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報業輿論研究及思考

摘 要：風雲變幻的民初革命時期，報紙作為一種輿論武器，積極參與了政治舞台的建制。民國元年，報業出現短暫的空前繁榮，報刊輿論呈現出“咸與維新，百家爭鳴”的美好局面﹔袁世凱奪取國家政權后，對報刊輿論的經營採取獨裁扼殺策略，報業發展陷入歷史低迷﹔基於對袁世凱幕府當權的反抗，報刊的討袁之聲此起彼伏，民間輿論觸底反彈，至此，袁世凱及其軍政利益集團不得人心，袁稱帝不成，在萬民唾罵聲中郁憤而逝。本文擬對民初報業輿論經歷的重視、壓制和反彈三個階段逐一分析，以窺探民初新聞事業被動進步的現實意義，及對當代新媒體輿論建構的積極啟示。

關鍵詞：輿論之母﹔新聞絕對自由主義﹔言論機關

一、引 言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以下簡稱“孫”）當選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並在南京宣誓就職，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由此誕生。久受封建壓迫之苦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辛亥革命勝利后試圖大展手腳，仿照西方制定和推行一系列資本主義的政策法令和革新措施，立志將中國建成一個民主、富強的民主共和國。民主的思潮滲透到社會的每一處建設中，新聞自由之風也因清朝諸多新聞法規的廢止得到擴散。從1912年民國建立到1916年6月袁世凱去世這一時期，中國報刊輿論相繼經歷了重視、抑制和反彈三個興衰歷程，本文擬對此嬗變作出梳理，以審視報刊作為重要輿論工具在政權統治中的作用及利弊得失，供商榷。

二、輿論重視階段：曇花一現的繁榮

（一）法律政策與政府姿態

清末民初，新聞事業隨著政治環境的轉變，展現出一片熱鬧氣氛。以孫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在民國成立后，立即將言論自由作為與封建專制相對立的原則之一，大力倡導和推行。南京臨時政府特意廢除了清廷專為抑制新聞出版業而頒布的《大清報律》——封建專制統治下嚴禁森嚴的狀況被打破，同時頒布了《民國暫行報律》，將報界言論與出版納入法定軌道。由於當時新聞界人士新聞法制意識的薄弱，此舉並未受到社會擁戴，而是群起抵制。孫迫於當時的輿論壓力，以該報律未經參議院發布無效為由取消《暫行報律》。

在民國政權剛剛建立、社會動蕩、言論不一的局面下，新聞事業因為沒有相應法律的管制和約束，開始肆無忌憚地畸形發展，“言論出版自由”的觀念在新生的政權中得以縱容，暫時“落地生根”。

（二）作為輿論之母的報業分野

在“咸與維新”的“大好”形勢下，昌言無忌，新聞事業迅猛發展，辦報活動風起雲涌，全國報紙陡增至500家，總銷數達42000份。這兩個數字，均突破了歷史的最高紀錄[1]。民初的綜合性報刊，大都表示贊成共和、擁護民主，並都自認為是天然的“輿論之母”，是“四萬萬眾共有之輿論機關”，報館應該成為與國務院、總統府平等對待的，跟參議院同性質的監督機關，新聞記者則理所應當地擔負起“監督公仆，指導國民”的“天職”。報紙的言論自由受到尊重，各報直言諷諫，可公開批評官員、謾罵總統，朝氣甚盛。民國元年的報刊輿論，主要發生了以下變化：

1.“報刊作為輿論工具”的主體意識增強

這一點可以從報館的辦報宗旨上看出來。1912年5月下旬，宋教仁親自擘劃出版的《亞東新報》，以“監督政府，指導國民，鞏固共和政體，注重民生主義”為辦報宗旨﹔7月1日創刊的《民生報》，以“鼓吹民生主義、闡發共和真理，監督政府行政，冀實行本黨之政綱”為宗旨﹔12月1日，梁啟超在天津創辦的《庸言》報，則主張用平常、切實、有理的報刊言論來為政府建議獻策。

