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天津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劉衛東

在新中國新聞教育版圖中，天津是一塊堅韌進取、底蘊深厚的熱土。1959年，作為新中國成立后最早創辦新聞學專業的高校之一，天津師范學院（今天津師范大學前身）新聞學專業的建立，拉開了這座華北重鎮新聞教育事業的序幕。半個多世紀以來，幾代學人的兢兢業業、不懈奮斗換來了時至今日的大局既定、獨具一格。個中甘苦起伏、冷暖得失，無不令每一位親歷者心存懷想、念念難忘。而在這篳路藍縷的艱辛創業史中，不得不提的便是眼前這位身居天津師大新聞傳播學院院長之職十一載的儒雅學者。“天津的新聞教育和天津師大的新聞教育是同時起步的，學院的發展是幾代人奮斗的結果，沒有集體力量的支持，我們什麼也實現不了。”劉衛東發自肺腑，語重心長。

作為土生土長的天津人，劉衛東的學術人生與這座城市充滿了千絲萬縷的聯系，從初識師道尊嚴而又善良懵懂的童年時代，到逆境中隨遇而安而又好學進取的青年時代，再到學術之路苦心沉潛終獲局面洞開的中年時代，直至幾近耳順之年的持心若水、洞明練達，每每回憶起過往經歷與今日之境的淵源時，劉衛東總是不禁感喟命運的巧合與造化的成全。自1982年大學畢業留校任教步入新聞學大門至今，當年那個對新聞學、新聞理論毫無感知的年輕人已然桃李天下、成就斐然。跟隨著中國新聞傳播學術事業從百業待興時的空白迷茫到百花齊放時的繁榮自覺，劉衛東在學術人生中上下求索的每一個腳印，同樣印証著中國新聞傳播學研究的每一段裡程。

作為天津師大新聞傳播學院建院以來的首任院長，劉衛東對於這份投入畢生心血勵精圖治的事業始終謹慎且自持，他時而反思自省、時而欣喜自豪，他對先行者充滿敬畏，又對后繼者滿含期待，他毫無居功之意，言談中盡是艱澀歲月中彼此扶攜的趣事歡喜。樂學深思，親和謙遜，劉衛東在他的學術人生裡，留下的是一路“敬天愛人”的赤子之情。

小學的教育對我影響很深遠

“我是1954年12月26日出生，6歲上的小學，1960年入學的時候正趕上國家節糧度荒，全國的糧食都不夠吃，印象中經歷過一段非常艱難的生活。我的祖輩是經商的，父親當過工商聯的副主席，但是他喜歡書法藝術，上小學時，我們班教室前面的‘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八個字就是我父親寫的。我母親是一位工人，她對音樂藝術很有悟性。我受父母影響，從小就對文化藝術感興趣。中學畢業在家等待分配工作的時候，除了愛坐公交車（那時公交車學生月票兩元錢）出去看天津城市景觀以外，就在家裡寫字、畫畫、唱歌，樂此不疲。”劉衛東回憶說，“我們家住在天津市和平區鞍山道，我在鞍山道小學上學，就在張園（溥儀在津寓所）正對面。我家的鄰居有很多都是教育界和宣傳文化界的名流，像天津市文化局的領導，天津日報的總編、記者，還有新中國老一代作曲家、老畫家都在這一帶住，他們的孩子有許多都是我的小學同學。”

“小的時候，我母親希望我長大后要上大學當工程師、當科學家，那時候我和她都不太懂什麼是工程師、科學家，我就對她說，你放心，我一定會當上的。可惜我父母親在20世紀70年代前后就相繼去世了。1978年恢復高考，我上大學后，專門去墓地看過我的母親，對她說，我終於實現你的願望，考上大學了。”說到這裡，劉衛東難掩思念。

“我在鞍山道小學時有幾件事影響了我一輩子，直到現在我還會給研究生們提起這段歷史。一是我小學的第一堂課。這堂課的老師是我們的校長，老太太姓邢，身材瘦小，精神矍鑠。同學們聽說是校長來講課，手放背后，眼睛睜得大大的。校長走上講台之后說，‘同學們好，今天給你們上第一堂課’。然后她轉身在黑板上寫下了工工整整的八個大字：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劉衛東興致盎然地回憶道，“那時候我們家門口牆上的大標語印的也是這八個字，所以我印象很深。但我們更驚愕的是校長的黑板字，太漂亮了！‘哇！’我們一幫孩子情不自禁脫口而出。校長怕我們理解不了，就用‘我愛人人，人人愛我’加以解釋。她寫下那句話是想告訴我們，你首先為別人著想，獲得的回報是一樣的。可是當時的我還不能理解得這麼深，倒是歲數越大，越發體會到了它的深刻內涵。這是給我小學時留下印象最深的一課。”

