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傳媒環境下的道德恐慌理論分析

摘 要：大眾傳媒在道德恐慌進程中起著關鍵作用。新聞媒體對某些事件的關注程度常常會超越事件本身對社會可能構成的實際威脅程度：媒體在一個預測、象征和扭曲的框架內，將個別的偏離者或偏離行為進行夸張放大地報道，大量的不斷的報道會在社會上形成恐慌情緒並引發恐慌心理和行為，並且營造出了一種必須採取有效措施加強社會控制的氛圍。這種社會性恐慌可能會被支配性的意識形態及其機器所利用，而偏離者的“民間惡魔”形象則沉澱為大眾的心理圖式。

關鍵詞：大眾傳媒﹔民間惡魔﹔道德恐慌﹔偏離放大﹔霸權

大眾傳播的“魔彈”神話似乎並沒有完全破滅。在媒體標簽化報道的輪番轟炸下，從“彭宇案”到“中國大媽訛詐老外”假新聞，公眾心理蒙上了嚴重的道德陰影，形成了“再也不敢扶”、“好人難做、好人慎做”等一系列的恐慌認知，以及“老人跌倒無人攙扶”、“病人昏厥無人救援”、“施救前拍照留証據”等恐慌行為。新聞媒體刻板化、污名化的報道建構出一幅“他者即地獄”媒介想象圖：人們生活在“民間地獄”中，我們周圍“惡魔”橫行——路人是冷漠無情的，老人在變壞，壞人在變老，老人逼死了好心人，老人給愛心少年帶來了童年陰影……英雄與歹徒、聖人與惡魔、和平與遭亂等等，各種事件的性質被媒介的敘事所左右。

從李普曼的“擬態環境”理論到格伯納的“涵化理論”，學者們一直致力於探索媒介是如何在人們頭腦中建構“虛擬世界”以及它所產生的影響。本文將基於“道德恐慌”理論，深入解析以新聞媒體為代表的大眾傳媒是以什麼方式參與道德恐慌進程的？建構“民間惡魔”形象又是基於何種原因？這種想象性建構又會對大眾的認知與行為產生怎樣的影響？

一、“道德恐慌”核心概念及其進程模式

“道德恐慌”（moral panic）一詞出現於社會學芝加哥學派后期代表人霍華德·貝克爾（Howard S. Becker）的著作《局外人：越軌社會學研究》（Outsiders: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所闡釋的“標簽理論”中。犯罪學家萊斯利·威爾金斯（Leslie T. Wilkins）在他的著作《社會越軌研究：社會政策與社會行動》（Social Deviance: Social Policy, Action and Research）中率先使用“偏離放大”（deviancy amplification）的概念來解釋“道德恐慌”[1]。

美國社會學家斯塔利·科恩（Stanley Cohen）被視為首位對大眾傳媒“道德恐慌”行為和對“偏離放大”相應的公眾反應進行深入系統研究的學者，其著作《民間惡魔與道德恐慌：青年摩登派和搖滾族的創造》（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 The Creation of the Mods and Rockers）通過分析亞文化中的摩登派和搖滾族現象，闡述了“道德恐慌”概念的文化內涵。科恩認為“道德恐慌”是一種社會過程，是在一定的情境中某種事件、個人或群體顯現出來被界定為對社會價值和社會利益構成的威脅[2]。查斯·克裡徹（Chas Critcher）的《道德恐慌與媒介》（Moral Panics and the Media）一書在分析艾滋病、迷幻藥、恐怖錄像片、虐童事件等道德恐慌經典案例的基礎之上，並結合科恩的研究成果總結概括出道德恐慌形成模式的七階段論：1.問題浮現（emergence）﹔2.媒體庫存（media inventory）﹔3.道德衛士（moral entrepreneurs）﹔4.專家（experts）﹔5.應對和解決之道（coping and resolution）﹔6.消退（fade away）﹔7.遺留（legacy）[2]。具體分析如下：