民國初年，在“政黨政治”的影響下，刮起了一股結黨結社風，在第一屆國會選舉之前，大致形成了國民黨、共和黨、民主黨和統一黨四個較大的政黨。這四個政黨都十分注重報紙作為重要言論機關的輿論地位，紛紛開辦了機關報，來宣揚各自的執政主張和思想。國民黨作為最大的政黨，在民主政黨報刊中數量最多，在京、津和滬等全國各主要省市都有創刊，較為出名的有《民立報》《國風日報》等﹔共和黨的報刊主要有《民聲日報》《強國報》等﹔民主黨的主要機關報有《國民公報》《庸言》等﹔統一黨則以《大共和日報》《公論日報》等為自己的機關報。

雖然報紙自身的言論立場時有改變，各黨派報紙政論之間頗有分歧，矛盾層出，甚至發展到武斗的境地，但從這混亂中我們依然可以看出，在資產階級新政治不成熟的民國初年，無論是作為報業的創辦方，還是國家的執政方，都開始注重報紙這一媒介所發揮的輿論場的效用，這對后來的政治變革無疑具有極大的推動作用。

2.“實業、教育救國”“男女平權”等思想進入公眾視野

辛亥革命之后，全國興起了一股興辦實業的熱潮。一批鼓吹發展實業的日報、月刊隨之問世，如湖北工業總會的《工業世界》、武昌的《國民經濟雜志》等。這些專門性報刊普遍認為“今日共和初成，興辦實業實為救貧之藥劑，為當今最要之策”[1]。孫就任南京臨時大總統以后，聘請蔡元培為教育總長，蔡元培對清末學制進行了徹底的改造，構建起現代學制體系[2]，使教育事業得到迅速恢復和發展。民族資產階級為了宣揚教育救國理念，相繼出版了一批教育報刊，教育學者們紛紛在教育報刊上發表自己的教育理念和看法。比如作為教育文化救國論者的陸費逵，便認為“教育得道則其國盛﹔教育不得道，則其國衰弱而滅亡，此一定之理也”。

民初元年，由於婦女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婦女的政治熱情和對新生活的期待都渴望得到滿足，一些先進的女權分子便積極創辦婦女報刊，大力提倡女學、女權，廣造婦女解放、男女平等的言論，要求婦女參政，在社會上造成了一股婦女解放的輿論風潮。

革命勝利后資產階級的“新聞自由”之風和政府對報業的開放管理姿態使報業出現短暫的繁榮之貌，政黨報刊的蜂起使當局政府將報紙這一媒介作為政論爭斗的重要輿論場﹔經濟報刊、教育期刊及女子期刊的紛紛出版，也使“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男女平權”等新思想和觀念提上大眾輿論的日程，報業的這些舉措在短期看來可能並不能對社會起到太大改變，但從長遠看來，這對之后的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的發生無疑是具有潛移默化的推動作用的。

三、輿論壓制階段：萬馬齊喑的嬗變

（一）制度打壓：專制統治的法律牌

1912年3月，袁世凱（以下簡稱袁）竊權以后，出於反動的階級本性和建立獨裁統治的目的，表面上信誓旦旦忠於共和，暗地裡卻以及其奸詐的手段實行專制，並對當時民主進步的新聞事業加以打壓。為了最大限度地控制輿論，他，一方面全力建設自己的編輯出版體系，壟斷出版權﹔另一方面則利用政權力量來制定一系列針對進步力量的新聞出版法令，實行嚴格的書報檢查制度，企圖徹底封殺革命和進步書報刊的出版。1914年4月，袁幕府在參考《大清報律》、日本《新聞紙法》的基礎上，頒布了《報紙條例》，該條例規定8種情況不得刊載，“混淆政體”和“妨害治安”（就是不允許出版物有任何冒犯當局的思想內容）就在其中，之后又相繼補頒了《陸軍部解釋“報紙條例”第十條第四款軍事秘密之范圍》《報紙侮辱公署依刑律處斷電》以及《報紙條例未判案件包括於檢廳偵查內涵》等規定——其限制出版自由的真正用意顯而易見。同年12月，北洋政府頒布《出版法》，對所有文字、圖畫印刷也作出類似規定，將限制報紙的內容擴大到所有出版物，並要求這些出版物在發行前必須交警察署審閱。袁幕府戒備森嚴，對信息和輿論傳播的控制力度得到進一步加強。