劉衛東繼續聊到，“還有一位老師給我的印象很深，就是我的班主任鄒沛麗老師。鄒老師家裡是天津有名的大家族之一，據說佔勸業場股份最大的就是他們家。那時，鄒老師經常帶著我們幾個班干部去她家裡玩。節糧度荒的時候，她還把家裡的東西往學校拿。周末還經常組織同學們去街頭學雷鋒做好事。可惜‘文化大革命’期間，鄒老師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擊。”劉衛東微微嘆息，“我在小學時經歷了很多美好的事物，但都是在四年級以前。五六年級的時候，‘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我和我的家庭都受到了沖擊，經歷了一個個的災難，這就不多提了。我們學校還有一位老師，我至今都記得，他叫張學銘，舊中國天津市市長，是張作霖的次子，張學良的胞弟。‘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后，他就在學校裡打掃廁所、燒煤球生爐子，有一次一個學生竟然把一塊燒著的木材塞進了他的脖子裡！那個年代，老師都是‘臭老九’，何況大軍閥張作霖的兒子，師道尊嚴早就沒有了，看到這場景，我渾身直哆嗦，心都和老師揪到一塊去了。”

在對童年的回憶裡，那些劉衛東最難忘的情景幾乎都與老師有關，這對於日后考入師范院校、走上三尺講台的他而言，或許並非全是偶然。然而，一面是令他心馳神往的師道尊嚴，一面卻是令他不寒而栗的難堪境遇，或許連他自己都沒有想到，童年時代的斑駁烙印竟會給他未來的人生抉擇帶來不可往復的影響。“在我們那個年代，毛主席就是我們的偶像，雷鋒就是我們的榜樣。老師隻要說一句話，我們都會跟著響應，你要干點不光彩的事，在班集體裡都抬不起頭來，大家都是那種心態。所以小學的教育對我是極為深刻的，影響也是非常深遠的。”劉衛東真情流露，娓娓道來。

初中畢業后我被分配到文化局

“我的初中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在天津市五十五中學念的，那個年代我特別感激我的中學班主任，他叫陳源記。”劉衛東介紹道，“陳源記老師是天津師范學院中文系第一屆畢業生，1963年到五十五中學任教，據說他是一位印尼華僑。我大學畢業后多次回母校看望過他，對他有一種由衷的感恩。我記得中學畢業后分配工作，那時候最好的工作是‘八大員’——公交售票員、駕駛員、郵遞員、幼兒保育員、理發員、火車乘務員、商場售貨員、食堂炊事員。最好的單位都是到國營企業或者大型工廠，當時班上所有的同學都分配完了，就剩下我一個人，心情可想而知。陳源記老師安慰我別著急，在家等著，結果最后也是他給我的通知，讓我去文化局報到。就這樣，我和文化打上了交道。”說到這裡，劉衛東感恩又慶幸。他不無驚喜地繼續說道：“更有意思的是，中學的另一位冷吉朴老師，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教師受排擠的年代，我們幾個同學私下裡和他關系最好。后來他調到北京廣播學院工作，我和幾個同學還特意到北京看望過他。等到我在天津師大任教以后才得知，冷老師和中國傳媒大學老校長劉繼南老師竟然是夫妻！后來劉老師經常參加我們和傳媒大學一起舉行的學術活動。”

