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維新派報刊的歷史作用及其主要貢獻

摘 要：在近代中國思想啟蒙過程中，維新派通過創辦報刊的方式同封建守舊思想展開了一場爭斗，通過這場爭斗，不僅推進了維新運動的發展，促進了變法的實現，並向國民傳播了愛國主義思想，進行了資產階級的思想啟蒙教育。在這一過程中，維新派還開創了政治家辦報的先河，創造了報刊新文體，對近代中國報刊史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

關鍵詞：維新派﹔報刊﹔歷史作用﹔貢獻

近代新聞出版事業的初步發展，是戊戌時期的成果之一。西方近代報刊在鴉片戰爭前已經通過傳教士進入中國大地，伴隨著出國留學、考察的國人日漸增多，報紙的作用越來越得到國人的認可。1858年伍廷芳在香港創辦的《中外新報》和1864年陳靄亭在香港創辦的《華字日報》以及1874年王韜主編的《循環日報》可以說是中國人自己辦報的鼻祖。而到了甲午戰后，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人士發覺辦報比著書更加便利於傳播新法，從而開始躋身報業，創辦了一系列具有時代意義的報刊，包括《中外紀聞》《國聞報》《時務報》《知新報》《湘學報》和《湘報》等，這是中國近代報業思想的一種延續和極大發展。據不完全統計，當時全國主要報刊有30多家[1]。這一時期維新派創辦的報刊具有一定的歷史作用，對中國報業做出了非凡的貢獻。

一、維新派辦報的三個階段及其主要刊物

1895年，中日甲午戰敗，在內憂外患以及中西文化碰撞之下，當時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群體逐漸形成一個共識：唯有進行維新，學習國外，方能救中國。維新派作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力量的代表，開始在政壇上嶄露頭角。隨著康有為、梁啟超的“公車上書”，維新運動拉開序幕，在變法的不斷推動下，國人開始紛紛辦報，掀起了創辦報刊的高潮。

1895至1896年，是維新派辦報的第一個階段。該階段主要代表報刊是《萬國公報》和《強學報》。1895年8月，康有為在北京創辦了《萬國公報》雙日刊，由梁啟超等人撰稿，宣傳西學，鼓吹變法。和當時的“邸報”（專門刊載詔書、奏章的報紙—引者注）分送給在京的官員。隨著變法思想的不斷傳播，加上《萬國公報》和上海的《萬國公報》重名，不久即改名為《中外紀聞》，印數也迅速增長到3000份。作為維新變法的宣傳媒介和輿論工具，該刊物在北京的一部分官員和士大夫中，產生了一定的影響[2]。1895年，康有為離京南下，成立了上海強學會，1896年1月，《強學報》應運而生。《強學報》的誕生，對上海，特別是東南地區維新運動的開展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不幸的是，正當維新運動如火如荼的開展時，由於封建士大夫的彈劾發難，反動的封建勢力進行了強有力的反扑。《強學報》刊出三期即夭折，強學會也被迫解散。這無疑是封建勢力向維新派宣傳新法的一次強有聲的抗議，但維新派並沒有因為受挫而止步不前，而是在康有為、翁同酥、李鴻藻等人的努力下，繼續在全國各地進行維新思想的宣傳。

