憶,有助於公眾形成對社會的“共識”。媒介記憶的深層領域具有長期性,年度“少數民族十大新聞”的評選,是對每一年度不可枚舉的少數民族新聞報道,眾多媒介淺層記憶信息的積澱化、檔案化和歷史化,這使得媒介信息已不再是一種即時消費的傳媒產品,已經轉化成具有社會價值、歷史價值和研究意義的文獻資料,意味著信息產品從媒介消費到媒介存儲“質”的躍遷,是媒介新記憶與舊記憶的交結與互動,由媒介組織加以勾勒為一幅幅高度凝練的社會“共識”圖景。

從意義的精神層面來講,“媒介周而復始的短期記憶生產和處理過程,逐漸沉澱進入媒介深層記憶之中,於是零散的淺層記憶信息被有組織地排列起來,形成了某種經驗的或理論的復雜概念,或者說構建了一種圖式和框架”[4],一定社會的主導意識形態往往支配著新聞圖示和框架的總體取向。反過來講,新聞圖式和框架建構的背景前提正是社會“共識性”,正如霍爾所言,“隻有當一個事件能夠被安放在一系列已知的社會和文化共同感之中,或者關於社會‘意義地圖’中的時候,它才具有意義”[5]。

媒介的深層長期記憶,無論是物質層面的檔案化還是精神意義的建構化,都會對今后媒介淺層記憶激活、生產和創建構成影響。淺層記憶與深層記憶的互動過程,主要形成當代社會主流的現實觀,超越了受眾差異的社會階層、民族和文化屬性,廣泛積聚促進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的正能量。

五、媒介記憶與文化象征

媒介記憶作為一種文化象征形式,如同社會領域其它象征形式一樣,大都是在文化分析的范疇內展開,英國社會學家約翰·B將文化區分為兩類概念,即描述性概念和象征性概念。“文化的描述性概念是指一個特定社會或歷史時期所特有的各種各樣的價值觀、信仰、習俗、常規、習慣和做法,以及物質制品、物品和工具[6]。文化的象征性內涵可歸納為:文化是體現於象征形式,包括行動、語言中的意義形式,人們依靠它相互交流並共同具有一些經驗、概念與信仰。湯普森對文化的象征性分析進一步延展到“結構性”范疇,“第一,象征形式是一個主體為了同另一個主體之間的表述。第二,象征形式的生產和構建,以及被接受的過程中典型包含著各種規則、規章或常規慣例。第三,象征形式典型包含著相互具有決定性關系的要素。第四,象征形式是一些構建,突出了某些關聯方面,典型地代表和指稱某些內容。第五,象征形式總是存在於具體的社會背景進程之中,存在於產生、傳輸和接收象征形式的體制化范疇”[6]。

年度“少數民族十大新聞”的文化象征形式,體現為典型的整合模式,以獨特的方式整合了一種媒介技術——國家民委網站,一個機構部門——國家民委相關部門,以及廣域的傳播時空——超越傳受雙方共處的地域限制。互聯網技術傳輸的優勢賦予媒介文化象征的信息廣域儲存效能,國家權威部門是媒介記憶和意義象征得以實施的選擇機構。文化的象征形式在互聯網的傳播時空內,促動媒介記憶的象征形式產生了時間與空間上的效能拓展。盡管如此,效能拓展的性質與程度還需要取決於媒介技術特性,以及媒介所屬的機構部門和受眾的社會屬性等其它共鳴以及制約因素,這是年度“少數民族十大新聞”評選活動,仍有待深入提升其社會影響力不可忽略的因素。

綜上所述,年度“少數民族十大新聞”活動是我國媒介記憶重構文化象征生產、傳播與接受的社會互動領域。我們不僅要關注這類媒介記憶的文化象征形式和手段,還要剖析文化象征的生產和接收條件,否則將會陷入內在主義和簡單主義的謬誤,從而繼續探索媒介記憶中意義建構的有效機制,促進少數民族新聞傳播事業的深入發展,推動社會歷史和文化記憶傳承進步。

(作者系:西北民族大學 新聞傳播學院)

參考文獻:

[1] 邵培仁.媒介理論前瞻[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4).

[2] 康納頓.社會如何記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 楊保軍.新聞本體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4] 邵鵬.媒介記憶的維度、機制及其鏡像[J].新聞前哨,2012(6).

[5] (英)斯圖亞特·艾倫.新聞文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6] (英)約翰·B·湯普森著.高?等譯.意識形態與現代文化[M].上海:譯林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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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董慧(實習生)、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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