“我是1972年去的文化局，到1978年考上大學，在那裡前后工作了6年，先后在新華書店和文化局團委工作。當時接我到書店的領導叫李恩光，學問大，口才好。后來去上大學時歡送我的也是他和一群號稱‘八大金剛’的年輕伙伴。我們至今保持著近40年的友情，這6年時光也是我最快樂的人生階段之一。其中有一段時間我作為‘天津人民廣播電台青年節目’的通訊員，經常到文化局下屬的劇團採訪，有京劇團、話劇團、歌舞團，還有曲藝團、雜技團、河北梆子劇團、評劇團、泥人張、楊柳青畫社，在那裡認識了許多老藝術家。在文化系統工作期間，還結識了很多書法家和畫家，如李鶴年、王學仲、趙半知、王頌余、黃冑、劉炳森、孫其峰、蕭朗、董嘉田等。1973年開始恢復夜大學教育，從此我就每天下班堅持到民園體育場附近的新華職大上課。6塊錢的學費，單位還給報銷，只是那時候沒有多少人去上學。”劉衛東回憶到，“我不挑專業，開什麼課就學什麼，如《資本論》研究、列寧的《國家與革命》、魯迅研究、曹操研究、形式邏輯、古典文學、詩歌創作、戲劇創作，還有朗誦藝術、美術字寫作等等，我都學過。從晚上6點多鐘上到9點半，老師們的課都講得非常棒，聽課人如飢似渴。我的啟蒙老師是南開大學哲學系的崔清田教授，他是中國著名的邏輯史學家，治學嚴謹，出口成章，雖然學生們都很敬畏他，但他和我卻一直是忘年之交。我后來上大學也都得益於他的支持。我在新華書店的師傅叫王明遠，老人家是一個非常正直善良的人。還有原來在中華書局、三聯書店工作的幾位老先生，對我影響也很大。他們一直在熏陶、影響著我，經常對我說，衛東啊，有機會就去讀書吧。這些出版發行界的前輩給了我很大的鼓勵和鞭策。”

1978年7月，還在文化局工作的劉衛東參加了“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的第二次全國高考，用他的話說，“沒想到陰差陽錯就考上了”。“其實1976年的時候，我們文化局有一次推薦工農兵上大學的機會，單位推薦我去復旦大學中文系。不巧那一年唐山大地震，天津也受到了波及，家裡老人不希望我離家太遠，最后放棄了。這個大學沒上我也不后悔，覺得順其自然，隨遇而安。當然，這一年也沒閑著。大地震前的7月26日，我買了一台海鷗（4B）照相機，80元錢，地震以后學攝影，在臨建棚裡整夜整夜地洗印照片，所有的洗印設備都是我和同事自己制作的。這期間還結識了攝影界前輩李瑞雨、夏放等名家。沒想到1977年鄧小平就主張恢復高考了。”實際上，當年在文化局工作的劉衛東，並不舍得放棄喜愛的工作去讀書，但是生母的遺願、師長的鼓勵、同伴的建議，外加環境的驅使和求知的本能，讓他最終決定去試一試。

“高考結束后，文化局派我去呼和浩特出差，我在呼和浩特打了一個電話給單位，他們告訴我考上了。可是我的第一反應是：不想上。”劉衛東解釋道，“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念師范學院將來當老師一度被認為是沒有社會地位的。我當時也沒考慮太多，就是不想上。但是后來有兩件事讓我漸漸改變了主意。”劉衛東繼續回憶說，“當時全國各地都在關注高考，我到內蒙古博物館參觀時，正巧遇見兩個講解員也在討論高考分數，看到她們正在焦急地等待錄取結果，又想到自己已經考上了大學，一時間很是自豪。等我回到天津之后又發生了一個波折，讓我覺得都走到這一步了，就去上學吧。”原來，因為報名登記的筆誤，劉衛東的體檢表顯示他單耳失聰，竟然意外地被師范學院拒絕錄取，好在幾經周折，重新復查之后，才又被改為同意招收。“招生的地方就在解放北路凱悅飯店對面，就是天津第一飯店，那天我穿著工作服就去了，我記得一位中文系老師（后來才知道是高守剛教授，還有系主任姚耀老師）問我，你工作這麼好，將來上大學當老師，你后悔嗎？我回答說，您要是現在讓我上，我就不后悔。結果兩天之后，我就接到了錄取通知書。”

談及上大學的情形，劉衛東頗為得意，“當時的規定是工作5年以上的，可以帶工資上大學，我剛好滿6年。那陣兒的工資一般就是36塊錢，我帶著每個月36塊錢的工資上大學，上大三的時候，原單位又給我長了一級工資，42塊，在同學中算是富人了。”他笑道。

