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技術變革與社會民主轉型之間的關系

【摘要】傳播技術的每一次變革都推動了社會民主的發展，但傳播技術並不一定直接對應著某種社會形態，它是在對經濟、政治、文化、國際環境的諸多方面的深層推動下，潛移默化地推動著社會民主的轉型。本文先從歷史的縱向角度回顧了傳播技術變革對於社會民主轉型的影響，然后探討傳播技術變革是否為社會民主轉型的必然條件，闡述傳播技術與社會發展的關系，再從橫向角度分析了傳播技術變革如何對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國際環境等各方面產生影響從而推動社會的民主轉型。

【關鍵詞】傳播技術﹔媒介﹔變革﹔社會發展﹔民主轉型

“什麼是正常的民主與傳播媒介關系？在20世紀末實現報紙、廣播和電視的傳播自由這個目標是不是現實的？傳真、衛星通訊和電子郵遞等新傳播技術，是加強還是阻礙著民主化的進程？”﹝1﹞這是十多年前約翰•基思發出的追問，這個問題即使在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答，近年來中東地區新的民主化運動的興起，使此類討論又多了起來，但仍然沒能很好地解答這些問題。

在傳播學的經典之作《作為變革動因的印刷機：早期近代歐洲的傳播與文化變革》中，傳播學媒介環境學派代表人物之一愛森斯坦教授認為，口語傳播、文字傳播、印刷傳播、電子傳播和網絡傳播，作為人類傳播史上的五座高峰，對人類生存發展、人類社會、人的心理具有長效的影響。

讓我們再一次回到15世紀中葉。一個名叫古登堡的人發明了金屬活字印刷術，相對於中國四大發明之一的活字印刷術，古登堡印刷術汲取了紡織機、蒸汽機等當時先進的技術手段，首次實現了印刷品的大規模批量生產，他的發明導致了一次傳媒革命，迅速地推動了西方科學和社會的發展。古登堡的發明在歐洲得到非常快的普及。在50年中用這種新方法就已經印刷了3萬種印刷物，共1200多萬份印刷品。當時最直接的成果是實現了《聖經》的大量印制，這使得《聖經》不再是少數高級神職人員才有資格閱讀和解釋的壟斷物，導致了馬丁•路德所倡導的宗教改革運動。古登堡印刷術的發明使文字產品能以更便宜的價格為知識精英階層所擁有，思想的傳播更為迅捷。宗教控制的削弱、知識的傳播使文藝復興運動向更深遠發展，西歐各國實現了民主思想的啟蒙。

再讓我們把視線投向19世紀30年代的美國。印刷技術的變革使得印刷成本進一步降低以及報紙經營模式的轉變，便士報出現了。便士報於19世紀30年代由《紐約太陽報》帶頭興起，它以貨幣的最小單位為報紙的售賣價，每份報紙隻賣一個便士，而此前紐約所有的報紙售價都在6美分左右。由此，美國的普通工人也能很容易地買得起一份報紙，知識和信息不再是貴族精英獨享，很快這種便士報便風靡全球，信息的廣泛傳播使得普通民眾的民主意識進一步增強，各種社會運動風起雲涌。

無線電的發明是人類傳播史上的第四次革命，標志著人類進入了電訊傳播時代。再讓我們回顧一下20世紀30—50年代的世界。當法西斯簽署投降書時，全世界幾乎是同時得知這一消息的，而傳播這一消息的傳播媒介是廣播。廣播、電視在這一時期興起，並在今后的半個世紀成為主流傳播媒介。廣播、電視的出現，使信息的傳播更加方便、迅捷，廣播使得消息的傳播更加及時，電視則使信息的傳遞更加具體、真實，更重要的是很多不識字的人也能分享信息。大量的國家正是在這一時期實現民主社會的轉型的。

最后，我們回到20多年前。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我們進入了一個以互聯網為核心的網絡時代，也有人稱之為信息時代，在這一時代，一項又一項新技術被運用，從Internet到BBS、從個人PC到手機、從社交網站到微博和微信的瞬間普及，每個人都可以發布信息、發表觀點，各種形式的互動成為可能，信息源、信息的解讀、觀點的提出不再被大眾傳播機構所壟斷。西方媒體稱之為“阿拉伯之春”的民主運動爆發，先后波及突尼斯、埃及、利比亞、也門、敘利亞等國，多名領導人先后下台，其影響之深、范圍之廣、爆發之突然、來勢之迅猛吸引了全世界的高度關注，而新媒體在這次運動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一、傳播技術變革是社會民主轉型的必要條件嗎？

