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日報》輿論引導的藝術性研究

摘 要：《新華日報》一直是中共中央聯系群眾、宣傳政治主張的重要平台。在“重慶談判”中，《新華日報》以獨有的表現形式和操作方式，在輿論引導工作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新華日報》冷靜應對國民黨黨報的圍攻，積極塑造和引導輿論，以突出的輿論引導藝術，即：實效性、權威性、開放性和靈活性相結合，成為了國共雙方輿論博弈中的佼佼者。

關鍵詞：新華日報﹔中共中央﹔重慶談判﹔輿論引導

一、引 言

《新華日報》一直是共產黨發表主張、宣傳思想、教育群眾的重要平台，被陸定一喻為“人民的報紙”[1]，所謂的“發表主張、宣傳思想、教育群眾”，其實質就是進行正確的輿論引導。在“重慶談判”中，《新華日報》將它的這一特性，發揮得淋漓盡致。優秀的新聞輿論引導藝術可以提高新聞的吸引力、感召力和說服力，讓受眾更易理解和接受。列寧說：“每個宣傳員和鼓動員的藝術就在於，用最有效的方式影響自己的聽眾，盡可能使某個言論對他們有更大的說服力，更容易領會，留下更鮮明更深刻的印象”[2]。抗戰勝利后的“重慶談判”,是國共雙方圍繞“軍政”和“憲政”所進行的一場尖銳復雜的輿論斗爭，在這場斗爭中，《新華日報》抓住了受眾的心理訴求，多方協調和引導輿論，用最有效的輿論引導藝術影響了自己的讀者，在國統區進行了積極主動、廣泛深入、強力有效的輿論引導。

二、時效性：把握傳播時機，從“准度”上引導輿論

把握好傳播時機，在輿論的臨界點上准確把握輿論方向，是輿論引導藝術中的關鍵。媒體必須審時度勢，輿論引導既要得力、又要得當，對於共振時的輿論，如果不是以防止共振作為引導目標，而是一味地去“統一思想”，則結果可能會出現“飛去來器效應”，造成與預期相反的輿論效應。因此，抓住時機，准確把握當前的輿論方向，對負面輿論進行適度干預，輿論引導效果會更佳。

1945年8月14日至23日，蔣介石在《中央日報》上連發三封電報邀請毛澤東來重慶談判。蔣介石以一種反攻為守、以退為進的方式給中共出了一個難題。國民黨《中央日報》《掃蕩報》等報紙在國統區大肆宣傳蔣介石的“真誠”與“大度”來誤導受眾。很多不明真相的報刊也跟著附和，當時的《大公報》針對蔣介石的“邀請”發表了社論，贊蔣介石“藹然誠坦，溢於言表”[3]。

由於蔣介石三封電報的突然出現，在有望和平談判的信息刺激下，公眾渴望和平建國的情緒在較短的時間內高漲，並且較為迅速地在國內外蔓延，輿論熱度持續升溫。在這個臨界點上，中共即《中央日報》在輿論引導中若稍有不慎，則后果不堪設想。顯然，在毛澤東來渝之前，《新華日報》在“邀毛談判”問題上中處於被動狀態。對於國民黨報系的高調宣傳，《新華日報》抓住了民眾渴望和平談判的“興奮點”和國共矛盾的“疑惑點”，堅決給予反擊。8月27日，《新華日報》刊載了《中共中央對目前時局的宣言》一文對國民黨提出“六項措施”的要求，堅決要求“和平、民主、團結”並表示“願意與國民黨和其他民主黨派求得協議” [4]，以此來澄清事實，解釋疑惑，疏導輿論，幫助民眾了解中共的政治主張和國民黨的真正意圖。

三、權威性：利用“意見領袖”，從“高度”上引導輿論

《新華日報》利用登載“意見領袖”和其他社會團體的發言和申明，通過“發言者”身份的權威性和影響力，去宣傳和帶動、去感染和引導，以二級傳播的方式營造輿論生態，不斷影響民間的輿論傾向，擴大自身的輿論影響力。

一方面，《新華日報》直接登載了黨中央的文件、毛澤東同志和周恩來同志的講話和黨的駐重慶代表團的發言，如1945年9月18日《周恩來在參政會上的講話》，積極宣傳中共的政治主張，利用權威發布引導輿論。另一方面，登載一些“意見領袖”和其他社會團體的發言和申明。如9月14日《中國第三黨領袖章伯鈞對目前時局發表談話》，通過章伯鈞的言論來透徹分析當前局勢，用理性呼喚真正民主化﹔9月28日，刊登了民主人士范增年的《國共談判之我見—致編者的信》，信中范先生熱忱地提出了“國共談判”的三點個人意見，觀點明確，影響頗大。除此之外，《新華日報》還先后刊登了很多有影響力的民間組織和社會團體的言論，如《成都文化界對時局的呼吁》《中國婦女聯誼會對時局宣言》《中國青年黨對目前時局發表主張》等[5]。通過對社會各黨派、團體和知名人士的意見進行報道，營造支持性輿論生態，強化輿論、擴大影響，更為廣泛地引導公眾輿論。