就這樣，24歲的劉衛東成了天津師范學院中文系78級的大學生，面對命運的安排，無論是遲疑還是決絕，無論是欣喜還是失落，他最終都選擇了積極的理解，欣然的面對。“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的恢復高考，改變了一代中國人的命運，劉衛東的人生軌跡也從此裹進了這股洪流，晝夜不舍地奔向未知的前程。但對於他的學術人生而言，一切不過剛剛開始，只是那個時候，他還沒有如此深刻地覺察到。

剛留校時，我不懂新聞理論

“天津師大新聞專業是1959年創辦的，‘文化大革命’間停辦了10年，直到1980年才重新恢復招生。1982年我大學畢業時，中文系新聞教研室一共隻有4位老師，一位是教研室主任趙傳蕙老師，一位是馬藝老師，還有一位是從資料室調過來的宋世佶老師以及從新華社調來的洪敏生老師。我和同班同學劉鶴文一起留校，同一年過來任教的還有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的孫瑞祥。”劉衛東坦言，“我那時候對新聞學並沒有太多的了解，基本上就是零基礎。留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被趙老師派到人民大學去進修，我是和馬藝老師一起去的，我的任務是跟甘惜分先生學新聞理論，馬老師的任務是跟方漢奇先生學新聞史。那時候有很多人主張我去學習採訪寫作，認為搞理論將來會很枯燥，我說這都是領導安排的。沒想到，我后來非常喜歡理論，也很適合這條路子。”

1982年秋天，劉衛東在北京開始了為期一年的進修學習，這對於剛剛接觸新聞學的他來說，是一次全新的啟蒙。趙傳蕙主任在距離人民大學不遠一個名曰小泥灣的地方租了間房子，那間房子也成了后來新聞學專業的青年教師如劉鶴文、劉慶祿等去北京進修時輪流落腳的地方。“在人大，我主要是聽甘惜分老師的新聞理論課，還有何梓華、成美老師的課，另外包括鄭興東老師的編輯學、藍鴻文老師的採訪學、方漢奇老師的中國新聞史、張隆棟和傅顯明老師的外國新聞史也都旁聽了。不僅如此，我在了解到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也有一個新聞系之后，就同時在人大和社科院兩邊聽課學習，主要聽了沈如剛（新聞理論）、鐘立群（編輯學）、王武錄（採訪與寫作）等老師的課。有時候學習得太晚，就干脆住在社科院新聞所的宿舍裡。可是說心裡話，我還是不太理解究竟什麼是新聞理論。”實際上，劉衛東的困惑也是一個時代的集體困惑，被意識形態裹挾得太久太緊的新聞學，歷經時局坎坷直到80年代初期依舊未能得到徹底的鬆綁，學術生命力仍在束縛中等待著釋放。“甘老師講課非常精彩，校內使用的教材就是他寫的《新聞理論基礎》，這本書是白色封面，最早沒有正式出版，我現在都還留著，它不僅是新中國馬克思主義新聞理論的奠基之作，也是我接觸新聞理論的啟蒙書。記得有一次我專程去甘老師在東四十條的家裡（原段祺瑞政府所在地），先生給我開列了一個書目，裡面大多是馬克思恩格斯的選集和傳記。我以為馬、恩、列、斯、毛的辦報思想就是新聞理論呢！這是當時我非常迷茫的認識狀態和心結。”

幸運的是，劉衛東的這個心結很快就解開了。“1982年11月，第一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在中國社科院新聞所舉行，天津師大派出了劉鶴文老師作為正式代表出席會議。我當時正好在北京，聽說之后也趕去旁聽了。那次會議帶給了我很大的驚喜！”劉衛東記憶猶新，“我一下子就覺得西方的傳播學很有它的學理特點，盡管我們當時都在批評它抽去了階級性和政治傾向性，只是專門用來做信息溝通的模式和框架，但這恰恰就是我要找的東西。”劉衛東如數家珍般地說道：“在那次會議上，我聽到了許多新的概念，像‘信息’‘訊息’‘受眾’‘閱聽人’‘廣告’‘公共關系’，都是第一次聽說。不僅如此，會議還形成了兩種明顯不同的意見，大家激烈交鋒各執己見。有人認為傳播學是西方的舶來品，不能全盤接受﹔還有人覺得這是科學，應該引進和接受。但不管怎樣，我從那次會議中萌發了一個想法，就是把新聞與傳播結合起來，搭建出縱、橫兩條人類信息傳播的框架，縱向是人類普遍共有的傳播規律，橫向則是以國別劃分的特殊傳播規律的合集。沿著這個思路，1988年，我的第一部理論專著《信息論與新聞》由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出版，我當時的想法就是找到一個真正能得到普遍認同的邏輯框架和理論模式，可以把散落在各個學科裡的傳播學、新聞學的材料整合起來，讓理論有一個落腳點。我以為這就是包括信息論在內的‘老三論’。”

