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紐約時報》中國霧霾報道的特點和啟示

摘 要：本文運用框架理論，以《紐約時報》在2013年對中國的霧霾報道為研究對象，分析美國主流媒體《紐約時報》如何對我國霧霾天氣進行報道、有何特點以及不足之處。希望通過研究西方媒體在環境報道方面的方法和特點，我國媒體可以從中取長補短，為今后的環境報道達到預期的傳播效果做好准備。

關鍵詞：框架理論﹔《紐約時報》﹔霧霾﹔新聞報道

一、研究背景和問題

2013年中國遭遇十面“霾”伏，霧霾天氣籠罩了大半個中國，一時間國內外媒體紛紛關注中國霧霾以及相關環境污染問題。隨著霧霾天氣的增多，人們對空氣污染的關注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環境新聞得到迅速發展，美國媒體是環境新聞報道的起源地，《紐約時報》作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重要報紙，發行至今已有160年的歷史，其定位為“檔案記錄”，讀者定位在中產階級（包括知識分子、政府官員、企業家），享有很高的公信度，該報一直是其他新聞媒體和新聞社的消息來源。

本文運用框架理論，從報道體裁、新聞標題、消息來源以及新聞圖片的使用四個角度對《紐約時報》進行分析，管窺《紐約時報》2013年在中國霧霾報道中的特點和不足，為我國媒體在環境報道提供積極的建議。本文利用《紐約時報》1981年以來網絡版數據庫，限定時間在2013年1月1日到2013年12月31日，《紐約時報》在這一整年裡對中國的霧霾報道。所有關鍵詞如下：“smog”“haze”“China smog”“air pollution”，通過上述四次關鍵詞檢索，得出原始數據再進行篩選與驗証，最終得到32篇有關中國的霧霾報道，其中，發表在紙質版上的報道有16篇，16篇中有12篇發表在《紐約時報》，4篇發表在《The International New York Times》——即《國際紐約時報》，該報的前身是《國際先驅論壇報》，也是一份頗具國際影響力的報紙。

二、《紐約時報》對中國霧霾氣候報道的分析

1.新聞體裁側重深度報道。本文將新聞體裁劃分為消息、通訊和深度報道、評論三類。消息比較簡短，通常是報道最新事件﹔通訊和深度報道是深入展現新聞事件的體裁﹔評論是對待事件的態度、立場。《紐約時報》的32篇霧霾報道中，消息2條，通訊和深度報道27篇，評論3篇。統計得出，《紐約時報》對中國的霧霾報道側重於深度式的研究報道，評論類僅2篇。在移動互聯網時代新媒體與傳統媒體競爭的背景下，以《紐約時報》為代表的紙質傳統媒體依然堅持用文字和理性的報道贏得讀者的注意力，某種程度上也同《紐約時報》的讀者群體的特點相吻合，這些特點是關注重大議題、受過高等教育、具有較高閱讀能力。這也說明受眾的特點常常影響媒體對報道風格等的選擇。

2.新聞標題揭示中國空氣污染嚴重性。《紐約時報》在報道中國霧霾天氣時，大多出現了負面形象的詞匯，例如“abysmal levels”“a China nightmare”“engulf”等，這些負面詞匯表現了中國霧霾的嚴重性，除此之外，霧霾報道的新聞標題也暗示了中國霧霾問題的嚴重性，如2013年1月12日題為“On Scale of 0 to 500，Beijing’s Air Quality Tops ‘Crazy Bad’ at 755”（在0∼500的尺度上，北京的空氣質量達到了“極端糟糕”的755），“Carzy Bad”凸顯北京受到霧霾污染嚴重。再如2013年10月22日發表在《紐約時報》A11版的文章標題為“‘Airpocalypse’Hits Harbin，Closing Schools”（“末日空氣”襲擊哈爾濱，學校關閉），“Airpocalypse”由“世界末日”的apocalypse演化而來，意思是空氣污染很嚴重，感覺世界末日要來臨了。《紐約時報》的中國霧霾報道標題除了說霧霾天氣污染嚴重外，有的標題一目了然地說明中國政府採取措施治理霧霾，如同年1月30日的一篇這方面的報道標題為“Beijing Takes Emergency Steps to Fight Smog”（北京採取緊急措施治理霧霾），6月16日的另一篇相關文章題為“China Sets New Rules Aimed at Curbing Air Polluting”（中國採取新規定旨在控制空氣污染）都點出了中國正在採取措施這一事實，但盡管《紐約時報》的標題中也出現了中國政府採取治理措施的，但是多數的新聞標題還是傾向於說霧霾侵襲中國，大部分城市被霧霾籠罩等。通過上述分析能夠看出，《紐約時報》在報道中國霧霾時，標題總體傳達出了一種消極影響，不利於中國國家形象的建構。