1896年至1898年，以《時務報》《湘學新報》《湘報》《知新報》《女學報》《算學報》等報為代表，是維新派辦報的第二個階段。本文僅列舉前三種報紙做一說明。上海強學會被迫解散后，張之洞的親信汪康年在1896年8月創辦了《時務報》（旬刊），由梁啟超任主筆，共發行了96冊，為期兩年后停刊。《時務報》有其獨到的特點：言論大膽、文筆流暢、思想新穎，在當時風靡海內外，對維新運動的開展起了推動作用，影響十分深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梁啟超的一系列批判封建殘余、鼓吹新法、變法圖強的政論文章，如著名的《變法通議》《論中國積弱由於防弊》《說群》等，在當時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該報的建立不僅加強了維新變法的聲勢，而且梁啟超本人的名聲也迅速提升，“康梁”之稱就是從那時來的。洋務派代表張之洞一度也對該報大加贊賞，稱其“實為中國創始第一種有益之報”。隨著維新變法思潮的日益高漲，以湖南巡撫陳寶箴、譚嗣同的密友唐才常、老師歐陽中鵠、經學家皮錫瑞的對變法的支持、宣傳最為積極。1897年，江標、唐才常等人在長沙創辦《湘學新報》（后改名為《湘學報》），對變法進行了強有力的宣傳。1893年3月，譚嗣同與唐才常又創辦了《湘報》（日報）。該報的建立，不僅卓有成效的對變法進行了宣傳，而且進一步推動了湖南的維新運動，並對南方其他各省亦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900年以后，維新派在近代辦報的第三個階段是在與革命派的論戰中開展的。主要報刊有革命派的《民報》和維新派的《新民叢報》。該階段維新派報紙的特點是主要以抨擊、駁斥革命派的民主言論為中心。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創刊后，公開宣布以“傾覆現今之惡劣政府”、“建設共和政體”和“土地國有”為“主義”。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為理論武裝的《民報》，迅速佔領了進步輿論的中心領導地位，大受海內外進步知識分子的歡迎。而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康有為和梁啟超，這時已經從時代的進步者逐漸走向時代的阻礙者，開始擔心其在思想界的權威地位，通過在報刊上發表言論欲以駁斥革命派的民主革命思想，阻礙其傳播。一場論戰在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和改良派的喉舌《新民叢報》中激烈的展開了，1905年至1907年，兩派在政治思想領域的論戰達到了頂峰，論戰規模之大、時間之長、斗爭之激烈、影響之深遠，為中國近代史中之少見。

二、維新派報刊的歷史作用及其貢獻

維新派創辦報刊對當時歷史進步做出了十分有益的貢獻。歸納起來有以下幾點。

首先，沖破封建言禁，贏得了報刊合法地位。維新派上書光緒帝，要求設報館，廣開言路。1898年“百日維新”期間，光緒帝發布“上諭”，准許報刊“據實昌言，不必意存忌諱”，並對辦報給予“免稅”獎勵，促進了各地報刊飛速發展。“康梁”創辦的《萬國公報》和《時務報》是民間創辦報刊的先例，打破了幾千年來封建統治對輿論的控制，開創了中國歷史言論的新時代。而時人則把維新變法運動期間的國人辦報活動，史稱第一次國人辦報高潮。

其次，涌現出一批近代著名報人，並開創了政治家辦報的先河。“政治家辦報”這一觀念是毛澤東最早明確提出的，也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辦報傳統。“政治家辦報”和“喉舌論”、“黨性原則”一起成為新聞工作的“金科玉律”[3]。在鴉片戰爭前后，我國新聞界主要是以西方傳教士傳播宗教教義和商業信息盈利為主要目的，所以，報業發展十分緩慢。維新變法前，中國的辦報者多為落魄的文人，報紙內容空洞、乏味、低級無聊。直到以“康梁”為首的改良派的出現，一掃過去陳舊腐朽的氣息，報業的宗旨和命運開始和政治緊密相連。而這一時期涌現出的著名報人主要有：梁啟超、嚴復、唐才常、汪康年、麥孟華、徐勤等，不得不說，這些名噪一時的報人成為近代中國報刊業的主導力量。康、梁的政黨報刊思想對后來的黨報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康有為、梁啟超把創辦報紙作為開展政治活動的必要准備，同時把報紙看做政府的耳目喉舌，讓報紙成為宣傳政黨綱領、同革命派勢力進行斗爭的陣地。“康梁”的辦報思想實際上承認了報紙的黨派性[4]。維新改良派在創刊宗旨和目的，創辦過程中和政府之間關系的處理方式上，以及思想傳播和政策宣傳等方面，對辛亥革命時期孫中山等人的辦報思想和理念奠定了一定的理論和實踐基礎，並對后來的政黨報刊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再次，在亡國滅種的19世紀末，通過報刊強有力地向廣大國民發出了“救亡圖存”的愛國主義聲音。維新派辦報是在中日甲午海戰慘敗之后。這時的中國已是各帝國主義國家眼中都想據為己有的一塊肥肉，列強們的鐵蹄進一步踐踏入中國內地，沉重的民族危機，激發了民族覺醒。這一沉痛現狀使全中國上上下下震驚、悲憤，也首先引起了當時民族資產階級先進知識分子的深刻反思，他們通過創辦報刊這一形式，在報紙上強烈地呈現出當時中國危機四伏的緊迫局勢，憤恨地譴責著各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的種種惡劣行徑，並發出了建設一個獨立、強盛的新中國的號召，這極大地激發了上到士大夫，知識分子，下到平民百姓“抵御外辱、興中華”的愛國情懷。