首先，一個原初事件發生后，媒體通常會給予其極大關注，並以此為契機對該事件嚴密追蹤。隨著事態影響的擴大，媒體的報道從特定的、單獨的事件轉向了由此引發的更為廣泛的社會問題。在這個階段，個人事件演變為了公共的事件、普遍的事件，其嚴重性層層升級。

其次，編輯、政客、道德衛士、專家和其他“思想正統”的人控制了道德爭議的領域，他們斷言該事件是違背社會道德倫理規范的，給事件實施者貼上“民間惡魔”的標簽，並宣布問題解決方案。譬如，佛山“小悅悅事件”發生后，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原主任趙啟正曾表態：“小悅悅事件真是有損中國人的形象。”時任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說：“我們每一個人都要用良知的尖刀來深刻解剖自身存在的丑陋，忍住刮骨療傷的疼痛來喚起社會的警醒與行動。”鳳凰網自由談欄目在總結了層出不窮的老人新聞之后，發布《中國老人，為老不尊？》一文並做出“不是老人變壞了，而是壞人變老了”的驚人結論，將“壞人”的根源直指“文革”經歷與“文革”記憶。

緊接著，類似事件不斷出現，也不斷被解決，恐慌也許就此消失、沉寂，或反而變得更加惡化、明顯。在這個階段，事件被反復地持續不斷地報道與渲染，越來越偏離原初事件，並引起了全社會的廣泛關注，得到沉默大多數人的認同。自2006年南京“彭宇案”被媒體大肆報道以來，全國各地關於“扶不扶”事件的新聞報道戲劇性地突飛猛漲，像“天津彭宇案”、“鄭州彭宇案”、“某地再現彭宇案”，還有“女版彭宇”、“大學生版彭宇”、“軍人版彭宇”等等報道。近階段時間，又發生了四川達州三名兒童扶起摔倒老人反被敲詐勒索的事件﹔廣東河源一男子扶老人被污蔑，為証明清白而自殺﹔深圳女白領地鐵口暈倒死亡，50分鐘無人急救﹔“長春一老人因腦梗塞摔倒，178人從老人身上跨過無人施救”、“老外扶摔倒大媽遭訛”等假新聞瘋狂傳播……隻要與“老人”、“摔倒”、“扶不扶”等表面元素類似的事件，媒體的報道都逃離不出“彭宇案”這個初始中心事件的敘事框架，以至“救人被訛詐”成為媒體和大眾的認知定勢。

最后，“道德恐慌”會被處於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機器所利用，重現支配階級的“霸權”，某些社會控制被加強。2011年10月，國家廣電總局出台“限娛令”，正值中共中央提出文化強國戰略之后，很可能是在“小悅悅事件”的刺激下，政府不樂見中國蒙上道德下滑的形象，廣電總局要求每個地方衛星頻道必須開播一個道德欄目[3]。將“扶不扶”事件頻發歸咎於社會道德的整體滑坡，歸咎於大眾傳媒的娛樂化，對個別道德行為的譴責也上升到國家主義道德的批判，不能不說以新聞媒體為代表的大眾傳媒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二、大眾傳媒參與“道德恐慌”進程的原因

道德恐慌是一種社會過程，它就像是一場戲劇，各式各樣的社會群體和組織在其中扮演不同的角色。研究道德恐慌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平息恐慌而提出有效措施，也不是為了發掘引發社會恐慌的某些事件背后的事實真相，其研究意義則在於探析道德恐慌進程中各種參與者在以什麼樣的驅動力促成了最終結果。

（一）新聞媒介和大眾的“壞消息綜合症”

