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政府与大政府：互联网时代的全球政治

【摘要】斯诺登事件是2013年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事件之一，围绕这一事件所发生的政治妥协、舆论分野和道德危机，使我们对于互联网时代的全球政治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斯诺登事件是一个媒体合作事件，是一个舆论分化事件，实质性问题是无政府、适度政府与大政府三种政治构架的意识形态博弈。此事件中，互联网的族界国界性、帝国主义性表露无遗，同时，大数据时代，优秀而独立的新闻媒体对于社会依然深具意义。

【关键词】斯诺登；棱镜门；大政府；民族国家；互联网政治

爱德华·约瑟夫·斯诺登（EdwardJ.Snowden），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前雇员，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技术承包人。2013年6月在香港将NSA关于“棱镜”（PRISM）监听项目的秘密文档披露给《卫报》和《华盛顿邮报》，随即遭到美国政府通缉。此后他与主流媒体合作，陆续披露大量美国政府实施全球监控的资料。8月获得俄罗斯为期一年的临时避难申请。11月据美国官员透露，斯诺登向媒体披露的文件多达20万份，其中不少文件的秘密级别为绝密，价值远高于维基解秘网站掌握的情报。显然，斯诺登事件是2013年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事件之一，围绕这一事件所发生的政治妥协、舆论分野和道德危机，使我们对于互联网时代的全球政治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一个媒体合作事件

斯诺登事件首先是一个与世界顶级媒体深度合作的事件。在“棱镜门”刚刚爆出不久，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曾向斯诺登提供帮助。目前我们无从得知这一帮助的深度和力度，但是随着时间发展，对于斯诺登“初出茅庐”的担忧已经烟消云散，这体现在他与媒体合作的持续性、选择发布时机的精准性、以主流媒体公信力带动网上舆论的策略性。

相比之下，阿桑奇初出茅庐时更像是互联网上的独行侠，他的维基解密立足于互联网世界，在早期全然依赖志愿小组的一己之力。这些网络侠客虽然有良好的网络技术，但是在挖掘海量数据，特别是报道和分析方面还不够专业。举例而言，使维基解密一举成名的视频《并行谋杀》（Collateral Murder），对驻伊美军直升机上拍摄的录像进行了剪辑，呈现美军在巴格达滥杀无辜，造成18人死亡，其中包含两名路透社记者的景象。而这段视频的制作时间有数月之久，做成以后也因为其“过度剪辑”而遭到一定程度的怀疑。因此，为了增加影响、寻求帮助，阿桑奇选择了与主流媒体合作，美国的《纽约时报》、英国的《卫报》、德国的《明镜》三大世界顶级新闻媒体是阿桑奇的合作伙伴。这支国际化“梦之队”包括《纽约时报》的执行主编比尔·凯利（Bill Keller）和资深军事记者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t）、《卫报》的“深度调查”编辑大卫·李（David Leigh）和《卫报》的调查记者尼克·戴维斯（Nick Davies）、《明镜》的葛茨（John Goetz）以及《纽约时报》内部的顶尖电脑高手们，他们按照新闻业的标准运作方式，确认信息源、核实真实性、分类海量信息、建立安全并易于检索的数据库、展开搜索、加以解读、对可能泄露军事机密的人名地名加以处理，除此之外，还有获得法律支持、与政府保持沟通等方面。最后三家媒体刊载出的《阿富汗战争日记》很有轰动性效应。[1]数个月后，法国《世界报》也加入这支队伍，它们共同发布了《伊拉克战争日记》。但是，由于这些顶级媒体只把阿桑奇视作“消息源”，且有许多规避风险——比如希望阿桑奇先行“泄露”媒体再予以跟进的做法，致使阿桑奇与这些媒体的合作越来越不愉快。尽管阿桑奇后来希望与全球超过60家媒体合作推进“美国外交密电”的发布，但是《纽约时报》等大报与他的矛盾已经难以弥合。[2]