在探討傳播技術變革與社會民主轉型的關系之前，我們首先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問題：在英、美等國民主社會的起源、發展及成熟並非是在傳播科技很先進的前提之下進行的，而很多當代新權威主義國家在進入了信息社會、擁有了先進的傳播技術手段后卻為何並未實現民主轉型？

要搞清楚這一問題，我們必須弄清楚是哪些原因導致了社會民主轉型，或者說社會民主轉型的必要條件有哪些。對於這一問題，在當代政治轉型研究中，存在兩種較為成熟的研究方法。一種是功能主義或結構主義的方法，它認為社會是具有一定結構的系統，社會的各組成部分以有序的方式相互關聯，並對社會整體發揮著必要的功能。即認為經濟發展、文化模式、階級結構或現代化進程等結構與功能因素決定了社會轉型。另一種是發生學方法，它不是將政治轉型放在一個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中去考察，而是優先考慮政治轉型事件和過程本身，把政治轉型視為具體環境中的各種政治行為、政治精英集團為了自己利益而進行競爭、沖突、協調、合作等的活動。它把注意力從結構與功能問題轉向政治精英戰略選擇、不確定的關系、政權更替的順序等，主要涉及政治行為者的主觀方面。在最近的研究中，一些學者試圖將兩者結合，即客觀條件提供了民主轉型的可能，而民主轉型的實現有待於政治行為者的現實選擇。

不論從哪種方法出發，其實我們都不難發現傳播技術的發展在社會民主轉型中的作用。從功能主義角度出發的話，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國際環境等因素都與傳播科技的發展密不可分，對此，在下文我們還將具體展開論述。從發生學的方法出發，政治精英的戰略選擇必然基於當時的傳播手段及動員能力。我們可以從下圖來理解這之間的關系：

即使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歐美等民主國家的出現、發展與成熟也是伴隨著傳播技術的變革同步進行的。早期西方國家的民主也只是部分人享有的權利，如美國的黑人和婦女也是在廣播、電視媒介出現后才擁有相應的權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正是因為傳播技術的發展使信息和知識逐步向大眾普及，從而推動民眾的民主意識，現代傳播技術的發展有利於人們更便捷地傳遞信息，促進了民主自由思想的解放，實現了社會的民主轉型。因此，傳播技術的發展，尤其是大眾傳播技術的發展，雖然不一定是社會民主轉型的充分條件，但卻是社會轉型的必要條件。

二、傳播技術變革與社會發展的關系

傳播技術變革與社會民主轉型是如何相互發生影響的？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這涉及傳播技術與社會發展的關系，對於這二者之間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關系，在傳播學界有頗多爭論，其中有代表性的理論是媒介決定論和發展傳播學。

媒介決定論以傳播技術變革的歷史作為人類文明的中心，以傳播媒介作為人類文明劃分的標志，認為“一種文明的佔支配地位的傳播技術是那個社會的文化和社會結構的中心”﹝2﹞。

媒介決定論強調媒介技術在決定傳播內容上的作用，其中最精辟的論斷是麥克盧漢的“媒介即訊息”，他認為“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對個人和社會的任何影響，都是由新的尺度產生的﹔我們任何一種延伸（或曰任何一種新的技術），都要在我們的事物中引進一種新的尺度”﹝3﹞。從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來看，傳播工具和技術屬於生產力的一部分，具有推動社會前進的巨大力量。如印刷術“導致了民族主義、工業主義、大眾市場的產生，普遍的斷文識字和教育的普及。由於印刷一再重復相同的語言鼓勵人們開創延伸性社會能量的新形式”﹝3﹞。但另一方面，由於媒介是人創造和使用的，人如何利用和控制媒介，媒介的社會佔有結構、所有制關系如何，反過來也規定著媒介活動的特點和作用性質。“就媒介在幾個世紀的發展過程中對整個社會和文化的影響而言，媒介內容（明確的信息）對傳播本身的影響遠不如媒介技術對傳播的影響。”﹝4﹞媒介決定論還認為媒介偏向決定社會偏向、媒介形態決定社會形態與社會心理。麥克盧漢將技術視為人的延伸，他關注技術對人類感知世界的方式的改變，強調媒介對人的心理的影響和對社會的后果。他把傳播媒介看作社會變化的一個主要原因，尤其在個體層面上。媒介決定論肯定了傳播技術的變革對於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從更長遠的社會歷史發展的角度來說其邏輯是成立的。但在不同階段，傳播技術的發展又反過來受到社會發展制約。在技術發展初級階段，社會會根據其需要對技術的發展進行取舍，如我國的廣播比電話的普及要早半個世紀，雖然這兩項技術幾乎同時誕生，其主要原因便是廣播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具有電話所不具備的強大動員功能。在傳播技術的使用過程中，社會又會對其功能進行有選擇的使用，如在某些新權威主義國家，大眾傳播媒介只是意識形態的工具，而其他功能被部分或完全抑制。

