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女性電視節目中的性別政治

摘 要：作為一種重要的媒介批評理論，女性主義媒介批評主要是從社會性別的視角出發,從性別權利機構切入，重點研究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和女性在媒介行業中的現實生態。本文主要運用內容分析的方法，選取有代表性的女性電視節目，著重從女性主義的視角對這些節目進行思考和評價，並希望對女性主義媒介批評研究有一些啟示。

關鍵詞：女性主義﹔性別政治﹔女性電視節目

近些年來，有關女性主義媒介批評的研究逐漸成為國內外學者關注的焦點。早在1978年，美國傳播學者塔奇曼主編的《爐床與家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論文集，標志著女性主義媒介研究成為傳播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隨著時代的發展和女性個體意識的覺醒，女性主義媒介批評也具有了更深層次的涵義。王波在《顛覆與重構之間——對當代中國女性主義傳媒批評的反思》中提出：“女性主義媒介批評專指從女性主義立場出發針對傳播主體與傳播內容展開的理論批判。大眾傳媒是話語生產和斗爭的場域，其最具建構性別意義的功能。[1]”女性主義傳媒批評研究的是女性在傳媒話語中的地位和身份。這一傳媒批評類型大大超越了傳統的批評模式，促使媒介研究開始走向對傳播過程中性別差異乃至性別歧視的研究。女性主義媒介批評主要具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批判媒介中對女性形象的刻板塑造，其中包括新聞報道、廣告、電視連續劇等。在部分媒介的表達中，女性的形象傳統單一，沒有做到個性解放和自由獨立。二是研究在傳媒領域內女性的現實生態，探究大眾傳媒能在多大程度上促進男女性別平等，從而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尋找媒介中性別和話語權力失衡的根本原因。

二、基於相關女性電視節目的分析

（一）《天下女人》為代表的女性訪談欄目

《天下女人》是2005年起，由陽光文化和湖南衛視聯合打造的一檔面向都市女性的情感談話類電視節目。主持人本身就是成功女性楊瀾。該節目以女性人物（時代感時尚感）和事件為依托，圍繞成功女性的奮斗歷程和情感生活展開，試圖通過訪談的形式走近中國白領女性的精神世界。從女性主義的角度，本文對該電視節目有以下幾點思考：《天下女人》作為一檔女性電視節目，從當代女性的視角出發，講述了成功女性的心路歷程和奮斗足跡，向廣大女性傳播了積極向上的正能量，彰顯了女性生存的社會價值。其次，《天下女人》的採訪對象涉及不同行業、不同經歷的女性。通過對各行各業成功女性的訪談，有助於各類思想的交流和碰撞，可以使女性打破個體生存的束縛，在群體中探索女性解放的力量。最后，《天下女人》是一檔性別意識較為突出的女性節目。中國的女性節目多數是在女性主義思潮的背景下開始起步，但並不是所有的女性節目都關注女性主體意識本身。例如某些時尚類節目以女性的外在美為賣點，討論女性怎樣裝扮才能得到男性賞識。這些節目將女性物化、商品化，男權意識滲透其中。《天下女人》作為一檔具有深度的女性節目，大大促進了女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

（二）《半邊天》——女性節目的始祖

由於收視率的緣故，該節目現在已經停播。但是，作為女性電視節目的始祖，有必要對其進行一些思考。《半邊天》是中央電視台一個以性別特征定位的專欄，是國內最早的女性欄目。它的宗旨是關注社會性別，傾聽女性表達。1998年以來，《半邊天》密切關注社會中的男女平等問題，強調兩性交流溝通。成功制作了《我們的一個世紀》《20世紀中國女性史》《我關注•我記錄》等大型節目，在觀眾中引起了強烈反響，一躍成為中央電視台的品牌欄目之一。從女性主義的角度來說，“半邊天”的節目名稱具體很濃重的女性主義色彩。但欄目本身卻是一檔強調平等意識、態度溫和的女性欄目。節目以“男女平等”為生存原則，力圖在男女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展開平等對話。雖然節目因為播出時段問題導致收視率不佳並最終停播，但本文認為，欄目推崇的宗旨和思想值得其他女性電視節目借鑒和學習。

（三）《非誠勿擾》為代表的相親節目

相親節目從嚴格意義上來說，不能屬於女性電視節目。但是其中牽涉到性別政治的問題值得我們去深入地探究。

《非誠勿擾》是2010年1月15日在江蘇衛視開播的一檔新派婚戀交友欄目，旨在為廣大單身男女提供一個認識和交流的平台。該欄目的發展並不一帆風順，從一開始的熱播與火爆，到不斷的話題與爭議，到停播與整改，到現在的平穩運行，《非誠勿擾》一直是媒介關注的焦點。當然，對它的批評多集中在節目真實性、節目中炒作“拜金女”、“炫富男”等低俗惡俗內容、節目話題觸及社會主流價值觀等。下面，本文主要是從女性主義的角度來對節目進行思考：

首先，以傳統的相親標准來說，通常女方會找比自己經濟條件略好或至少門當戶對的對象，而男方通常會要求比自己年輕、教育程度比自己略低或至少不高出自己許多的對象。這些傳統相親標准，非常明確地體現了男女的社會角色及地位的差別：男性需要事業成功，即在社會上有較高地位﹔女性則更被關注外在，在教育程度方面甚至仍有無才便是德的痕跡。這一相親節目的內容也的確比較符合傳統相親標准。

其次，從相親節目的人員設置看：“多女一男”的模式，24名女性參與者，5∼6名男性選手。這些女性參與者的年齡及職業構成在所有相親類節目中都比較一致。她們的年齡基本不超過30歲，有個別大齡參與者也是為了增加多元性。而在職業選擇上，大多數參與者都從事一些傳統上符合女性的工作，比較少有事業型女性或類似警察、公務員等男性佔主力的工作。與之相反，男性參與者在年齡方面的自由度要大很多，經常有超過35歲的。職業方面雖然也比較傳統，但更多元一些，且強調收入。