3.消息來源多樣化。消息來源，代表著新聞報道真實度與可信度的公信力依據[1]。在研究《紐約時報》對中國霧霾的新聞報道中，筆者根據原文將消息來源分為官方、媒體、專家學者、新媒體（社交媒體）、企業、區域性組織、公眾。官方包括政府官員、政府新聞發布會、新聞採訪發布的消息﹔將媒體主要分為國內媒體和國外媒體﹔專家學者主要是報道中出現的行業專家和學者﹔區域性國際組織包括世界衛生組織、綠色和平組織等國際組織﹔公眾包括一般民眾、環保主義者等相關群體。從32篇霧霾報道中分析出有123條消息來源，每篇報道至少有2種消息來源，通過統計分析，《紐約時報》對中國的霧霾報道中，引用最多的是國內媒體，國內媒體引用最多的是新華社，但是引用后會加注說屬於中國官方媒體，可見《紐約時報》對有官方背景的媒體來源的信息持有警惕態度。其次是對專家學者的引用，專家因權威性和專業性受到《紐約時報》的青睞，值得注意的是，新媒體作為消息來源也佔了一定的比例，說明《紐約時報》緊跟時代步伐，關注新媒體上的消息。

圖1 《紐約時報》在中國霧霾報道中的消息來源比例

4.新聞圖片傳達的形象。我們已經進入“讀圖”時代，新聞圖片作為一種視覺符號在新聞傳播中變得越來越重要。一方面，新聞圖片成為新聞選擇的重要一環，媒體往往引導我們關注部分影像，提示讀者注意某些事物，忽略或者排除不想讓讀者了解的部分，通過這種手段實現特定語境的傳達。另一方面，新聞圖片本身具有符號特性，通過能指和所指的聯系，讓受眾想象出媒體所要真正傳達的價值和理念，從而達到對媒體形象的建構。新聞圖片能夠給予讀者第一直觀印象，最具有沖擊力，從而影響報道主題。深入分析新聞圖片，對於分析媒介的價值取向也具有重要意義。《紐約時報》2013年32篇關於中國霧霾的報道中，配有圖片的報道有21篇，佔整體的65.6%，可見《紐約時報》非常重視圖片的運用。值得注意的是，配發的圖片來源大多集中在路透社、美聯社和法新社等外國媒體，我國國內媒體的圖片非常少，可見《紐約時報》在圖片採用上具有一定的傾向性。圖片的表意與新聞報道的主題基本契合，並以圖片配帶有說明性的文字，來展現霧霾下的中國，從而實現媒介對特定語境的建構。