發展傳播學主要是研究傳播與社會發展的關系，發展傳播學認為傳播手段能有效推進社會各方面的發展。發展中國家在信息傳播方面遠遠落后於發達國家，嚴重阻礙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等社會各個方面的發展，消除這種信息不平衡的現象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的一項艱巨任務。因此，發展傳播學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探討發展中國家如何利用傳播手段有效地改變貧困落后的現狀，從而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

或許可以這麼認識二者關系：傳播技術變革與社會發展是雙向互動的。

信息傳播的載體是媒介，媒體是信息傳遞、交流的工具和手段，而信息源自社會中發生的客觀事實，社會變革中不同的客觀事實決定了不同信息的傳播。媒介是在人類社會中產生的，媒介的發展是和社會變革同時進行的，二者密切結合在一起。一方面傳播技術的變革會在政治、經濟、文化、國際環境等諸多方面改變社會，從而推動社會發展，甚至決定社會的發展方向﹔另一方面，社會又會通過各種手段對傳播技術進行制約與調控。概括而言，人們通過媒介來傳遞各種信息，這一行為必然推動社會的變革﹔而社會的變革又反過來促進了科技的進步，進而推動著媒介的進一步發展。在社會民主轉型時期，二者之間呈現一種結構性的矛盾與張力。新傳播技術對社會各方面潛移默化的改變，民主轉型阻礙力量對新傳播技術的控制，各種社會力量對於這種控制的反控制……這一切的交替角力將伴隨著各種社會事件的發生與傳播呈現出一幅五彩斑斕的圖景，並最終推動社會實現民主轉型。

三、傳播技術變革深層次推動社會民主轉型

如果從功能主義的角度出發，社會民主轉型是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國際環境等各個方面發展的必然結果。而傳播技術變革對於社會各方面會有推動作用，因此傳播技術變革對於社會轉型的推動在一定程度上是通過間接推動社會各方面的發展來實現的。

傳播技術的變革本質上是使人類相互交流過程中越來越突破時間和空間的障礙，信息傳播的范圍和速度出現了大幅度的提升，這使得人類的經濟活動范圍越來越廣、參與的人越來越多。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隨著傳播技術的變革經濟活動呈現出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各個國家必須按照相對一致的經濟規則來行事，而這樣的經濟規則往往建立在自由與平等的原則基礎之上，因此這有助於社會民主觀念的傳播擴散﹔另一方面隨著傳播技術的發展，尤其是進入互聯網時代，社會個體在經濟活動中越來越注重自身利益的維護，新權威主義國家在不得不融入全球化趨勢的背景下，就會面對著尊重和保護公民個人權利的問題，這無疑是社會民主轉型的內在動力之一。

傳播技術變革對政治產生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社會輿論的形成與發展會因為傳播技術變革產生革命性的變化。這在目前這一輪以數字技術、計算機、互聯網為特征的傳播技術變革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因特網、微博、QQ等各種傳播手段的運用使得信息傳播的渠道更為多元且不再被壟斷，人人都能發布信息並提出自己的觀點，網絡輿論成為社會輿論的主戰場，而這樣的變化使得執政當局面臨越來越大的輿論壓力。全體公民可以以便捷迅速的方式發布消息，並附以圖片和文字來明確其信息的可信度，一張隨手拍攝的圖片可能會最終引出一個腐敗的政府官員，一條瞬間轉發的微信消息可能會引發新政策的出台，這樣的例子如今已不再新鮮。二是傳播技術的變革使得政治精英們的意見能更迅捷地交流碰撞，並為廣大民眾所認知和理解，當國家領導人親赴災區的圖像出現在電視上，這無疑會增強大眾應對災難的信心，並感受到從上至下的關懷，有助於整個社會形成社會發展上的認同，在新權威主義國家則會有助於社會形成對社會民主轉型的認同。