2013年初，斯诺登与《卫报》博客撰稿人格伦·格林沃尔德（Glenn Greenwald）联系，后者为出版自由基金会理事会成员。6月5日，还是通过格林沃尔德，斯诺登正式向《卫报》披露“棱镜计划”。从此以后，《卫报》成为斯诺登最亲密的“伙伴”，格林沃尔德等人组成的团队负责甄别和筛选斯诺登提供的数据。虽然媒体后台的运作细节至今仍没有曝光，但是从系列重磅报道上可以看出，斯诺登与媒体的合作以稳健、持续、大范围的方式进行，既吸收了阿桑奇与媒体合作的经验，也更为成熟地规避了阿桑奇的“错误”，譬如对涉事人的缺乏保护以及对媒体的过高期待。

自2013年6月至11月，重要媒体重点报道的相关新闻如下：1.十多年来，NSA一直在系统性地影响加密标准，或者在商业加密软件的代码中安插后门，以便获得互联网用户的通信信息（《卫报》与《纽约时报》报道）；2.NSA有能力获取存储在智能手机上的大量信息，包括侵入iPhone的38项功能（《明镜》报道）；3.用于机密项目的526亿美元政府资金，2013年为108亿美元，包括雇用精英黑客团队即“获取特定情报行动组”（《华盛顿邮报》报道）；4.NSA监视项目包括巴西和墨西哥等友好国家的总统、联合国和欧盟等国际组织，在大使馆安装窃听器，入侵联合国视频会议系统（《卫报》报道）；5.NSA一年有2776起内部员工违规监控的事例，不仅监控外国，也包括收集和贮存美国人的信息（《卫报》报道）；6.NSA资助英国GCHQ的监视行动，三年提供1.5亿美元，后者能够利用跨大西洋海底光缆获取原始数据（《卫报》报道）；7.棱镜项目使NSA可以直接访问谷歌、苹果、Facebook、微软和其他公司的服务器，NSA还要求威瑞森电信（Verizon）提供3个月来所有美国用户的通信记录（《卫报》报道）；8.NSA的更大规模监控计划“X关键得分（Xkeyscore）”，涵盖网站信息、搜索和聊天记录等所有涉及隐私的网上信息；9.NSA代号为“特等舱”（Stateroom）的情报项目，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驻外大使馆秘密安装了监控设备，用于截听电子通讯信息，这4个国家还和新西兰共同签署了一份叫作“五眼”（FiveEyes）的情报共享协议（《明镜》报道）。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卫报》报道最早，但是其他主流媒体也纷纷介入报道。从数据上看，在2013年11月之前，有关斯诺登的新闻和评论，在《卫报》网站上有543篇，在《纽约时报》网站上有466篇，在《华盛顿邮报》网站上有656篇。与围绕阿桑奇的系列报道相比，媒体与斯诺登的合作更为直接，原因在于无论是《并行谋杀》《阿富汗战争日记》《伊拉克战争日记》还是《美国外交密电》，阿桑奇只是“二传手”，新闻源实为大兵曼宁（Bradley E. Manning），因此媒体在操作上有掣肘之处，斯诺登本人则为公开的第一信息源，方便了媒体的报道。而斯诺登的悄然离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哈瓦那航班”、40天谢列梅捷沃机场的等待，像一部跌宕起伏的影视大片，使斯诺登事件成为无可非议的媒介事件，也吸引了全世界媒体的关注，比起阿桑奇所掀起的媒体狂澜，可谓后来者居上。

总体而言，斯诺登选择与主流媒体合作，然后通过主流媒体辐射网络媒体，已经说明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深加工的能力依然是非专业工作者所不能及，而主流媒体已经纷纷移师互联网或是在互联网上开辟网站，尽管大报在经营方面遇到困难，可是其影响力并未动摇。斯诺登事件能够成为2013年最重要的国际事件之一，新闻媒体功莫大焉。