三、《紐約時報》霧霾報道的特點

1.立體化報道。在霧霾報道中，通訊和深度報道是重要的題材，在總樣本為32篇的報道中，僅通訊和深度報道就佔了27篇。通訊和深度報道會提供更加詳盡的各種信息，信息量非常豐富。除了通訊和深度報道外，《紐約時報》還有社論和專欄，小到消息，大到專題報道、系列報道，《紐約時報》在報道體裁上呈現多樣性和立體化。除了體裁多樣性，消息來源也是多樣化，上到政府高官，下至普通民眾，霧霾報道都可以輕鬆找到消息來源，在一篇報道中很少隻有一種消息來源的情況出現，通常出現兩種以上消息來源，最多達到五種消息來源，可見《紐約時報》消息來源種類繁多。多種消息來源易讓人產生《紐約時報》是客觀、中立、不偏不倚報道風格的錯覺。殊不知，新聞報道要堅持新聞專業主義，但是，“沒有任何一位嚴肅的媒介分家會堅持說每一個地方的新聞事業都是絕對中立的。大量的研究一直致力於駁斥上述說法，從而說明即便可能有新聞工作者信守‘客觀性’這一職業意識形態，新聞仍會包含政治價值觀，這由一系列影響力所致，包括信息採集常規、新聞工作者聘用方式和更大范圍的社會所共享的意識形態概念。[2]”

2.風險性報道。在環境新聞中，風險性是“在環境報道中對生態未來某一段時間內會造成（人為所致，如技術與文化等）某種危害性結果的判斷。[3]”《紐約時報》的霧霾報道具有很強的風險性，風險性正是環境報道的突出特點。風險性報道的表現是對中國的環境問題以及中國的發展問題進行提醒。在一年的霧霾報道中，《紐約時報》記者聚焦中國的空氣質量問題，對中國的空氣環境問題進行拷問，如《China’s Clean-Air Drive Likely to Take a Long Time》（中國的淨化空氣的驅動力似乎需要很長時間），提出治理霧霾必須做出更多的改變，並保証治霾方案的有效實施。《In China, Dreaming of a Less Smoggy Christmas》（在中國，向往過一個霧霾較少的聖誕節）報道了天津出台霧霾天氣管控車輛制度后給當地居民帶來不便后，又取消制度的報道，表達了中國政府對治理霧霾能力的擔心。

3.價值觀偏見的表達更加隱晦。通過對霧霾報道的文本分析，發現外媒對中國霧霾報道中引用的消息來源呈現“客觀”偏向性。新聞報道中，指出消息來源，能夠讓新聞報道更加具有“客觀性”，讓受眾對報道本身所傳達的信息更加真實可信，同時能夠讓媒體消解主觀介入的嫌疑，把所要表達的內涵，以一種客觀的立場表現出來。殊不知，消息來源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偏向性，“消息來源的偏向是指新聞記者選擇消息來源時，系統地偏袒某些人物、團體或組織，而忽視其他人物、團體和組織”[4]，通過對媒介文本中消息來源的研究，可以了解到媒體潛在主觀偏向性。

4.引用中國的消息來源單一化嚴重。盡管《紐約時報》的消息來源具有多樣化，值得注意的是採用中國方面的消息來源非常單一。中國的消息來源大致可分為官方新聞發布會和中國政府領導下的官方媒體，如新華社、CCTV、《人民日報》《環球時報》，還有少量來自《東方早報》《上海日報》等地方媒體，缺少記者對國內相關人士採訪的資料，雖然《紐約時報》也選取社交媒體上的消息來源，但社交媒體上的消息來源仍是現實中的新聞機構、社會名人等意見領袖。

四、結 語

環境問題同經濟高速發展相關，霧霾天氣必然引起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矛盾與爭論，孤立的報道污染不符合新聞報道全面、真實的要求。不管對霧霾報道還是其他環境報道，國內媒體要承擔起應有的責任，既為公眾提供更加科學和深入的報道，又要為樹立國家良好形象做出努力，在這兩方面，國內媒體還需要積累更多的經驗。

參考文獻：

[1] 戴元光,倪琳,孫健.《紐約時報》的專業主義與價值偏見——以“7•5”時間報道為例[J].當代傳播,2010(1).

[2] (美)丹尼爾•C•哈林,保羅•曼奇尼.比較媒介體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

[3] 王積龍.抗爭與綠化——環境新聞在西方的起源、理論與實踐[M].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4] 羅文輝.新聞記者選擇消息來源的偏向[J].新聞研究,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