人類文化的發展與傳播技術的發展密不可分。如果說傳統文化的載體是竹簡、書籍等文字為主的形態的話，進入20世紀，廣播、電視、電影顯然改變和重新塑造了文化，進入網絡社會后，互聯網成為文化交流傳播最大的平台。傳播技術的變革推動了教育的發展，大眾教育成為可能，教育技術經歷視覺教育、視聽教育、視聽傳播的發展軌跡，即借助視聽媒體輔助和傳播教學的模式以及其他資源以促進學習，網絡課堂更是可以隨時隨地個性化地安排學習的內容和學習的進度，這些技術的運用無疑使得現代社會民眾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傳播技術的變革使普通公民能方便快捷地獲取知識、學習文化。民主轉型不僅僅是民主制度的引進，更是國民在心理上和人格上向現代性的轉變，更是文化的轉型。“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缺乏一種能賦予這些制度以真實的生命力的廣泛的現代心理基礎，如果執行和運用著這些現代制度的人，自身還沒有從心理、思想、態度和行為方式上經歷一個向現代化的轉變，失敗和畸形發展的悲劇結局是不可避免的。”﹝5﹞

傳播技術的變革使得國際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信息渠道的暢通、瞬間直達，使得各國在處理內部事務時不僅要權衡自身利益得失，還要考慮對國際輿論的影響。閉關鎖國的發展方式早已被科學技術的進步打破，傳統媒體是政府和民眾之間溝通的一座橋梁，而網絡則實現了兩者之間的雙向交流，傳播者與受眾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網絡使得地球村的概念更加具體明晰，國與國之間的溝通與聯結更加緊密，並通過各種信息的發布與比照前所未有地互相影響與促進，各國對於國民民主權利的侵犯必然會招致他國的指責和批評，如美國每年會發布別國的人權報告，我國近些年也發布了美國人權報告，對其民主現狀作出批評。各國對於國內民主活動的鎮壓不僅僅會招致其他國家的批評和制裁，甚至會招致別國的武力干涉。“阿拉伯之春”運動中，正是由於新權威主義政權對民主運動的鎮壓被廣泛地在各種媒體上傳播，使得國內反對派與國外勢力裡應外合實現了社會的民主轉型。

傳播技術變革在深層次上改變著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國際環境等各方面的結構和格局，使得社會民主轉型成為一種歷史的必然。

四、結論

如果沒有大眾傳播技術的出現和普及，就不會有民主社會的形成與發展。傳播技術的每一次變革都推動了社會民主的發展，即使在今天的西方民主國家，新傳播技術的發展也正推動著其民主向更縱深的方向發展。但傳播技術並不一定直接對應著某種社會形態，它是在對經濟、政治、文化、國際環境的諸多方面的深層推動下，潛移默化地推動社會民主的轉型。歷史的車輪不可阻擋，如果把歷史比喻為一輛前進的列車的話，那麼人們在印刷媒介時代乘坐的或許是一輛馬車，機械電子媒介時代乘坐的或許是一輛汽車，而進入數字信息時代乘坐的則或許是一輛高鐵。不同的傳播技術就好比推動列車前進的不同引擎，在當今這個高鐵時代，社會轉型的速度將更快更難以阻擋。

﹝本文為北京高等學校青年英才計劃項目(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Young Elite Teacher Project)，項目編號：YETP1795﹞

參考文獻：

[1]約翰•基思.民主與傳播媒介[J].國際社會科學雜志，1992（3）.中譯本見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民主的再思考[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272.

[2]E•M•羅杰斯.傳播學史，一種傳記的方法[M].殷曉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511.

[3]馬歇爾•麥克盧漢.麥克盧漢精粹[M].何道寬，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226.

[4]布裡恩•溫斯頓.技術發展的原因及其對傳播內容的影響[J].來豐，編譯.新聞大學，2001（冬季號）.

[5]阿歷克斯•英格爾斯.人的現代化——心理、思想、態度、行為[M].殷陸君，編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4.

（作者為北京財貿職業學院講師，中國傳媒大學2012級廣播電視藝術學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