（二）從政論到新聞：暴力牌下被動的內容置換

二次革命失敗后，袁世凱對國民黨系統的報刊和其他反袁報刊進行了大掃蕩。所有異己報刊（包括國民黨報刊）被冠以“敵黨報刊”的罪名遭到查封，多數報刊主筆或編輯遭到無辜陷害或殺戮。如宋教仁被刺一案，《國光新聞》《國風日報》在隨后發表的評論文章中使用了“政府殺人”“謀叛”“民賊獨夫”等言辭，立刻遭到的軍警的包圍、拘謹和法庭的傳訊。同年5月，袁世凱指令內務部按照《大清報律》或刑律第16章第31條，對這些報刊予以“嚴重取締”，美其名曰“重秩序而安人心”。自癸丑報災（1913年）到1916年袁為復辟帝制而對輿論界殘酷鎮壓期間，全國報紙總數始終在130種左右徘徊，形成了持續4年的新聞事業低谷[3]。

較之於民國初年報刊的言禁大開，此時的報紙則呈現出“萬馬齊喑”的局面。在國內政局動蕩不定的同時，國外爆發了世界大戰，這一切也喚起了報紙對時局的關注。其次，由於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精力分散，中國工商業得以在此空隙中有所發展，經濟的發展使得人們對新聞信息需求大幅增加。因此，不少報紙為了生存不得不將注意力集中轉移到了做好新聞報道上。隨著報刊的議事日程的豐富，民眾輿論也由之前單純的關注文人論政、政黨內訌、政黨要人言論轉移到國內外發生的諸多新聞事件中來。

從長遠來看，袁的新聞立法讓政黨報刊遭到重創的同時，也讓當時的新聞報道工作有了較大進步，這無疑豐富了報業輿論場的建構，增強了報刊的持久生存力。

（三）輿論鼓吹：親民牌下的報刊腐化

袁疏於治學，精於世故，十分注重對政治輿論的經營。他利用各級官府權勢，用公款創辦或盤進一批民辦報紙，讓御用文人打著民辦招牌，以民意代表的身份魚目混珠，以“握言論之中堅”。《亞細亞日報》便是在袁世凱復辟制喧囂的高潮中創辦起來的，是御用報紙中言論最反動、最猖獗的一家，也是全國最先公開為袁世凱恢復帝制作宣傳的報刊。該報刊在二次革命時發表《討賊露布》攻訐國民黨﹔在袁欲圖恢復帝制時，又《君憲救國論》等“研究”帝制的文章為袁歌功頌德，淪為袁府心腹的《亞細亞日報》，阿諛備至之態彰顯無遺。

除了創辦御用報刊之外，為了制造親民輿論，袁世凱還利用金錢籠絡、收買報紙和報人，這種丑惡行徑嚴重腐蝕了中國新聞界。不少報人迫於生存壓力或出於利益需求，職業道德淪喪，趨炎附勢，為袁世凱復辟大力發表擁護言論，成為袁世凱幕僚的走卒和幫凶。1915年12月31日，袁世凱下令改次年為“中華帝國洪憲元年”，不少報紙立即一致將“洪憲元年”揭諸報首，並出紅報致賀。報業之恥，莫此為甚。