從此以后，劉衛東對理論研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雖然是我在一段時期內的一點膚淺認識，但是我從此愛上了理論研究。我覺得理論能讓人站得更高，看得更深、更遠，我越發感覺到了理論研究對我有特別的吸引力。”他一再感嘆。

我的學術人生有幾個拐點

從80年代初期的初露鋒芒到時至今日的碩果累累，劉衛東的學術人生已經走過了30余個春秋，當被問及如何劃分自己的學術裡程碑時，他略帶遲疑地說道：“我很難劃出清晰的節點，但是就個人來說，有幾個標志性的事件可以算作是我的學術拐點。”

“第一個就是我第一次獨立出書，也就是1988年的那本《信息論與新聞》，我得感謝王武錄教授的直接指導和幫助，一些重點章節武錄老師都親自幫我修改。在這之前，我發表的都是學術問題方面的文章，出書對我來說就是個奢望，所以出版這本書的時候，就像人生的第一個孩子出生那樣欣喜，並且還有艱難攀登，終於登頂的那種勝利感和成就感，印象可真是太深刻了。”劉衛東至今仍難抑興奮，“出版這本書的時候，我跑到出版社校對稿件，印刷廠在河北涿州。那年暑假，大熱天來回坐火車去印刷廠好幾趟，出書自己還掏了3000塊錢，這在當時不算少了，但是我覺得這件事值得，走完這條路之后我發現非常快樂，並且從此以后就激發了我不斷去寫、不斷探索的願望和動力。”功夫不負有心人，劉衛東的這部處女作很快就得到了學術界的賞識，作為國內最早使用信息論的基本理論研究新聞學的專著之一，一舉獲得了當年天津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它后來獲獎我也很意外。因為直到1996年新聞傳播學才被國家確認為一級學科，所以1991年領獎的時候都沒有我的座位，人家問我是哪個學科的，我回答‘新聞學’，對方都很詫異：‘哪有這麼個學科呀？’最后，工作人員在緊鄰法學組的過道上放了把椅子，我孤零零地在那兒等待領獎。”劉衛東笑道，“總之這本書讓我找到了一個起點，挺高興的，有了動力和成就感。”

“再有一件事就是我去參加的十幾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到目前為止，每屆會議都參加的，恐怕隻有我和陳力丹兩個人了，1982年在北京，1986年在黃山，1993年在廈門，1995年在成都，1997年在杭州……現在我還保留著第一屆會議的記錄。就像前面說的，正是傳播學讓我找到了研究新聞理論的突破口。除此之外，1992年中央在十四大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對我的研究是一個重要的拐點。1993年5月，當時由孫旭培任所長的中國社科院新聞所與無錫日報聯合舉辦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新聞事業研討會’，專門探討市場經濟中如何推進新聞事業的改革發展，那次會議之后我開始發現，研究新聞學光關注自身不行，還必須密切關注其他學科，要研究社會生活。所以我后面的興趣點和論文也都往這方面靠了。這是90年代的情況。”

