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問政”的傳播特性及現實困境轉變

摘 要：自2008年“網絡問政元年”以來，“網絡問政”以其獨有的傳播優勢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但在電子政務建設的過程中，“網絡問政”在信息資源開發方面也面臨著現實困境，“網下問政”的助力無疑對“網絡問政”的困境轉變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網絡問政﹔網下問政﹔傳播﹔困境

隨著“網絡問政”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影響力日益增加，“網絡問政”逐漸成為政府傾聽民聲、匯集民智的重要渠道。在其獨有的傳播優勢引起人們關注的同時，“網絡問政”在信息資源開發中面臨的現實困境也開始引發人們思考。

一、“網絡問政”的傳播優勢

1.問政主體的平等性。首先，互聯網的虛擬性摒除了政府官員與網民之間的身份差異，使政府官員也變為普通網民，與網線另一頭的網友之間展開平等對話。其次，在網絡的虛擬空間中，開展對話的主體雙方最終都演化為傳遞信息的二維代碼，身份、背景差異的消失使政府以往高高在上的傳統形象開始變得朴實、親和、接地氣兒，使網民無需仰視即能在同一水平線上與政府平等對接，傳統執政模式中的“上傳下達”在網絡問政中演變為更為平等互動的“你問我答”。網絡問政主體的平等一方面拉近了政府與公眾間的距離，激發公眾參政議政的熱情，彰顯公眾的政治平等權利﹔另一方面也促使公眾更快獲取政治信息，更好滿足公眾知情權，打破政治神秘感，實現信息平等化傳播。

2.問政渠道的直通性。從時間維度看，問政渠道的直通性源自於網絡高速、便捷、海量的信息傳播方式。和傳統媒體相比，互聯網以秒為單位來計算和反饋信息，形成了一個無邊界、無休止、高速運轉的信息磁場，網民在面向政府官員拋出問題的同時，隨時有可能得到及時回復並處理解決，這種高效、快捷的問政方式是依托傳統媒體問政及政府部門親自過問等傳統問政方式所遠不能比擬的。從空間角度看，問政渠道的直通性可以使網民和政府官員面對面“拍磚”，摒棄傳統“代議制”模式的參政議政，使“江湖”的聲音直接傳達到“廟堂”之上，實現“零距離”的直接問政。借助於互聯網，一位普通網民甚至可以跨越傳統問政環節中的多層級障礙，直接向省委一把手“面對面”反映問題，實現“越級上訪”並使問題得到合理解決。2008年6月，廣東省肇慶市懷集縣的代課教師龍劍喜通過奧一網的網絡問政平台發貼為代課教師訴苦，引發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的高度重視，使全省25800多名代課教師得以轉正，命運被改寫。

3.問政環境的開放性。一方面對於參與主體之一的網民來說，網絡問政的環境凸顯了其“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開放。根據對人民網《地方領導留言版》中反映民意的網友進行分析發現，“他們身份多元，覆蓋面廣，從東部沿海到西南邊睡，從直轄市到鄉鎮村，涉及眾多社會階層，代表了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和意見表達”[1]。對於網絡問政的公眾來說，不論地域、階層，不論身份、職業，不論教育、背景，不論貧窮、富有，隻要欲言、敢言，都可以通過一根網線暢述所言，自由表達個人對於社會公共事務和政府行政決策的所思、所感、所想。另一方面在對問政的議題范圍和言論尺度的管理上，互聯網也提供了一個相對自由開放的平台。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曾說，“在這個平台上大家可以更大膽、更直率、更尖銳地對執政者提出意見，使我們真正做到兼聽則明。即使聽到一些批評的聲音，也可以使我們更加清醒”[2]。這些也顯示了政府部門及決策高層的“容量”和“雅量”，體現了網絡自由表達的根本特質。

