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众传媒对弱势群体的偏见和歧视
社会心理学研究认为: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如下:刻板印象指的是对人的固定思维方式,不考虑任何的个体差异。刻板印象有可能是由正面的特征组成,但当对某些社会团体的刻板印象是一些比较消极的特征时,这些刻板印象可能会成为偏见和歧视的基础。偏见是一种负面态度,歧视是一种负面行为[2]。弱势群体在媒介构建的世界中被继续“弱化”和“边缘化”,从而形成了负面的“刻板印象”,引起一定程度的偏见和歧视。
有关传媒的性别歧视和残疾人歧视方面的研究,本人曾有专门的文章论述,这里不再重复[3,4]。现以弱势群体之一的农民工为例作分析。在我国,共有2亿多农民工个体,但不是所有的农民工素质都很差,都表现的行为;相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遵纪守法的公民。但大众传媒中的他们经常是邋遢、低素质、没有诚信、破坏社会安全稳定负面的刻板印象,如各种农民工的“临时夫妻”、讨要工资以跳楼相要挟之类的报道,面对不公正的报道,他们却没能力出来抗议和辩驳,进一步强化了城市居民对外来的农民工的偏见,进而更形成了歧视行为。有代表的极端的例子,我们不妨看着一则新闻:“日前,湖北武汉市汉口三金潭小区一处厕所围墙上,惊现一行红色大字,‘外来民工禁止入内,违者罚款二百’。据修建这个厕所的业主解释,因为这一带外来农民工较多,常来这里上厕所,把厕所卫生弄得很脏,所以才写下这样的告示。[5]”
(三)弱势群体被“他者化”、“被消费”
媒体聚焦于弱势群体,夸大其词,好心办错事的想象,屡出不穷。传媒报道弱势群体的角度很多是站在社会主流人群的角度来考虑,抱着可怜甚至猎奇的态度来“消费”这种新奇的元素。例如,2010年的社会焦点之一“犀利哥”就遭受了这样的境遇。他的确因为媒体的报道引来了广泛的关注,但是更多地大众饭后的谈资。又如一些遭受性侵的女性,因为媒体的过度介入,使她们的隐私暴露无遗。
有关弱势群体的报道的主体应该是弱势群体自身,而不是政府部门或者有关专家;他们的经历、体验以及思想观点应是媒体报道的重点。但是我们的媒体报道常常把弱势群体作为配角,作为显示媒体人文关怀以及政府关心百姓疾苦政绩的对象。即使是充满人文精神的《南方周末》,其对农民工的话语建构,亦主要通过文化或政治精英来“代农民工立言”。众多关于农民工议题的新闻报道中充斥着政府、官员和专家的叙述和论断,农民工的声音却难以通过媒介表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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