四、開放性：運用多種傳播技巧，從“廣度”上引導輿論

（一）靈活報道，因勢利導

《新華日報》在報道“重慶談判”這一大事件時，採用的是選擇性的報道，對於利於中共自身的正面輿論作突出報道，負面信息則作弱化報道。這與《中央日報》的“少報道或不報道”的回避政策不同。蔣介石邀毛澤東來渝談判的三封電報，《新華日報》放在了二版最下層最不顯眼的位置，用一欄標題或兩欄標題刊登，標題簡單。而卻針對蔣介石第二封電報“受降權”的問題，也是國共雙方談判前的直接矛盾，《新華日報》配發了社論，來揭示蔣介石的內戰陰謀。1945年8月22日，《蔣介石先生致電后》的社論被國民黨當局扣下，《新華日報》被迫開天窗，第二天以單頁的形式再隨報遞送。這一行為在當時引起了很多讀者的注意，反而起到了很好的輿論引導效果。

（二）採用組合報道，產生聯動效應

《新華日報》記者除了做好採編的工作外，還積極聯系業界多個好友及多家報紙作宣傳報道。如《大公報》彭子岡、《新民報》浦熙修和《大剛報》的王維冰等。8月29日毛澤東抵渝，這一天除重慶的《新華日報》《大公報》等多家報紙都報道了這一消息外，解放區的《解放日報》、成都的《華西晚報》等全國各地其他報紙都報道了這個令人興奮的消息，多地呼應，產生聯動效應。有些報刊還使用文體組合，除配發新聞外還發表社評，如《大公報》發表《毛澤東先生來了！》《新華日報》發表《迎毛澤東同志來渝》、《華西晚報》發表《毛澤東到了重慶》的社評，盛贊中共與國共談判的誠意和決心[5]。《新華日報》和其他媒體以文體組合、媒體聯動、區域整合的方式大肆報道這一消息，贏得輿論引導主動權，這讓有利於中共的正面輿論在短時間內高漲，給國民黨的輿論造勢一個沉重的打擊。

（三）積極與媒體對話，主動掌握話語權

毛澤東抵達重慶后，積極與媒體對話，多次召開記者會，回答記者疑問。《新華日報》配合毛澤東的行動，主動掌握話語權，先后發表了《對大公報記者的談話》《對合眾社記者的談話》《答路透社記者問》等文，積極宣傳中共對國共談判的誠心和信心，“和平、民主、團結”的政治主張和“軍政和憲政統一”的要求，主動讓國統區的民眾了解和接受中共的國是主張，佔領輿論主陣地，贏得主動權[5]。

五、貼近性：“參與式”理念，從“角度”上引導輿論

趨於一種“求近心理”，受眾在接收新聞信息時，地域接近、職業相近、心理相近等易使受眾產生一種共鳴的心理因素，產生趨同心理，更容易被說服。《新華日報》利用報紙的參與、交流的功能，在輿論引導中給受眾適當的參與權利、話語權利，在貼近性上拉近受眾與報紙的距離，通過溝通和交流聚合輿論指向，有效地發揮了引導輿論的作用，使輿論逐漸向中共一方靠攏。

1945年8月25日，《新華日報》刊登了《一群女工致毛澤東同志的信》，文中表達了一群女工對和平與團結的迫切渴望，以及對毛澤東的感謝和祝福﹔8月29日，刊登了胡其瑞、劉冠平等讀者關於《建立和平、團結民主的新中國，歡迎毛澤東先生》的來信﹔10月1日又刊登了《答讀者問》，向讀者闡述了共產黨對談判的誠意和國是主張﹔10月8日刊登了《農民的希望》，訴說了國統區的農民對國民黨官兵腐敗的痛恨，以及對解放區土地政策的向往等。這些來信登載后，報紙的可讀性和吸引力增強，也使得當時《新華日報》的銷量大增[6]。《新華日報》通過刊登讀者來信、回答讀者疑問的方式，從讀者的角度來分析、解釋國共兩黨的國是主張，以讀者易於理解和接受的角度和方式引導輿論，拉近讀者與報社的距離，增強讀者的身份認同感，贏得了國統區民眾的輿論支持，產生了良好的傳播效果。

六、結 語

“重慶談判”中，面對國民黨《中央日報》等報刊的輿論攻勢，中共黨刊《新華日報》按照新聞傳播規律，在新聞宣傳工作中把握時效性、權威性、開放性和貼近性，以爭取有利的輿論生態與社會力量，在與國民黨報系的角逐和博弈中佔了上風，贏得了人民大眾的輿論支持，“在國民黨統治區插上了一面紅旗”[7]。雖然《新華日報》在輿論引導中也存在政治性和主觀性過強的問題，但是面對“敵強我弱”的局面，絕地反擊，以靈活高超的輿論引導藝術給對手以沉重打擊。《新華日報》在“重慶談判”中的輿論引導藝術，為黨報輿論引導提供了借鑒價值和可靠經驗。（作者系重慶大學 新聞學院）

參考文獻：

[1] 新華日報編委會.新華日報的回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

[2]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編譯局編譯.列寧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3] 吳廷俊.評重慶談判期間《大公報》的立場[J].華中理工大學學報,1996(4).

[4] 張小滿.論重慶談判前后國共雙方的輿論宣傳[J].史學月刊,2001(6).

[5] 重慶談判資料[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6] 譚炳華.重慶談判期間中國共產黨的輿論策略與實踐[J].湘潭師范學院學報,1998(5).

[7] 韓辛茹.新華日報史[M].重慶:重慶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