第四，啟迪國人，進行資產階級思想啟蒙教育。梁啟超主辦《時務報》期間，著有《變法通議》一文，指出：

“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萬國蒸蒸，日趨於上，非可閼制。變亦變,不變亦變。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者已，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可以保教，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束縛之，馳驟之，嗚呼，則非吾之所敢言矣！[5]”

這段話明確指出中國要變法圖強，必須學習西方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他還大膽的宣揚“民權論”，否定、批判“為天子論”的封建論調，認為“君權日益尊，民權日益衰，為中國至弱之根源”[6]。梁啟超還主張實行君主立憲制，改變科舉制度等。1895年，嚴復在《直報》上相繼發表了《原強》《辟寒》《救亡決論》等重要政論，大力宣傳西方資產階級的學術思想和政治觀點，沉痛批判封建傳統觀念，這些文章成為宣傳變法的有力佐証。當時維新派主辦的報刊上刊登了相當多介紹西學和西方情況的文章，熱情宣揚資產階級的新思想、新文化，使當時先進的知識分子頭腦為之一震，國民的思想逐步得到提高。

第五，推動維新變法的發展，使變法成為可能。各地維新派團體的報刊活動在全社會造成了巨大的輿論影響，當時具有愛國主義思想的仁人志士都紛紛表示支持，對變法起到了很大幫助。

第六，重視政論，創造了新型的報刊新文體——時務文體，推動了政論寫作的發展。維新變法之前，報刊上流行的是八股文和桐城派古文結合的混合文體。為了變法的需要，梁啟超在《時務報》上發表的文章開始改革，並發展了王韜的報刊政論文體，逐漸形成了以時務文體（政論文體）為特征的獨特的行文風格。他也曾這樣描述過自己當時的工作狀態：“六月酷暑，洋蠟皆變流質，獨居一小樓上，揮汗執筆，日不遑食，夜不遑息。”這樣的努力使他被稱為“輿論之驕子，天縱之文豪。”筆到之處，情感充沛，略不檢束，打破舊文體的清規戒律，風靡戊戌前后，開啟了一代文體的新形象，對日后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時期及以后的報刊文風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三、啟 示

面對當前新聞工作者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漸弱的現狀，通過對戊戌變法時期維新派辦報內容和作用的認識和了解，使我們深切認識到新聞工作者學習先輩們的愛國主義精神和社會責任感的必要性和緊迫感，吸取前人在第一次辦報高潮中的辦報精髓，樹立社會責任意識，培養自身的人格修養，做一個有責任的新聞工作者。

（作者系：陝西師范大學 政治經濟學院）

參考文獻：

[1] 湯志鈞.戊戌變法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 李侃,李時岳,李德征,楊策,龔書鐸.中國近代史[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2006.

[3] 趙雲澤,孫萍.中國新聞傳播史[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

[4] 張默玉.淺議康有為和梁啟超政黨報刊思想[J].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12).

[5] 梁啟超.變法通議[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6] 梁啟超.西學書目表后序[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