“第三個拐點就是1999年底，我出版了《新聞傳播學概論》這本書。此前的1994年，我還寫了《新聞攝影基礎》一書。而寫《新聞傳播學概論》的時候，我家裡有老人病癱在床。我太太為我做出了極大的犧牲，這本書的問世也得益於她和許多人的幫助，這些我都在后記裡有記載。后來這本書又獲得了天津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事實上，這本《新聞傳播學概論》不僅是劉衛東潛心鑽研十余載的代表作，也是國內較早一批將新聞學和傳播學進行交叉研究的學術專著。“我記得國內最早使用‘新聞傳播學’這五個字出版的著作，應該是1994年遼寧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主任高永振教授在遼寧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新聞傳播學》。然后就是1995年，邵培仁教授和黃旦教授分別在江蘇人民出版社和杭州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兩本《新聞傳播學》。再就是童兵教授1999年在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新聞傳播學原理》。第五個大概就是我的這本。”1999年，陳力丹教授在為此書寫的序言中談到“從本書的結構和內容看，學術化顯然是作者努力追求的目標。該書既保留了相當的新聞學的結構和內容，又繼承了傳播學廣泛吸納其他學科知識的傳統，借助各種學科，例如社會心理學、系統論、符號學、接受美學、數理統計、幾何空間理論等來深化對問題的探討。努力建構自身的學術特色，提出一些新的觀點和研究視角，這是這本書的價值所在”（參見陳力丹《新聞傳播學概論•序言》，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2002年，中央民族大學的白潤生教授曾經評價此書為“跨學科研究的交叉創新、學理與學術的兼容統一、科研成果與教學實踐的互為補充，以及方法論上定性與定量的有機結合”（參見白潤生《新聞學與傳播學交叉研究的有益探索——評劉衛東的學術專著〈新聞傳播學概論〉》，《新聞戰線》，2002年第3期），對於劉衛東來說，這是莫大的鼓勵。

“再往后呢，就是我發現了政治學與傳播學之間的深厚思想淵源，政治學讓我感到非常‘解渴’。”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年過半百的劉衛東不顧同行好友的善意勸阻，在極其繁忙的工作之余，師從中國著名政治學家徐大同先生的嫡傳弟子高建教授攻讀政治學博士學位。劉衛東坦言，“其實我之所以讀博，最開始是出於學院的整體學科建設考慮。因為學校希望學科帶頭人最好能有博士學位以積累一些實力，所以我和新聞系主任孫瑞祥老師都考了博士，我讀的是政治學，他讀的是文學。但是當我真正從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尋找到西方傳播學的思想發展脈絡時，我覺得博士學位本身已經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導師的學術成果對我的啟發，我應該好好地去讀一些這方面的書。”也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劉衛東的關注重點漸漸從新聞傳播學的基礎理論轉向了更為宏觀的研究視域，從意識形態到技術哲學，從文化變遷到媒體理政，從戰略文化到信息安全，作為中國學者的大局意識與學術立場日臻純熟、氣象明朗。

劉衛東曾在他的博士論文后記中這樣寫道：“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中國學者常常是由支流切入傳播學浩瀚之領域。在傳播思想史茫茫‘原野’中溯本求源者有之﹔高舉華夏文明大旗，在本土化上奮力潛行者更不乏其人。但是，當我步入政治學殿堂之后，眼前豁然開朗，終於在這裡找到了傳播學的思想淵藪和學術濫觴。這是我攻讀博士學位最大的學術收獲。”這也是他沉潛七載后的由衷之言。

學院的發展是幾代人集體奮斗的結果

2003年，天津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成立，劉衛東出任院長，學院從成立之初的兩個本科專業（新聞學、廣告學）、十幾個人的教師團隊，發展到今天的70余名教職員工，六個本科專業（新聞學、廣告學、廣播電視學、播音與主持藝術、廣播電視編導和攝影學），兩個新聞傳播一級學科碩士學位授權點(學術型和專業型)以及一個戲劇與影視藝術一級學科碩士學位授權點(學術型)。作為學科帶頭人的劉衛東在這期間功不可沒，但是他對此卻極為冷靜低調：“學院的發展是集體的力量，是幾代人奮斗的結果，絕不是靠個人之力，一個人是什麼也干不成的。比如我們專業的趙傳蕙主任，他是1980年恢復招生以來的第一任主任，在老校長李繼之、中共天津市委書記張再旺和天津日報總編輯石堅等同志的全力支持下，是他重新揚起了師大新聞教育航船的風帆。今年是我們天津師大新聞專業創建55周年，這55年來，如果沒有學校和學院上上下下的支持，我們真的不可能發展起來。”

劉衛東的這句話有著深厚的歷史依據和情感基礎，“我可以掰著手指挨個列舉對學院做出過巨大貢獻的老師，比如已經調走的籍祥魁書記，他當年與我搭班，如果沒有他的輔助，我就沒法集中精力抓科研、搞學科建設。再有就是前幾年退休的馬藝副院長，他主抓學院的教學，也是學校的教學督導，這些年工作成績斐然。當然，我們學院能有今天的局面，還離不開幾個方面的努力：第一個是歷史積澱——幾代人的歷史積澱，多少人為此奮斗啊，甚至還有幾位老師因為過度操勞而英年早逝﹔第二個是集體力量的支持——學校黨政領導班子、現任學院領導班子，還有咱們的全體教師，這裡面有許多生動的感人故事，關於這部分，我正在寫回憶文章﹔第三個就是協調好內外上下的關系，如果沒有新聞學術界前輩的鼎力提攜，沒有國內學界同行的無私關照和全力支持，我們這些年也不可能取得突飛猛進的發展。這些都是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