此外，主持人和嘉賓在這一類節目中有著非常大的重要性，《非誠勿擾》多選擇了男性。我們知道，在傳統的父權制社會中，女兒的婚姻，多由父親來掌握。主持人和嘉賓一起，控制節目的節奏，適時給予點評，如同在行使父親的權力。女性在這一環節失去了話語權。

再次，從節目中的“秀”來看：《非誠勿擾》的制片人王剛提出了這樣的觀點：“節目不可能讓你靜靜地坐下來談，從不認識，到探討一些共同的話題，再到找到共同語言等等一系列程序地交往，隻能是速配，為男女情感提供一個相識的意向。”因此，在選嘉賓時，他要求“表現力一定要好，秀嘉賓是節目的副產品”。表現力、秀，都是基於娛樂節目的本質衍生的要求。在打著真實的、相親的名號下，當場上的女性參與者在“秀”時，一方面，觀眾很少懷疑，並相信那些都是真實的，都是她們日常生活中的婚戀觀人生觀。另一方面，參與者又不可能呈現真實，因為真實將降低可看性。於是，相親類節目就出現了許多爭議性人物，她們在被節目利用來提高關注度后，卻需要承擔來自社會的壓力，甚至引起社會上諸如“現在的女孩子怎麼都這樣”的反應。這對於參與節目的女性，以及所有其他“現在的女孩子”，都是一種不公。

最后，我們來看節目流程中的把戲：開場是24位女參與者入席，鏡頭會捕捉每一位的穿著打扮，並給予其中一些特寫。在裝扮上，參與者一致地以裙子為主，並絕少素顏。《非誠勿擾》某幾期有過中性風格的參與者，然而數量極少，並且幾乎從沒有成為男選手真正的選項。可以說，這些中性參與者的存在更像是一個純粹的時尚娛樂因素，是為了被消費而增加的。關注這一群體，絕非相親節目的題中之意。

接下來：主持人歡迎男選手出場﹔播放展示男選手資料的VCR，一般包括年齡，職業，興趣，對理想女生的描述，好友評價等。一旦他在展示完所有資料后仍有人亮燈，那麼就轉變游戲規則，進入男選女格式。在最終決定之前，可以看意向中女生的資料。以下是《非誠勿擾》規定的10項女生基本資料：經濟狀況、三圍、婚戀史、是否想生育、家庭背景、是否介意和男方父母一起住、婚姻中的金錢管理、此前分手的原因、學歷、最不能忍受的男生的缺點。女性的“被觀看”的特點，在這裡展露無遺。“被觀看性”隱含的與性別的聯系也是參與節目的雙方不平等的方面之一，在絕大多數節目中，女性參與者都不提與性別有關的話題。然而通過穿著，通過資料，男性以觀看者的方式得到了與性別有關的訊息。

總之，相親類節目看似時尚，但在女性主義的立場上分析，它仍然傳達著一種保守的婚戀觀以及對女性的認知，維護和強化了既存的社會意識形態。這一切都是力圖為女性爭取平等和自由的人們反對的。

（四）《快樂女聲》為代表的女性選秀節目

《快樂女聲》原名《超級女聲》，是大眾女性歌手選秀賽。在此之前，湖南衛視已經舉辦過《超級男聲》這樣的真人選秀節目，但社會反響一般。《快樂女聲》的出現，不但獲得了人們的高度關注，更是一舉奠定了湖南衛視在娛樂節目中的品牌優勢。從國內選秀節目近年的發展狀況，我們可以看出，國內選秀節目中的一些選手展示出“女性中性化”與“男性女性化”的性別氣質。2005年獲得冠軍的李宇春就顯示了不同於女性標准的身體特征和性別氣質。這種中性氣質引發了受眾的關注，顛覆了傳統性別體制下標准的女性形象。女性主義者認為：性別不是天生的而是建構的。選手們在節目中的表演則成為其性別建構的重要路徑，選秀節目成為不同性別意識形態協商的場域。在父權制文化中，性別的標准是由男性制定的，由此造成了男性對女性的絕對優勢。通常而言，男性形象多為冷靜理智堅強，女性則是感性溫柔軟弱。這樣的權力結構不僅確定了女性的從屬地位。更重要的是排除了任何其他的性別形態。但是，在當下，男性對性別結構的主控地位與他們對非男性的邊緣性界定是相對存在的。女性以及具有其他性別特質的群體也從未停止過抵抗，從而不斷生產出新的話語權力以挑戰這樣不平衡的權力體制。對女性而言，要獲得更多的社會承認就要爭取更多的話語權，挑戰男性的統治，解構主流話語以爭取平等的文化地位和政治權力。

由此可見，性別平等不僅意味著男性和女性的平權，更應該包括男女之外的任何性別都擁有同等的權力。不過就現狀來看，盡管社會文化不斷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性別觀念也日漸寬容，但突破傳統性別陳規的束縛仍舊是漫長而艱巨的任務。

（作者系：南京理工大學 設計藝術與傳媒學院）

參考文獻：

[1] 王波.顛覆與重構之間——對當代中國女性主義傳媒批評的反思[J].新聞與傳播研究,2006(2).

[2] (英)多米尼克·斯特裡納蒂(Dominic Strinati)著.閻嘉譯.通俗文化理論導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3] 陳崇山,卜衛.中國女新聞工作者的現狀與發展[J].婦女研究論叢,1996(3).

[4] 卜衛.媒介與性別[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