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政府与大政府：互联网时代的全球政治【2】

美国以外的地方，舆论则较为一致。在香港，6月15日有20多个团体发起游行支援斯诺登，民调显示54%的受访者反对特区政府送返斯诺登，只有20%的受访者认为应该送返斯诺登。[8]2013年7月18日至22日，俄罗斯莱瓦达分析中心（Levada Center）完成的调查显示，15%的俄罗斯受访者表示非常支持斯诺登的曝光行为，36%的受访者称认可其行为，14%的受访者不认可斯诺登的做法，仅有3%的受访者表示完全反对，另有32%的受访者不置可否。[9]到了8月，俄罗斯调查机构再做调查，52%的受访者认为斯诺登希望使国际社会睁开双眼认识到“特殊服务”对公民隐私造成的威胁。[10]2013年11月8日，德国ARD电视台与《世界报》（Die Welt）联合调查显示，60%的德国民众视斯诺登为“英雄”。[11]

无政府与大政府

在舆论喧哗之下，实质性问题是无政府、适度政府与大政府三种政治构架的意识形态博弈。

斯诺登本人被视为一个满怀理想的无政府主义者，按照他的自述，“我愿意牺牲一切的原因是，良心上无法允许美国政府侵犯全球民众隐私、互联网自由……我的唯一动机是告知公众以保护他们的名义所做的事以及针对他们所做的事情。……我不希望生活在一个一言一行都被记录的世界里”。在这个意义上，他是阿桑奇等人的同路人，认为互联网应该是自由而开放的，国家不该有任何形式的监控。他们秉承的是早期黑客文化的无政府理念，在1996年约翰·P·巴洛（John Perry Barlow）撰写的《网络空间独立宣言》（A 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of Cyberspace）里，有这样充满激情的表述：“我们将在网络中创造一种心灵的文明，但愿她将比你们的政府此前所创造的世界更加人道和公正。”他们将互联网世界视为一个无须政府的自组织公民大会，强调精神自由和表达自由。

可是，纵然互联网在新生之际秉承早期黑客理念，信奉自由、分享、社会利益至上，充分展现出“E托邦”的理想性，或是说有着以公民社会代替政府政治的设想，但是随着权力与利益对于互联网的渗透，互联网不再是一厢情愿的虚拟的电子公民大会，它不过是现实世界的另一种复制。特别是1996年，美国将发展互联网确定为重要的国家战略，克林顿政府以建设“信息高速路”为借口，开始确立互联网的“美国中心”。特别是电子商务迅即展开之后，互联网不再是单纯的“公民论坛”和“信息分享平台”，也不再是法外之地。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委员会前主席威廉·J·米切尔（William J. Mitchell）这样解释互联网的物理关系、逻辑关系和经济关系：“在物理上，该系统是由计算机设备、铜线、同轴电缆、光纤、各种无线通信系统以及通讯卫星构成的一个复杂结构。在逻辑上，该系统是由一些已经被广泛接受的规范和协议结合在一起的。在经济上，该系统是由无数分布广泛的企业与管理机构共同创建的，这些企业和管理机构在该系统中有着不同的利害关系，并通过多种途径从中获利。”[12]当互联网上有了利益关系和利益冲突时，也就有了法律和政治介入的空间。

特别重要的是，互联网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秩序，而美国作为互联网的缔造者，具备明显的技术优势和资源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所谓的信息无国界，实质上是美国信息霸权的代名词。由于网络空间是新生事物，存在大量法理空白，这也为美国建立其互联网上的全球霸权提供了机会。