劉衛東接著介紹道：“我們2003年獲批傳播學碩士授權點，2006年獲批新聞傳播學一級學科碩士授權點，2007年天津師大新聞學專業被教育部授予國家級特色專業，是全國新聞傳播類的20個國家級特色專業之一﹔2008年，新聞傳播實驗中心獲批教育部國家級實驗教學示范中心﹔2009年學院准備申報新聞傳播學一級學科博士點﹔2010年，廣告學專業獲批天津市品牌專業﹔2011年，播音與主持藝術專業獲批天津市‘十二五’戰略性新興產業相關專業建設單位。2012年新聞傳播一級學科成為校級重點學科。目前我們學院有天津師范大學文化傳播與社會發展研究所、天津地方新聞史研究所、國際傳媒研究中心以及公益影像研究中心等4個校級科研機構。全院教師承擔了科研項目近百項，其中國家社科基金8項，國家級橫向課題5項，教育部課題6項，省部級課題28項……”他如數家珍，欣慰坦然。

劉衛東回憶說：“記得我上大學的時候，中國作協副主席、寫過長篇小說《庚子風雲》的著名作家鮑昌，是中文系的系主任，也是我的老師，他當時就說過，‘中文系的系主任首先是一個學術的榮譽，而不是行政的職務。如果你不能在文學上、學術上得到大家的公認，只是看中它行政上的官位，就別上這邊來’。鮑昌先生說的這番話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這麼多年我一直都在思考他說的‘學術榮譽’四個字，告誡自己要當好院長，必須得在學術上鍥而不舍，隻爭朝夕，把學術追求視為自己的生存狀態。所以，這些年我從沒有離開過我的主線，一直在這個地方守望，甘於寂寞，但我樂此不疲，因為讀書、教書、搞研究就是我喜歡的事。讀書做學問是一輩子的事，我覺得，挺美！”他笑著說。

不難看出，劉衛東的謙遜平和源自於他內心深處的敬畏情懷——對於教育事業的尊重和對於學術研究的熱愛。“一些親朋摯友問我一天到晚的忙活，不覺得累呀？我說因為我不覺得這是個苦事，而是一件樂事，是一份動力。每當我在研究過程中發現一種新的理論來指導我的時候，我就有種特別的興奮和快感。”說到這裡，這位溫和的長者神採飛揚，“歷史陰差陽錯地把我放在了院長這個位置上，就要求我們必須有所作為，才能對得起歷史和后人。盡管我們學校不是密蘇裡和哥倫比亞，不是人大、復旦或北廣，但作為天津市重點大學，我們有責任為學生們營造一個大師匯聚的研究氛圍和思想碰撞的學術空間。所以我們經常召開國內外重要的學術會議，經常邀請國內外一流的學者和大師，讓我們的師生與他們面對面。我今年整整60歲，有時候回想起自己的過去，會發現有許多有趣的巧合，比如一直在新聞界、教育界和文化界工作，會讓我想起與小時候成長環境的契合，有些從小仰慕的大師或名流，現在竟然成為我的老師或同行，這就像命運的某種暗示，偶爾想想總會有特別深的感觸。”

伊斯蘭教義中有一句這樣的話：“能敬畏者，必能戒慎恐懼﹔能不欺者，必能遇事忠誠﹔能知定分者，必能盡人事以待天命。”作為受黨教育培養多年的少數民族知識分子，劉衛東的精神深處始終守候著一片和平與安寧：為而不恃，功成不居。正如他辦公室懸挂的那幅歐陽中石先生的題詞：“持心若水”——隨物賦形，寵辱不驚，或許這便是他內心深處最向往的智者之境。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當代杰出新聞學者口述實錄研究》的階段性成果之一，項目批准號：10CXW001﹔特別鳴謝天津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2012級學生馬莉、曲如潔為本文整理原始錄音素材）

（作者為天津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講師，國家行政學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