引發道德恐慌的對象是“偏離”。偏離行為又稱越軌行為（deviance），即違反某個群體或社會的重要規范的行為，且這種行為的發生頻率或多或少地偏離正常水平。偏離行為的界定因時間的推移和地域的變換而變化，在不同的社會環境和文化氛圍中也有所不同[4]。因此，像“不扶老人”、“不給老人讓座”、見死不救、為老不尊等都有違中華傳統美德，屬於偏離行為，而在新聞文本敘事中的“扶不起的老人”、“變壞的老人”、“變老的壞人”、“冷漠的路人”、“擾民的廣場舞大媽”、“訛詐老外的大媽”則是偏離者。新聞媒介周而復始的運作，對形形色色的“偏離”定義與命名，配上驚人的標題、夸張的內容和放大的細節，精心構筑一個對社會正常秩序充滿威脅的“假想敵”，被媒體報道的個別偏離行為，越來越擴大到個別偏離者所屬群體的范圍。

為何新聞媒介如此熱衷於報道有關“偏離”的事件？如今，新聞媒體和大眾似乎對有關“壞人壞事”的新聞有“特殊偏好”[5]，這是有緣由的。一方面，人們對於自身生存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有認知的需求，外在世界一絲一毫的異常變動都會在一定程度上關乎人們生存與發展，而新聞媒體也滿足大眾的這種理性需求，滿足公眾的知情權，合理報道像戰爭、犯罪、地震、火災、水災、意外事故、經濟危機、行業糾紛等一系列“壞消息”。但是，這種“壞消息綜合症”也有非理性的一面。在信息極速更新的時代，媒體深知，競爭激烈的傳媒市場中受眾的注意力是最珍貴也是最稀缺的資源。通過制作傳播那些能令受眾感到震驚的、能夠帶來強烈感官刺激的新聞信息，往往捕獲得了大眾的注意力，迎合受眾才能在市場上獲得利潤。“壞消息”來源也不外乎建立在3W原則，即女人（women）、金錢（wampum）和壞事（wrong-doing）的基礎上。在媒體看來，大部分普通人沒有什麼新聞價值，除非他們之中的偏離者做出了偏離行為，即“壞人”做出了“壞事”，破壞社會倫理道德的正常秩序，違反了已達成社會共識的規則，才會被媒體納入觀察視野。所以往往隻有那些“壞人壞事”才“夠格”成為媒體報道的聚焦點。

（二）新聞媒介的角色認知錯位和社會功能的喪失

新聞媒介對社會上的異常變動採取“有聞必報”策略，反映事實、呈現真相、實施輿論監督，有時還能推進相關問題的解決。新聞報道對社會上的偏離者及其偏離行為進行曝光，公眾則在大眾傳媒所建構的討論空間裡對背離社會倫理道德規范的不道德行為進行批判與譴責，引發廣泛輿論。從而，以新聞媒體為代表的大眾傳媒不僅完成了向公眾傳送最新事實變動信息的職責，同時也起到了監督與糾正“違規”行為的功能，“督促”公眾行為要符合既定規范，以維護社會正常的道德秩序。但是，新聞媒介在滿足大眾需求和維護自身利益的博弈中，對自身社會角色的認知產生了某種“遺忘”並喪失了某些社會功能。新聞媒介不單單隻反映客觀世界，發揮上文提及的各項功能，它通常還隱藏一套感知世界的框架，這種框架將很大程度上引導受眾以什麼特定視角看待事物，以何種理念了解自己、觀察社會、思考問題。

在現代信息社會，當外部環境發生巨大變動且呈現出非常規的狀態時，人們幾乎完全需要依賴大眾傳播媒介發出的信息來作出判斷和決策，大眾媒介傳播系統就是人們與外部世界保持聯系的“窗口”。新聞媒介在對偏離者和偏離行為進行報道時，通過對類似事件的定勢敘事，創造了一種“公共理解”，強調“偏離”的威脅性，不斷暴露和夸大潛在的風險，而並不對事件背后的社會歷史背景、社會矛盾與社會心理等深層問題進行闡釋。這不僅不能消除公眾對外在世界的不確定性，反而將一些社會問題“越描越黑”，潛在的風險格外顯著，從而制造了更多的不確定性。新聞媒介將某些特定框架反復使用與強調，公眾在媒體放大的“一個聲音”中不能分辨真理與謬誤，對偏離者和偏離行為形成了帶有偏見的認識與理解。