20世纪80年代以后，本是新自由主义畅行天下的时期，民众着迷于“守夜人”型的小政府，对于“大政府”本是避之唯恐不及。但是“9·11”之后，利用美国公众对于恐怖主义的恐怖，以及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利用美国民众对于无良资本的愤慨，美国政府的“强势监管”显露头角。从社会心态上看，“自由”让位于“安全”，“监管”胜于“风险”。如果说新自由主义的铭文是“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那么在风险社会中，人们也许会说“政府有问题，但是政府也能够解决问题”。“方法论国家主义”（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成了政治的现实主义选择。例如，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曾任奥巴马政府信息与规制事务办公室主任的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教授，在2008年的《助推》一书中提出了“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Libertarian Paternalism）概念，“自由主义”是指要保留人们选择的自由权，“温和的专制主义”则是指政府应该主动影响人们做决定的过程，以改善人们最终的决策。简而言之，“助推”也就是需要政府干预的修辞化版本，它为民主党人的“大政府”干预政策提供了合理性。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时代氛围，美国政府对互联网的全面监控在美国国内得到一些民众的“原谅”，“反恐”和“国家安全”成了其对内加强干预、对外增强霸权的借口。主流媒体讨论更多的并不是应不应该监控，而是应该将监控控制在什么程度上的问题。换言之，从现实政治的层面，“无政府”和“大政府”都不是最佳选择，适度政府才令人期待。斯诺登事件使人们对于互联网时代的全球政治有了深刻认识。概而言之，从中可以剥离出三重问题：

一是互联网的“族界国界性”。作为“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依然甚嚣尘上，以“反恐”为名的民族间与国家间的战争，使原来“平”的互联网上出现了族别政治和国别政治的天堑。而以“国家安全”为名的大范围数据贮藏和挖掘，对内能获得公民的一定理解，尽管这种方法可能侵犯了他国国民的人权。2013年3月12日，美国网络战司令部司令亚历山大在国会宣布，将新增40支网络部队，其中一部分部队将用于网络进攻，这标志着美国已经正式拉开网络战的帷幕。作为其他国家的合理反应，各国将更加努力地希望掌握互联网上的主动权。中国近期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可视为潮流中的必然选择。斯诺登事件之后，国际社会必然对“电子领土”或“信息疆域”有新的认识。

二是互联网的“帝国主义性”。资本日益绑架国家，发达国家从技术和资本层面掌握着互联网的经济命脉，并在网上以各种方式推广其意识形态，昔日有“社会利益派”和“电子商务派”的争执，目前看来还是美国式的电子商务派取胜，新资本的崛起与老资本的染指同时并存，资本的扩张与垄断依然是根本属性。以2013年全球IT排行榜来说，前十名中（苹果、谷歌、三星、微软、IBM、甲骨文、亚马逊、高通、思科、英特尔）中除了三星皆为美国公司。而在“棱镜门”中，它们大多采取了与政府合作的态度，共谋性可见一斑。

三是互联网时代新闻媒体的重要性。虽然纸质媒体面临危机，如斯诺登事件的几大合作媒体中，《卫报》的电子版订阅者已经超越了传统版读者数量，《纽约时报》转型成功以“收费墙”保障利润，《华盛顿邮报》转卖给亚马逊创始人，但是新闻业挖掘新闻、解释新闻的能力依然不容小觑。可见在大数据时代，优秀而独立的新闻媒体不仅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参考文献：

[1]Bill Keller and Alexander Star，Open Secret，Grove Press，2011.

[2]阿桑奇.阿桑奇自传[M].任海龙，常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3]唐逸如.斯诺登挑战网络空间旧秩序[J].社会观察，2013（8）.

[4]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6/19/c_124874607.htm.

[5]http：//www.usatoday.com/story/news/politics/2013/06/17/americans-say-snowden-should-be-prosecuted-for-nsa-leaks-in-usa-today-poll/2430583/.

[6]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3/07/05/edward-snowden-poll_n_3542931.html.

[7]http：//www.quinnipiac.edu/institutes-and-centers/polling-institute/national/release-detail?ReleaseID=1919.

[8]http：//news.xinhuanet.com/gangao/2013-06/17/c_124862676.htm.

[9]http：//www.forbes.com/sites/kenrapoza/2013/07/31/most-russians-like-ex-nsa-contractor-snowden/.

[10]http：//en.ria.ru/russia/20130815/182787687.html.

[11]http：//rt.com/news/germany-lose-trust-us-snowden-431/.

[12]威廉·J·米切尔.伊托邦：数字时代的城市生活[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