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與大眾傳媒的變遷

摘 要：本文以五四時期到建國后三十年到新時期再到新世紀數字化時代這四個時期大眾媒介的變化發展為視角，探析了媒介形式、主導群體及媒介功能的轉變，媒介的主導群體由社會精英階層變為大眾，媒介在國家建設中的作用由想象到形象塑造到參與建構再到全球建構並解構，力圖從這一轉變發展中把握大眾媒介與中國現代性的關系。

關鍵詞：大眾傳媒﹔現代性﹔報刊

尼古拉斯·加漢姆曾說：“當代關於傳媒的歷史爭論的要害是，傳媒不僅是現代性歷史發展的本性，還是現代性構成的標准化判斷”。現代性是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與現代化理論一起出現在西方社會發展研究學術舞台上的重要概念。約翰·湯普森在《傳媒與現代性：傳媒的社會理論》中認為，媒體在現代社會中發揮著核心力量的作用。他指出要了解現代社會的興起，就必須考察媒體交流形式的出現，表現為媒體機構掌握了交流形式。傳媒的發展，從早期15、16世紀的印刷業到今天的電子媒體，是現代社會崛起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從古登堡發明印刷機促進了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到梁啟超辦報宣揚維新變法和陳獨秀辦報引發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這些例子都說明傳媒與社會發展變遷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一、社會結構的現代化轉型

報刊作為中國現代化運動的重要產物，從維新運動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運動，它承載了一個時代的民族國家想象。

1862年，創刊於上海的《上海新刊》可以說是近代上海第一種嚴格意義上的中文新聞紙。19世紀70、80年代，第一批近代國人報刊出現，如1874年王韜在香港創辦的《循環日報》。中日甲午戰爭前后的中國，一方面民族危機的產生引發了知識分子對新民族國家的吁求，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發展要求一個自由民主的外部環境，此時大眾傳媒便充當了建立“共感”的社會角色，現代報刊在中國掀起了第一個大眾媒介推進社會的浪潮。

隨著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以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為代表的維新派趁勢崛起，並試圖通過辦報推行變法運動，僅1896到1898年間，國人新辦中文報刊已達到105家。戊戌變法失敗后，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取代了康梁維新派，成為公共領域中民族國家心想象的主體。1900年，孫中山創辦《中國日報》，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發刊更是系統的闡釋了“三民主義”的思想。1907年，《新民叢報》停刊，革命派與保皇論戰取得勝利。辛亥革命后《新青年》創刊，其后僅一年內，各地新出版的新思潮報刊就達到四百余種。

知識分子渴望借助報刊來宣揚社會革新思想，重塑民族國家認同感，軍事和政治外交上的失敗更加速了中國的現代化運動，這種國家認同具有深刻的危機感。在知識分子的文化想象中，中國傳統文化與新的共同體是非此即彼的對立關系，而實際上，在報刊營造、書籍等媒體營造的公共空間之外，知識分子仍然深受傳統文化的支配。面對西方的現代性選擇時，文化傳統尤為關鍵，中國知識分子始終處於民族危亡的焦慮狀態，希望以西方現代文明來拯救處於危機的中華民族，即應用西方的新方法來擺脫國家和民族危機，而這最終將中國現代化道路引向“反西化的西化”——馬克思主義。

二、新國家形象的建構

20世紀30年代，日本大規模入侵中國，民族危機進一步深化，以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為基礎的國家想象成為許多知識分子追求的新目標。無產階級領導中國革命並取得勝利，以中產黨為代表的國家領導集體建立起了新的民族國家。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土地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運動隨機展開，政治在公共空間中獲取了最高話語權，並試圖重塑現代革命歷史和新國家政權的形象。在特殊的時代語境中，媒體作為社會體系合法化的一種工具，在政治與文學之間充當了中介的角色，政治借助確立自己的話語權威，政治權威拓寬了文本的傳播面，但又往往屈從於社會政治的運作邏輯而不是文學、文化的運作邏輯。

新中國成立以后的中國報業，基本結束了晚清以來以雜志和報紙副刊為中心的文學流派社團的組織方式，文學雜志和出版社都被納入國家體制之中。大眾傳媒通過相對固定的模式，傳播人民群眾欣賞喜愛的民族英雄和角色模型，在新中國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媒介在重建社會秩序、宣傳引導人民群眾等方面承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建國后的十七年，體制化的因素左右著文學的創作格局和傳播取向，報刊出版社等傳媒機構都逐步被納入體制化的管理架構之中，主流意識形態通過媒介在公共領域建立對新的國家形象的想象。大眾傳媒隻能傳播符合主流意識形態的文學作品，因為“我們所有的報刊和書籍，都應當是用共產主義精神教育人民的”。這一時期的“創作自由”是以“文學黨性原則”為基礎的，出版工作亦是如此，國家意識形態通過權力利益的配置對文學生產和傳播進行監督，大眾傳媒和文學生產都被納入到國家體制中。