4.問政形式的互動性。從問政主體看，網絡問政的互動性表現了政府民主科學執政、網民有序參政議政的政治交往模式的新變化。網民“提問”，政府“回答”﹔政府“詢問”，網民“回答”。政府與網民之間形成良性的、閉合的、可循環、相互信任的通道，在官民良性互動對話的過程中，“頂起一個富有建設性的網絡社會”。從問政內容看，網絡問政的互動性體現了信息的雙向流動。在網絡問政平台中，因為人人都可以發布信息，人人都可以接受信息，傳播者和接受者的界限日漸模糊。在網絡中，傳者與受者其本質上都是不斷發送信息並反饋信息的節點，無數個節點，相互交織，形成網狀結構，實現著信息交換的雙向流動甚至多向流動。從問政效果看，網絡問政的互動性實現了於“問答”間加速政府解決辦理問題、健全網民監督問責機制的形成。網絡問政應不止於“一問一答”的簡單互動，其所追求的更深層次的效果在於“辦理”和“監督”，即通過對信息的收集、整理、匯報等環節對網民集中反映的問題及時反饋，有效辦理，爭取不讓網民放“空炮”。通過網友對部門回復評分、設立“紅黃綠”燈警告制度等方式探索建立監督問責機制，使網絡問政能持續發揮實效。

5.問政成本的節約性。首先，在經濟成本方面，網絡問政中的技術維護費用和網絡運行費用相比傳統問政渠道的花費，要節約很多。對於相關政府部門及官員來說，網絡問政是“一種便捷、低成本聽取基層聲音的方式”，隻需投入較少的人力、物力、財力即可維護網絡問政渠道的暢通，契合了當下建立“節約型政府”的執政理念。同時，對於有意問政參政的網民來說，無需花費高昂的時間成本和人力成本，即可以和政府領導面對面“拍磚”，網絡的“低門檻”為這種可能性的實現提供了便利條件。其次，在效率成本方面，網絡問政的主體通過網絡可以在最短時間內快速獲取海量信息，獲取信息的成本大為降低，一方面，網民的知情權得到更好保障，另一方面，政府的執政效率大大增加，在精簡基礎上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能。

二、“網絡問政”在信息資源開發中的現實困境

有效的“網絡問政”離不開電子政務建設。從網絡平台建設的技術角度看，中國的電子政務雖然自2002年以來取得長足進步，但在現有的政務信息資源開發中仍面臨較大的提升空間。

1.信息資源建設獨立封閉。現今，中國各地政府各部門雖都已建立政府網站和政務微博，實現網絡辦公，但各級政府、不同部門在信息資源的共享上卻仍處於“信息孤島”的狀態，各部門的信息資源相互封閉，互不相通，使本來用一台終端就能實現對所有行政流程全覆蓋的理想圖景在現實操作中被“跑部”折磨地“七零八落”。這種部門間信息資源的相互封閉，不僅浪費了大量人力、財力和時間，而且導致大量信息資源不能充分發揮其實際作用。此外，在網絡平台的開發建設中，“重開發，輕應用﹔重硬件，輕軟件﹔重管理，輕服務”的現象比較普遍。尤其是在一些政府網站上，重視減少鏈接出錯率等網絡技術維護，輕視有價值的在線服務等政務信息資源開發利用，使得政務網站上多呈現出政府新聞發布、政策法規介紹、部門聯系方式等空心化信息，缺少網絡申請、在線辦事、表格下載等實用性服務，制約了政府行政職能的轉變和服務型政府的建立。

2.政務信息公開度不高。廣義的政府信息公開包括政務公開和信息公開兩個方面。狹義則指：“政府機關依照法定程序以法定形式公開與社會成員利益相關的所有信息，並允許公眾通過查詢、閱覽、復制、摘錄、收聽、觀看、下載等形式充分利用政府所掌握的信息的行為與制度。[3]”有效的政務信息公開可以促進網站內容服務和功能服務作用的發揮，但綜觀目前中國電子政務中的信息公開，仍有很多需努力之處。據統計，中國政府長期以來掌握的3000多個有用信息數據庫中，大部分是“死庫”。也就是說，中國電子政務建設中的很多信息均處於靜止狀態，而且由於其所具有的壟斷地位，也給政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利用信息壟斷尋租提供了可乘之機，對政府機構的工作也產生了較大危害。此外，有些政府部門將本應免費提供給公眾的高附加值的政務信息交由商業信息開發機構發布，使公眾需通過付費方式獲取相關信息，而真正讓公眾免費獲取的則多為低使用價值信息。行政信息的商業化表現不僅傷害了公眾的知情權，也限制了政務信息在某種程度上的完整公開。