三、大眾傳媒實施“道德恐慌”策略的影響 

在歷史上，“道德恐慌”曾是統治階級對被統治階級實施的“霸權”策略之一，這種策略的“功效”就在於形成並強化符合強勢群體利益需要的社會秩序與社會控制。

20世紀60年代以來，作為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英國落后於當時后起之秀的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經濟衰退、工人失業、通貨膨脹等一系列“國家危機”。與此同時，行凶搶劫、毒品泛濫、學生運動、青年亞文化等社會恐慌同樣困擾著英國政府。但是作為國家意識形態機器的警察、法庭、政治家將當時社會症候的根源指向“黑人種族”。

大眾傳媒的新聞報道也與他們達到高度統一，賦予了黑人群體“性、強奸、暴力和糞便”等“民間惡魔”代名詞，將黑人看成社會秩序潛在的威脅和潛在的犯罪者。英國最終利用“法律霸權”通過一系列移民法案特地限制黑人涌入英國[6]。

在現代生活的各個領域，隻要出現了難以控制與應對的社會性緊張局面，“道德恐慌”策略就會被頻繁提取與使用。當代中國正處於社會轉型的特殊時期，各種現代性的潛在“風險”隨時會轉變成現實的“危機”，而在導致轉變的各種因素中，大眾傳播媒介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譬如近年來，新聞媒體對“香蕉癌”、“禽流感”、“艾滋針”、“三聚氰胺”、“日本地震核泄漏”等事件的報道，在社會上引發了不同程度的恐慌心理和恐慌行為。而人們的恐慌並非是對客觀現實的恐慌，而是對大眾傳媒所建構的“虛擬世界”的恐慌。

社會性恐慌蔓延時，本可以借助大眾傳媒的強大力量來撫平公眾在既有秩序受到沖擊時所遭受的心靈創傷，達到社會意見共識，形成凝聚力，促進社會進步和人性完善。但是，政府、專家、道德衛士、問題應對與解決之道等各式各樣的角色將自己裝扮成道德真理的化身，在大眾傳媒建構的平台上呈現各自的話語，以自己的道德標准去壓制另一類社會言行的生存空間。他們指責偏離行為和偏離者的種種不是，給他們貼上“民間惡魔”的標簽，意圖使公眾確信偏離行為是引發恐慌的根源，是社會穩定與和諧的障礙物。就在一場又一場的道德討論中，強勢群體為爭奪和維護自身權力和利益而操控著話語導向，成功轉移公眾的視線，恐慌背后深層的社會問題被遺忘，作為主體的大眾被拋棄。“從根本上來說，道德恐慌就是要在人們心中灌注恐懼，並就此鼓勵他們回避日常生活中遭遇到的復雜社會問題，躲進一種‘城堡式心態’——一種無望、無奈、在政治上無能為力的心態”[7]。

最可怕的是，恐慌沉澱為集體記憶的一部分，潛伏在公眾的意識中，這也許是道德恐慌最嚴重最長期的消極影響。有時，恐慌會隨著問題的解決而消退，轉入休眠期，看似稍縱即逝，卻時不時地卷土重來，當又一個類似的象征性事件出現時，恐慌記憶將被喚醒。這種負面效應通常是“隱性”的，它會對公眾心理認知產生傷害，而且在短時間內無法愈合。（作者系蘇州大學 鳳凰傳媒學院）

參考文獻：

[1] (英)伊馮·朱克斯著.趙星譯.傳媒與犯罪[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2] (英)查斯·克裡徹.道德恐慌與媒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3] 胡泳.限娛令、“微博公廁”與道德恐慌症[J].青年記者,2011(12).

[4] (美)戴維·波普諾著.李強等譯.社會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5] 王勇.“丑聞”不斷的傳播學分析[J].新聞記者,2007(5).

[6] 鄒威華,伏珊.王強.斯圖亞特·霍爾與“道德恐慌”理論[J].復旦外國語言文學論叢,2013(1).

[7] (英)安吉拉·默克羅比著.田曉菲譯.后現代主義與大眾文化[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