如果說在上一歷史時期，知識分子通過報刊建立一種合作交流的形式，以此完成對新民族國家的想象，那麼新中國成立后，報業已被納入到國家權力體系中，國家借助傳媒的力量完成了對新國家的想象，即社會主義。在這種政治想象中，知識分子延續了陷入民族危機時的焦慮，它仍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部分，只是區別於西方主流現代化的社會主義。

三、現代化社會的轉型

1978年后知識分子對中國現代化的想象，既延續了五四以來的西方現代化理念，又繼承了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想象。在新時期，西方現代化的理念融入到社會主義的國家形式之中，並使之更為人性化、生活化，社會結構開始了再轉型。改革開放后最重要的變化時大眾傳媒獲得了經濟的功能，政治和經濟共同影響著傳媒取向。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大眾傳播媒介逐步走向大眾，同時，大眾傳播媒介結構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報紙、雜志種類繁多，發行量迅速擴大，廣播電台和電視台數量激增，受眾人數急劇上升，互聯網逐漸發展成為影響最廣、市場潛力最大的產業之一。然而這些變化都是試圖把大眾傳播媒介從極“左”的文化思潮中解放出來，發揮其獲取社會公眾信息、交流各方意見的媒介作用, 使之真正成為社會的耳目與喉舌。80年代中后期深度報道開始崛起興盛，大眾傳播媒介幾乎都醉心於追求大容量、高深度、快節奏的傳播內容，深度報道多聚焦於現實生活中的熱點問題, 以敘述事實與深度評述相結合的方法, 全方位地揭示事件的真相。

90年代后都市報開始興起，其讀者主要為都市市民，屬於市民生活報。都市報的內容以新聞報道為主，多強調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的實用信息﹔報刊的報道多由生產報道變為消費報道，傳播對象由機關單位和生產機構變為市民個體﹔報刊的管理與經營均以市場為導向。市場在都市報的發展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市場通過都市報向市民傳播消費理念、刺激消費生產、引導消費行為，同時都市報本身也成為市民的日常消費品，人們逐漸把消費領域作為探索和創造自己的個性作品和自我認同的突破口，並消解了與現代社會相沖突的傳統政治意識形態。都市報著眼側重於對市民個人生活的報道，而這實際正回應了民眾渴望走出集體意識形態、尋找個人價值的強烈心理訴求，甚至有學者將90年代以來的中國報業稱為“全球化消費中的欲望生產”。但也正因為都市報的報道都是圍繞市民各種類型的消費展開的，它也為社會帶來了種種負面影響，例如對消費主義的盲目崇拜和對精神追求的漠視，從而消解了人生意義﹔個體隻關注個人價值，社會責任感淡薄等等。姑且拋開大眾媒介轉型所帶來的種種弊端不談，我們可以看出，自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大眾傳媒的經濟功能復蘇，在政治與經濟的合力下運營，延續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大眾傳媒獲得了象征性權利，並逐步解構了主流意識形態的權威包括政治權威，其本身就是一種現代性的表征，它從觀念上消解了20世紀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由民眾危機轉化而來的對權威的呼喚，消除了數千年以來在封建宗法社會中形成的對權威的纏繞。然而這種變化卻使大眾傳媒從政治牢籠掙脫，卻又套上了經濟的枷鎖，中國現代性的發展可能脫離了知識分子預先設置的軌道，重新偏向他們想要超越的資本主義。

四、數字化時代的挑戰

進入新世紀以后，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和互聯網的普及，中國迎來了數字化的新世代，互聯網和應用技術的普及發展挑戰了傳統媒體的權威，媒體開始走向數字化與網絡化，隨著新興電子媒體的蓬勃發展，讀者正在不斷向互聯網、手機等互動，期刊報紙雜志的數字化成為全球性的發展趨勢。

互聯網的普及給中國民眾帶來的變化首先是書寫方式的改變，與傳統寫作介質相比，電腦書寫的痕跡失去了物質性，主體的穩定性失去了支撐，同時網絡上無數次拷貝粘貼難辨真偽，寫作的主體中心性更為脆弱，作為中心的作者去中心化，進而消解了作為權威的作者性﹔寫作方式由文字書寫變為電腦輸入以后，作者不再依附於書法，與封建宗法制度相對應的書寫者的穩定性也隨之解構﹔同時網絡博客的興起使得私人領域公共化，網絡已深入人民群眾的生活，形成了一種新的具有經驗性的生存方式。

同時，數字化媒介還將全世界媒介納入所謂全球化的復雜聯結之中，使文化傳播呈現“非領土化擴張”的特征，這是現代性的一種新的特征。它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領土擴張，而是利用數字技術的傳播超越國界，將“他者”的體驗帶入異域的個體生活之中。文化帝國主義即是非領土化擴張的一種極端形式，往往通過大眾傳媒來組織和實現，構筑“媒介帝國主義”。隨著中國傳媒業的進一步開放，民族文化將面臨更嚴峻的挑戰，但也同時為現代性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契機，中國傳媒業的轉型還需要很長的路要走。

（作者系：上海大學 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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