四、輿論反彈階段：政體崩潰的前兆

輿論反彈階段與先前的輿論抑制階段並無明顯的時間界限，可以說，兩階段處於並行狀態，只是報業輿論呈現大局面反彈情形，是在袁世凱當權的后期。

（一）討袁之聲與政體下台

袁在踐踏言論自由、壓制輿論及摧殘新聞事業方面，可以說是“上繼清朝政府之遺緒，下開民國歷屆反動政府之先河，貽害流毒匪淺”[4]。然而，在袁的暴力打壓和金錢誘惑面前，也有絲毫不為所動的堅貞之士，為報業堅持正義之輿論而不遺余力。被稱為“橫三民”的《民權報》《民國新聞》《中華民報》一直高舉“反袁”大旗，報刊言論激烈，其政論縱橫捭闔、懸河瀉水，一時瑜亮。其中，《民權報》影響最大，主筆戴季陶相繼發表了《大哉私人信用》《膽大妄為之袁世凱》《袁世凱之罪狀》等大量反袁、討袁的“時評”和“ 論說”，將袁就任臨時大總統后的種種倒行逆施、踐踏民主、推行專制等行徑予以大肆披露、尖銳抨擊。

袁接受“二十一條”和露骨推行恢復帝制后，全國大多數報刊將“反袁”輿論提上議事日程，不少擁袁報刊也改變言論立場，加入此列，反袁隊伍越來越大，如積雪滾球，以力挽狂瀾之勢，對袁軍政利益集團予以猛烈撞擊。1916年3月22日，袁在軍事失敗、部下相繼叛離的內外交困中，在舉國反對的輿論浪潮中，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同年6月6日，他在萬民唾罵聲中郁憤而死。袁的專制統治終結。

（二）彈簧理論與輿論反彈

物理學中，彈簧伸縮的長度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對彈簧施加壓力的大小，二是彈簧的彈性系數。在彈性范圍內，彈簧所受的壓力或者牽引力越大，彈簧伸縮的變化、長度越大。但是，如果彈簧在彈性范圍之外持續保持受力或牽引狀態，它就很難再恢復到原來的面貌。民初時期的報業輿論有如彈簧，報業本身的發展能力就像它的彈性系數，而國家當權者的管制則猶如對彈簧的施力。

在民國元年，民族資產階級作為國家權力領導人，對報業輿論的管制缺乏強烈的法制意識，在輿論壓力下取消了《暫行報律》的頒布。報業因為沒有太多法制條例的束縛，因“過度自由”的牽引力而得以大量創辦，但這種輿論場的熱鬧氛圍只是曇花一現。袁當權后連續對報業頒布多條法律，令報業發展深受遏制和摧殘，施壓后的報業輿論就像被緊箍咒層層箍緊，一片混亂。對彈簧施壓的力度越大，彈簧的反彈力度也就越大。同樣，袁越加緊對輿論的鉗制，就勢必越會引起報業的反抗。在人人自危、言禁綦嚴的社會環境中，明辨是非的報業人依然保持著獨立態勢與群體自覺，在袁幕府的層層逼迫中觸底反彈，對其丑惡暴行大肆披露，堅持斗爭。袁統治后期的輿論反彈，是先前為了維系政權系統運轉，過度壓制輿論、人心向背而引發的直接后果。

五、結 語

在民國初期，報界輿論成為主導政權生命力的重要武器，它所經歷的重視、壓制和反彈三個嬗變歷程，可以讓我們窺見媒介輿論的巨大能量。近兩年，反腐新聞多次被推上媒介議程，“網絡媒體反腐”一度成為輿論熱點，政府依此作出的反應也成為民眾關注的焦點。如何有效疏通網絡言論通道，控制社會輿論，維護好政府的公信力，成為當前政府亟待慎重思考的難題。

（作者系：廣西大學 新聞傳播學院）

參考文獻：

[1] 方漢奇.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M].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1992.

[2] 張傳燧.中國教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3] 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下冊[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

[4] 劉家林.中國新聞通史(修訂版)[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