三、“網下問政”助力“網上問政”

1.“網上問政”不能完全取代“網下問政”。進入信息時代，隨著電子政務的飛速發展，“網上問政”成為政府部門及官員察民情、匯民意、聚民智的新型渠道，並良好彌補了傳統政治運行過程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成為“制度救濟”的一種有效方式。 “網絡問政”為“公民參與政治”提供了新的途徑，但這不代表它會取代現實中的“網下問政”，成為民意表達的唯一途徑。首先，網民代表性有限。雖然截至2012年12月底，中國網民規模已達5.64億，但真正參與網絡政治活動的網民隻佔中國公民的少部分，且由於參與網絡政治討論的網民因受到收入、職業、文化水平、個人偏好等條件的限制，進行網絡政治參與的水平和素養高低不平，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網絡問政”的影響力。從法理上說，“網絡問政”中的網民並不能代表全體中國公民的利益和意願。其次，“網上問政”不是解決各類社會問題的通用方法。“網絡問政”作為“半直接民主”雖然開辟了公民參與政治的新渠道，但並不能單純依靠網絡官民對話來解決所有社會問題。發展“網絡問政”的目的只是為了更好地健全完善現實中的民意表達制度，“網上問政”只是提供了一把開啟公民參政議政的便利“鑰匙”，要切實有效的解決實際問題還要依賴“網下問政”，隻有最終通過“網下問政”把涉及公民切身利益的訴求和意願落到實處，妥善處理，才能釋放民怨，緩解社會矛盾，保持社會穩定。

2.“網上問政”與“網下問政”互為補充，共同發揮實效。在當下“網上問政”如火如荼的發展過程中，政府部門面對如潮洶涌的網絡民意，如果只是滿足於一事一議、簡單問答的網絡平台模式，則無法發揮行政部門的最高效能，解決現實問題。2009年6月，廣東省委辦公廳就專門組織了“網友集中反映問題交辦會”，將網友於網絡平台集中反映的問題交由相關職能部門進行整理、分析，並歸納為五類17個問題，分配到不同職能部門，要求部門負責人“現場辦公”，在3個月內將處理結果於網上公布。這種“網上問政”與“網下問政”的有效銜接，充分發揮了兩者各自的優勢，保証了民意表達制度和渠道的長效、暢通，避免“問政”虛設，改善了“問政”效果。此外，應摒棄現今“網絡問政”中存在的一些形式主義作風，不能將“網絡問政”淪為一場“政治走秀”。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曾與網友直言，“網絡問政”要“真心地問、負責地答，不搞形式、不走過場。最后，還要認真地辦、系統地理，不馬虎，不能只是問，問之后還是要辦的。”[4]表明“網上問政”只是開始，最終目的還是網下執政和施政。要建立健全決策咨詢制度和民意表達制度，需推進“網絡問政”常態化、規范化、制度化建設，將“網上問政”與“網下問政”有效結合起來，最終實現“網上問政”在現實執行中的效用發揮。

參考文獻：

[1] 苑婧.網絡問政初探[D].廣西大學,2011.

[2] 常委履新 集體觸網 網絡問政 頂層潮涌[OL].南方網,2013-01-14.

[3] (美)唐納德•M•吉爾摩等著.美國大眾傳播法:判例評析(上冊)[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

[4] 謝苗楓,徐滔.網絡問政是平等地問虛心地接受[N].南方日報,2012-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