一个舆论分化的事件

随着斯诺登事件的发酵，国际社会对于以美国“棱镜计划”为首的、打着“反恐”和“国家安全”旗号的全民监控模式产生了深深的质疑，与此同时，诸多国家对斯诺登入境的婉拒则体现出国际政治的保守性和功利主义。更重要的是，人们意识到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不乏类似的监控计划，大数据时代的数据挖掘虽然已经开始，但是国家安全与个人隐私安全的平衡尚未达成，国家领土与电子疆域的权界尚未划定，黑客攻击与网络战争的边沿尚未厘清。国际舆论在斯诺登事件上的分化，体现出各种权力、利益和理念的纠葛。

斯诺登在逃亡过程中，先后向20余个国家提出避难申请。他最向往的是以保护互联网自由而著称的冰岛，同时，对作为“棱镜计划”“受害国”的西欧国家也满怀期待。但是，受制于美国的“盟友”身份，或不愿为斯诺登这样一个“非国家行为体”影响国际关系，明确拒绝斯诺登避难申请的国家有法国、德国、芬兰、挪威、巴西、印度、波兰、西班牙、瑞士。借口需在领土上提交申请的国家从而婉拒的，包含奥地利、冰岛、意大利、爱尔兰、荷兰。厄瓜多尔是第一个表示有意接受斯诺登政治避难的国家，2012年，也正是厄瓜多尔给了阿桑奇政治庇护，但是在接到美国副总统拜登打来的电话后，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迅即转向。7月3日，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4个国家拒绝可能给斯诺登提供政治庇护的玻利维亚总统专机过境和降落，从而致使该专机迫降奥地利。奥地利警方登机检查，有损国家元首本应享有的尊荣、特权和豁免权，因此激起南美国家的一致谴责。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玻利维亚等素来与美国不睦的几个拉美国家表示愿意向斯诺登提供政治庇护。耐人寻味的是，即便在10月斯诺登爆出美国长期监听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手机，一时舆论哗然，也并未使德国接纳斯诺登，更未导致德美决裂。

在斯诺登的主观意图上，可能希望借爆出棱镜计划，瓦解盟国对美国的信任，甚至让“受害国”联合起来反美。但是，美国是超级大国，政治议价的能力非常之强，如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沈逸博士所指出的，主权国家之间讨价还价以及相互外交关系，比他想象的复杂得多。[3]此外，正如俄罗斯总统普京“无意”中流露的，这类监控各国皆有，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信息间谍手段并不鲜见，只是不太为公众所知而已。斯诺登事件使美国处于“网络监听道德危机”之中，主要是因为美国在互联网自由方面的“言行不一”。从20世纪80年代“解除管制”的风潮，到90年代“信息高速公路”，再到2010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发表关于“互联网自由”的演讲，美国一贯高调地对外宣扬取消网络管制、促进信息的自由流动，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美国一直以其强大的技术实力和经济实力，在互联网上暗暗充当“国际警察”。早在斯诺登事件之前，2012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官员威廉姆?宾尼向媒体披露了“9·11”之后美国实施的“星际风”计划，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星际风”被拆分为4个项目，“棱镜”用于互联网信息截取，“核子”用于截获电话通讯内容和关键信息，“主干道”以电话监听为主，“码头”以互联网监视为主，后二者更依赖于元数据。[4]面对斯诺登的“泄密”，奥巴马政府给出的大规模监视理由有两个：一为反恐，二为国家安全。

总体上看，美国国内的舆论处于胶着状态，以至于各个调查机构对民意一测再测。2013年6月12日-16日，由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和《今日美国》（U.S Today）联合完成的调查显示，44%的公众认为披露此类国家安全局的监听信息损害了国家的利益，49%的公众认为这是服务于国家利益的。[5]2013年6月17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民意研究公司（ORC）发布的一项联合调查则显示，过半美国民众不同意斯诺登的泄密行动。52%不同意他的作为，44%同意，其中，54%回应指出，美国政府应引渡斯诺登回美受审。2013年7月5日，《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与英国Yougov民调机构联合进行的比较调查显示，38%的美国人认为斯诺登做得不对，33%的美国人认为他做得对，29%的美国人的回答是不确定。[6]2013年7月10日，美国昆宁佩克（Quinnipiac）的全国调查则指出，55%的美国人认为斯诺登是“泄密者”，只有34%的美国人认为斯诺登是“叛国者”。[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